自1962年我开始研究《红楼梦》，至今已经四十个年头了。从一无所知到弄清《红楼》内幕，识曹雪芹和孔梅溪生平，学会“反照风月宝鉴”，解得红楼神话、诗词谜语及文章纲目、矛盾破绽的意义止，总共用了不过三四个月的时间；而将这些研究结果发表出来却用了整整三四十年的时间。深感发现真理是容易的，而发表真理却困难百倍。
如果说在考证《红楼梦》本身即是错误的，“拥林反薛”已被提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高度的那一历史阶段，我的这些“深受某一派红学家影响”的研究成果，尤其公然认为钗、黛原是一人的观点不被接受，因而也不得发表，原是不足为怪的话，那么，到了“重点转移”，“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包括胡适的专著都在公开出版发行并颇受重视的历史时代，一些“红学界”的先生们仍然继续排斥这些发现，其原因就实在令人费解了。
现在书稿能够出版面世，自然首先要感谢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他在“双目皆坏，稿积如山”，“事如山积，绪如麻乱”，不知休息地日夜研著的情况下，仍然抽出宝贵时间，给了我一个素不相识的“界外人”，那么多的指导和鼓励。这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在周先生八十华诞暨研红五十周年纪念大会，周先生红学精品首发式上，那么多人站出来由衷地向周先生祝贺，良不偶然。可以坦然地说：没有周先生就没有中国红学。拙著本身又是一例。
陕西省魏徵研究会会长吕效祖先生，也七十大多了。他在研著对党和国家意义极为重大的历史经验教训：研究大唐名相魏徵及“贞观之治”对今日的借鉴启示作用的同时，对我这样一个渺小的、一生无所作为的小人物的红楼梦研究或曹雪芹及其爱人孔梅溪一生情史的研究著述，仍然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鼓励，不但看了拙文，还著文推荐；对我后来逐渐为一些编者学人高看，陆续发表了一些小文亦大有关系。这是应该深深感谢的。
还有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河北省曹雪芹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畅先生，在看了《红楼》拙文：《为周先生一辩》后，主动赐书联系，给了我多方面的帮助和启迪。《评〈大争论大收获〉》便是刊在他主编的《曹雪芹祖籍论辑》上；《不废江河万古流》等也是在他们研究会主办的《红楼梦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散发的；有的还是在他的启示下写成的。这里特别致谢了。
再有，我的同学赵子言、万文曼诸同志，都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了我许多帮助和支援，正是他们的督促和支持，才有了今日文稿的付梓。他们的高情厚谊，我将铭记心中。
当然还要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周鹏飞先生、吴秉辉先生和责任编辑张玉霞女士，没有他们不嫌作者卑微，不弃拙文浅陋而给予编排出版，拙著是不可能问世的。一切为此书出版贡献过心力的朋友和同志，我在此一并致谢了！特别编校为我改正了大量错别字和标点符号及欠通的句子，使本书不至于贻笑大方，实实是不能不深深感谢的。也不能不说。
这里发表的都是我80年代后写的文章。除了评冯其庸先生的《论甲戌本“凡例”》及对郭豫适先生的《拟曹雪芹答客问》的意见两篇文章被《集刊》编委会藏匿不还外，几乎都在这里了。虽然在红学方面或许有些意义，但面对时代、祖国和人民，还是深感惭愧的。
书分上、下两部，上部《观点》是我四十年辛勤研究的成果，也是我奉献给广大读者的一分薄礼；下部《争鸣》原非我愿，鉴于目前红学现状，不得已而为之——知我罪我其听之矣。
小女阎华建议我“面向大众，面向青年”，“先提出问题造成悬念才会有人看”，我采纳了。因而有了前面的“寄语”，内容简介也改变了。女婿杨斌也参与了下部修改。愿后来者居上。
阎肃林写于陕西总队家属楼
1999月1日至2003年5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