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崇武镇获得中央电视台授予的“中国魅力乡土民风名镇”称号。这里还有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要要惠女服饰。
崇武地小而又人口稠密。不同时期，来自不同地方、以不同的身份、带着不同文化意识的人，汇集于此，繁衍生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古镇既保留了古闽越文化的根基，又融入海洋文化、兵戎文化等诸多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这里的民风习俗，在闽南文化大范畴下，同中存异，形成一定的特色风貌。
在现代文明潮流汹涌澎湃地冲刷下，崇武镇历史形成的习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仍被沿用。传统民俗文化在这里焕发光彩，产生巨大魅力。
服饰特点与演变
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福建摄影家协会主席张宇曾说院“惠女风情曾风靡全国摄影界。耶去福建没有拍摄惠安女就不算到福建爷这是当年我国摄影界的口头禅。惠女风情是福建省摄影界推出的第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这道风景线充分展示了惠安女的勤劳朴实，勇于拼搏的风采。”
聚居崇武镇的惠安女已作为福建省的“形象大使”名扬中外。她们的服饰一般为黄斗笠、花头巾、银腰带、短上衣、宽筒裤，配以精巧艳丽的头饰，俚语称之为：封建头、民主肚、节约衣、浪费裤。惠安女的奇特风情，给古城风光增添了几分魅力。惠安女不仅有美丽的外表，更以勤劳贤惠而著称。
崇武城郊区的妇女，直至改革开放前还保留着一些与城区妇女不同的习俗，如：结婚前在两门牙镶上金膜、刺花纹图案于手臂上、历来都为天足（俗称粗脚）等。据考这些都可能是古闽越人的习俗遗存。惠安女现象早年最突出表现是“长住娘家”婚俗及特别的服饰。
崇武镇古城郊区妇女的服饰，确实有其奇特之处，反映了一种生活追求与审美观念。百多年来，这种服饰在形式上不断衍变，但其发展规律和轨迹以及风格内涵，依然一脉相承。现在惠安女服饰已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衣服样式惠女服装都是妇女自己手工缝制，其基调与汉式相同，上衣右衽挖襟，裤子更完全一样，只是裤筒较宽。清代流行新婚时在窄短的袖管接一段较宽的，用来提起遮脸进洞房，婚后即翻挽上去缝固定，称“接袖衫”。清末民国初，渔业工匠业收入较好，女人也更注重装饰，上衣去掉接袖而增加很多“缀做”，胸前及背部中线左右各缀上两块约六寸方形的鲜艳色布，方布四边又镶上三角形色布，领围、领根及袖口缀上有图案的色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批青年妇女离开家乡参加机场、水库的建设，后来又都投入集体农业耕作及其他生业，劳动十分紧张。于是上衣去掉那些繁杂的镶缀，不再全用黑色、蓝色布，而采取上下两截不同颜色的布缝接，虽简化却保持鲜艳。为适应劳动环境，衣身和袖管的长度及胸围的宽度都逐渐收缩，而把下摆弧度加大展示腰部装饰，成为既显曲线又露肚皮的所谓“节约衫”。
惠女服饰早年还有一些附件：上身贴身穿短小无袖紧束胸衣，称“五寸”。冬季上身外加前短后长、上下部不同色布拼接的无袖夹胛，称“贴背”。出门时青年人腰间系由两片迭褶黑布缝成的“百褶短裙”；中老年人腰扎巾带绣花加浅红色绒线束须尾的“腰巾”。
头部妆饰这是最能体现惠女服饰的特别之处。清代，崇武城郊年轻妇女婚后盛妆时梳“大头髻”。这种发髻梳法复杂，髻上银饰物有10多种20多件，还配上各式绒扎花；髻上加戴个布面的棚状遮盖，棚顶后部耸起两个尖角；棚与髻之间扎一条5尺长的黑色丝巾，从两边向背后垂至衣沿。这种头饰庄重美观，但又是沉重的负担。平时，未婚女孩只梳长辫盘在头上夹一朵绒线红花，婚后妇女回到娘家就与中年妇女一样，把头发梳理褶拢在脑后，称“褶贝只”，上面盖一方形双层黑色布做的头罩，称“黑头篷”，用于御风沙和遮脸孔。
民国时期曾宣传发动甚至强令剪掉“大头髻”改梳“圆头”，但效果甚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民主气氛下，“大头髻”自觉改除。然而，脱离孩童时期后的年轻女人脸孔不愿让男人看到的观念尚在，加上抵御风沙及日晒的需要，她们开始像邻近地区的妇女那样，也以包头巾戴斗笠取代过去的“棚遮”和“头篷”。所不同的是，她们不把这些单纯作为用具，而赋予更多的装饰，也就显出一种特别的风韵。
至于那特别显眼的“银裤链”，最早出现于清代末年。其时崇武城郊大岞村的渔民常到南部渔场生产，船就停靠厦门港，也学习厦门青年渔民裤头扎银链。男青年渔民扎，家境较好的妇女也扎。随后又由大岞村传播到其他村。1950年后，青年渔民都改穿中山装，银裤链成为妇女专用品，改革开放后更成为结婚必备的嫁妆及显示富裕的装饰物。
惠女服饰早年的式样跟我国西南部一些少数民族服饰的样式近似，应是古闽越族的遗存痕迹。但是惠安女生活在惠安东部这个特殊的自然和经济环境中，其服饰变化却是急剧的，尤其是当代几十年，外来的影响更是十分明显。
此外，崇武渔民也形成一些特殊的服饰。出海穿的上衣掩胸为左衽，因海上摇橹乃右侧迎风。还有一种特制的裤，裤筒宽大似两只灯笼，裤头叠成很多皱褶，缝出各种图案，裤头布还有花纹，称“笼裤”，很实用。其花纹装饰可能是缝制的女人为显示手艺加上去的。
婚俗及“长住娘家”
崇武镇不论城区或郊区，婚礼历来都依照汉民族的六礼：1.纳采即提亲；2.问名即合八字；3.纳吉即送订金；4.纳征即送聘金大礼；5.请期即择定结婚日子；6.迎新。这一过程，虽然城区与郊区、富户书香门第与劳工穷苦之家，在具体细节上有一些差别，但大礼节是一样的。
崇武镇郊区（包括整个惠安县东部地区）早年存在一种妇女婚后长期住在娘家（人类学界称之为“不落夫家”）的习俗。这一文化现象引起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
崇武地区的“长住娘家”不同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坐家俗”，这里没有具体制度约束；也不同于广东番禺、顺德地区的“自梳女”，不像她们是独身主义者。这里“长住娘家”的具体表现是，结婚第三天清晨，新娘向亲人敬茶相见后即回娘家，称“返厝”。当晚回夫家。此后几天中又有“大重行”、“小重行”两次往返，然后才长住在娘家。但每年春节、元宵、清明、中元、冬至等节日必回到夫家住一两天，大农忙时也会到夫家干活。“长住娘家”时间不一，有三五年的，也有十几年的，一般在生育后即长住夫家。这种现象是有其客观原因的。一个生来没离开过娘家的女孩子，突然来到一个陌生环境，生活必然极不习惯。再加上丈夫长年外出，女的回娘家后不想返回夫家，夫家也不好强要她回来，实是常理。
对还长住娘家的妇女，俗称“不欠债”，意思是还没来承担起家庭的重任。长住到夫家后即称为“相欠债”，意为已承担起家庭的担子。由此可知，女人结婚后拒绝与丈夫发生性行为，除了对两性关系的无知和误解外，更主要的还是为了避免早怀孕生育早承担家庭的重任。但是这里妇女传宗接代的责任感和对男人（丈夫和儿子）的依赖感又是很强烈的。婚后长时间没怀孕，女人自己会感到着急，长辈则会抱养个孩子来让媳妇住到夫家。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林惠祥认为，长住娘家习俗乃起源于母系制向父系制转变时期，是一种过渡形式。此后他的学生延承了这一观点，又进一步推断，认为这是古闽越族遗留下来的习俗。至于为什么会长期沿袭下来，则有各种解释。另一些学者却认为，上述观点只是一种推测，缺乏可靠的依据。他们侧重从功能方面作解释，认为这是现实生活中“一个能照顾到多方面利益与需要的办法”，因此无须大惊小怪。
崇武镇郊区现有20多个姓氏宗族，其祖先除峰上村的李姓（现20多户）外，全是崇武建城后才入住的。先人绝大多数是单身男人或当兵或谋生来这里、后来与这里的女人结婚成家而定居繁衍。再从族谱记载还可以看到，外来的男子被招赘为婿（不改姓）或收养为子（改姓）或与寡妇成家的不少，这些男子开始都住妻子家，很久后才自立。郊区的这些村庄初期几乎都是这样形成的。这种“从妻居”现象或许对妇女长住娘家习俗起过一定影响。
纵观历史，崇武镇郊区妇女长住娘家习俗，先天的形成原就不够成熟，后天的延续力也就不很强大。改革开放后，崇武地区对外交往频繁了，经济发达了，教育普及了，文化繁荣了，社会进步了，固守了千百年的长住娘家旧习俗，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生育习俗及妇女社会地位
崇武地区具有特殊的生业结构，形成特殊的男女分工形式，从而使男女经济地位呈现巨大的差距。妇女承担了全部农耕及家务活，经济收入却微不足道，由此自卑感也特别严重。
重男轻女观念，在生育习俗上反映突出。生下男孩即在家门口放鞭炮庆贺；头胎男孩生下第14天要以煮半熟的大米拌花生油、酱油、青葱向娘家“报生”；满月时给亲戚好友送鸡蛋、“红龟”，并宴请娘家女眷；男性婴儿周岁时举行“度岁”仪式，从婴儿的兴趣推断他的前程。所有这些都没有女孩子的份。此外，生个女孩的起名叫“也好”，有的则授名为“招弟”。
在普通劳动人家，妇女并没有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自古以来，这里多数家庭都是亲密和谐夫妻相互疼爱相互理解相互关照的。男人只顾挣钱交给女人掌管，家庭大事也由女人主宰，女人则尽心尽意照顾男人。这在民俗上也有反映。女人生孩子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一定要宴请其娘家，请的也是女眷。新婚宴请客人，最主要的是“伴房”桌，请的也是女客，且菜肴特别丰盛。这些都显示了对妇女的尊重。
崇武镇尤其是郊区，早年妇女存在很沉重的自卑观念。她们总认为，自己是不会赚钱的人，不能跟会赚钱的男人比。她们只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丈夫和儿子身上，遇到好的可以依靠男人风光，遇到不好的只得认命忍受。这种观念铸造了她们吃苦耐劳、默默奉献的贤惠美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惠安妇女打开了千年锁链。崇武镇郊区妇女在改造穷山恶水和守卫海防中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其时经济基础尚未全改变，妇女劳动收入仍极低。广大妇女尚未意识到自己的能量，不敢去冲破那旧传统习惯的束缚。
改革开放的大潮，使崇武镇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出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也为妇女彻底挣脱千年枷锁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1993年以后，全镇有1.6万多名妇女活跃在经济建设的各个主战场上。2006年增至2万多人，占总劳动力的50.8%。其中，乡镇工业企业员工8000多人（在机制石材企业操作机械的技术工2000人左右），参与主持企业经营的400多人，由妇女主办的生产专业户2000多户。在经济发展中，妇女的作用已不亚于男人。
崇武镇特别是郊区，早年女人没有上学的权利。民国二十四年（1935）统计，城区5267名妇女中识字的只有75人，郊区几乎没有。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学龄以上人口49261人中未达小学毕业的23319人，绝大部分是妇女。文化程度低是妇女自卑的重要原因。此后，崇武镇实施“科教兴镇”战略，1985年实现了基本普及小学教育及基本扫除青壮年的文盲，1995年又基本普及了初中教育。如今崇武镇郊区的女子已不是无权上学读书，而是像其他地区的女孩子一样，力争上高中进大学。目前全镇乡村基层政权及企业的在业妇女，参加农村函授大学学习的有220人。2006年统计，全镇获“女农民技术员”称号的有76人。
妇女经济实力和文化程度的全面提高，进一步催促她们思想的觉醒及社会地位的改变，升华了她们的精神境界。如今，崇武地区的妇女们在实践中找到自身的价值，对生活充满自信，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婚姻自主，自由恋爱；婚前亲密交往，婚后感情和谐；晚婚晚育，优生优育。一心扑在事业上，多为社会做贡献。这些已是现在崇武地区青年妇女的普遍追求，成为新的生活潮流。妇女的创造力得到全面释放。改革开放初被外人指责为愚昧落后的崇武镇，2005年被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命名为“全国文明村镇”，乃泉州市第一个。在开展精神文明建设中，不论是大力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深入推行计生基本国策，还是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快科教文卫达标建设等方面，妇女都起着关键的作用。全镇有全国“三八红旗手”1名，省“三八红旗手”2名，大岞海防哨所女民兵班被授为“全国基层民兵预备役工作先进单位”，镇妇联会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省妇女两个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省妇女双学双比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崇武镇的妇女工作展现出生机勃发、振奋前进的新面貌。古老的习俗、沉重的叹息，都已成为历史。远的回声。她们正满怀信心去拥抱新世界的灿烂霞光，成为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创造辉煌业绩的时代主人。
有关海的习俗
这里传承的“祭海”、“献金”、“开海门”、“迎亲”等一些民俗活动，既有中原古老文化的遗风，又是海洋冒险生活的反映，充分体现了中原文化、屯兵文化和海洋文化的融合共生，同时也培养了崇武人爽朗、豪迈、勇敢、拼搏的性格。
崇武人自古以海为田，渔捞、航运业历史悠久。明代由于众多军人及其后裔转化介入，更是十分发达，捕捞海域广阔，航运线路漫长。海上生业的不稳定性及高危险性，加上地处战略要塞，历经烽火硝烟、刀光剑影的陶冶磨炼，崇武人形成一种复杂的性格和心理素质，在很多民间习俗中有突出反映。
造船与用船船是海上生活者的家，战士赖其抗击敌人，渔人靠其操作谋生。崇武在明初就辟有船场造船。人们对造船就如建住宅一样重视，既从实际出发不断研究加固船体的措施，探讨改进船形以提高航速，更时时寄托于神灵祈求平安顺利。由此形成几种至今沿承的习俗，包括造船过程中的几个重要环节，即：竖“龙骨”，船底部支撑整个船体的脊骨，就如住宅的基础；钉“头巾”，在船头钉上红巾，如住宅上中梁挂红布；安“龙目”，在船头两侧装上“眼球”，让船只能眼观四方。人们认为这都事关安全生产，因此都要择定吉日，届时摆果盒烧香礼祀海神。
新船下水和首次投产也是关键环节。人们认为这更关系到船使用中能否让事业兴旺发达。因此都要到妈祖庙或关帝庙“卜杯”（掷珓）择日，以显慎重。届时先举行敬祀仪式，而后燃放鞭炮。大岞村人还要先抬妈祖神像祀奉3天。船只每次大修之后，也要似新船投入使用时那样隆重礼祀。
出港与入澳崇武镇至今每年都按渔船作业类型各评选3艘先进船只，奖励用红布制成的大龙旗。渔民对此极重视，得奖渔船热闹迎回大旗，宴客祝贺，节日时高挂红旗，展显威风。
此举源于清代中期。每年浙江舟山冬汛结束，当地政府即以大龙旗奖励夺魁渔船，结果都是崇武渔船获奖。其时，每当鱼汛到来（阴历九月），崇武数十号大渔船集结北上，按名次列队出港，红旗飘扬，浩浩荡荡。鱼汛结束（阴历十二月）又集结返航，按新评名次列队进港。此俗大大激励了生产积极性，后来本地渔场生产的“网仔”、“钓艚”，鱼行家也仿效。
与此相关的还有“开海门”及“关海门”习俗。当年崇武渔船北上，先在天后宫掷珓择日，届时由前汛夺魁船载黑脸妈祖神像先出航，余者随后。所谓“开海门”仪式是在浙江坎门澳集结投产时举行的。先在带去的妈祖神像前掷珓，择定日子及“先锋船”。出海时“先锋船”领头，余者随后，献金鸣炮冲出澳口的虎仔屿门。这种气氛给人战胜海洋的勇气。鱼汛结束船队回崇武，最后一艘入港称“关海门”，早年在外地生产中出事故的船应担此任。
在本地海区生产的渔船，春节前都休海。1953年恢复北上“冬海”，汛期也改在春节前结束，春季在闽中或闽南渔场生产，“开海门”习俗也在这里出现。这时没有集体到庙里掷珓的行动，春节过后各船自己择定出海日子。届时如果天气不宜出海，即以移动泊位代之。20世纪90年代，渔船都实行多种作业兼作，全年生产，安全设施加强，此俗自然削弱而至消失。
海上与陆上海上生活使人们产生一种“同舟共济”的观念。船只在海面上从不会见死不救，发现他人有难，冒再大风险也要救助，否则过后会于心不安。海上遇到浮尸则称之为“好兄弟”，必打捞回港安葬，甚至在船上设神位奉祀。网到人骨或怪样鱼骨，也要回港迎祀于“头目公宫”。
大渔船及航运船，都设置神龛，奉祀妈祖或其他神像，天天上香以求保佑。航运船到港卸货完举行“洗仓”仪式，装满货后举行“满仓”仪式。届时船主要备办三牲菜肴在船上敬祀，称“烧服”，并以此犒劳众船员。各类大小船只，一年中还有几次“补船运”，办菜肴到天后宫、关帝庙敬祀，并宴请船员，人们说：“既敬神，也敬人。”依靠神威增进凝聚力。
阴历十月十二日要普度海上游魂，称“水普”，极受崇武人重视。早年祭祀仪式在崇武港口的万善爷宫及靠近后海湾的无祀宫举行，摆宴席、开道场、演大戏，3天3夜，十分隆重。如今家家仍在大门口设宴敬祀。这是民间的“祭海”活动。早年还有官祭。据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林瑞撰的《本所厉坛序》载，明代后期，每年春秋两季，都指挥到崇武，“率千百户暨绅耆临坛致祭，神得所依，无复为厉矣”。2004年9月18日夜晚，泉州市在崇武海边举行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的“仿古祭海”仪式，其录像还在中央电视台播放。
岁时节日习俗
崇武镇跟其他汉民族地区一样，一年中有8个传统民俗节日，但重视程度有所不同。民谚说：“过多少清明、七月半，何差个中秋、五月节。”这显示了强烈的祖宗崇拜理念。
崇武人对各地汉人极重视的中秋节和端午节看得很淡薄。虽然志载中秋节时“人人浮樽赏月，挂点高灯为乐”，但那只出现于少数诗礼之家，普通百姓只在中午到祖厅敬祀祖先，早年也没吃月饼。端午节明代曾有赛龙舟，可是地点不选在五月时风静浪平的后海湾，而是在东南风激起滔滔巨浪的崇武港外港池，明末出过大事故，以后就不再举办了。
崇武人极重视的是清明节及中元节。志载，清明节扫墓乃“最切紧事”，俗话则说：“清明没回家无祖。”崇武男人多长年外出谋生，清明节都尽可能回家参加祭扫祖坟活动。志载，中元节的活动是“家盛馔祭祀祖先”，由此外出者也都争取回家来。近些年传统节日活动已淡化，唯独保留着敬祀祖先之举。这种认祖归宗的意识在日常生活中反映极广泛。
早年，崇武镇岁时节日奢侈之风甚盛，节日里民间娱乐活动形式也多种多样。其中最突出的是上元节。志载，上元节时，“各家内外张灯，老少作乐。或庆大有之年，则官民同乐，大结鳌山、星桥、火树桥，达呼四境。题诗联者半雅半俗，呼夜醉者东倒西颠。随生意，穷伎俩，以取欢谑，通宵达旦而后止”。在众多民间娱乐生活中，最具特色的是：
扛活佛此与台湾的“烧韩单爷”相似又有很大差别。“韩单爷”是欺压民众的恶人，“活佛”是驱鬼逐疫的神。活佛由一青年男子充任，穿短裤，裸上身，手执松枝，站在用大木板扎成的平台上（称轿），由人抬着四处巡游。所到之处人们纷纷向活佛身上投点燃的鞭炮。活佛则边挥舞松枝扫掉鞭炮，边喊“弟子无炮”激励大家再投。一夜之间，全城轰动，燃放的鞭炮难以数计，十分壮观。如此粗犷的活动，让男青年表露自己，大出风头。
献金崇武历来有“献金”习俗。“金”即为锣，“献”是一种祭祀仪式。古时官员出门有“鸣锣开道”，作战指挥有“鸣金收兵”。崇武的“鸣锣献金”却是一种独特的民俗娱乐活动形式。1991年崇武镇组织数十名渔民献金队，参加泉州元宵夜踩街游行，其粗犷雄浑的表演气势，受到海内外嘉宾的称赞和文化界的关注。
“献金”的敲打节奏极明快。其锣声步步紧扣人们的心弦，使豪情旺气凝聚上升到最高峰而迸发出力量的火花；当锣声戛然而止时，却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真可以起到鼓舞斗志的作用，自然受到征风战浪的渔船民的喜爱。
烧棕蓑娘此即别地的“迎紫姑”，但崇武也别具特色。据说这是一位心灵手巧但只有一条腿的妇人。上元节这里常下雨，妇女穿着用粽片编织的蓑衣，故称棕蓑娘。参加活动的是10岁左右的女孩，三五个结伴或十几人成群，入夜后拿着自制的小红绣鞋，一起到邻近的厕所处把棕蓑娘背回屋里，围一圈，摆出小菜，口念歌谣（内容是请棕蓑娘传授手艺）。然后把鞋烧了用纸箔包好拿去塞在厕所墙石缝里，第3天早上各人取回看是什么颜色。这是一种寓教育于娱乐的活动，是对未婚少女很好的生活教育和训练。
崇武的传统节日活动，还有一些与军事有关。阴历正月初五，崇武人要敬祀祖先，称“吃大顿”。据传明朝时，春节之前倭寇突然来犯，居民全都外逃。倭贼退去人们返回时，大年初一已过，于是有人发起在初五这一天补敬祀祖先，后来就形成了这个习俗。
崇武人敬祀祖先时要摆上几小碗干饭，有5碗的也有7碗的。5碗的表示祖先是来自泉州本府5个县范围内的；7碗的表示祖先是来自漳州府7个县范围内的，则是属于军户。
崇武人普遍有结拜现象。早年，男人结拜会举行仪式，近几十年已没有，只称“做堆”。女子不称结拜，只称“姐妹伴”。一群群人从年轻到终老，亲密互助。此乃在长期战争环境和艰苦的生活中相互依赖观念的反映。
有关工匠的习俗
崇武镇在明代手工业者就很多，队伍最庞大的是由大木、泥水、晟石组成的建筑业。工匠多了就产生竞争，由此而推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崇武人历来自称有“琴棋书画拳头烧酒曲”七绝。前四绝毕竟较高雅，“绝”者不多。后三绝却具有极广泛的群众性，尤其深入于底层的劳动者之中。
崇武的手工业，历来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承，个体经营。从清代的文献及口碑资料可知，此时闽南及台湾一带，兴起一股建筑热潮，崇武的建筑工匠有了大显身手之机，很快摆脱个体单干小打小闹的局面，形成一定的队伍活动，工匠的特有习性更加明显。
清代，崇武人进入手工业队伍之前，都上过塾馆疏通文字。学手艺的同时还要习武以增强身体素质及防身，练喝酒以显示豪放的人生态度，学唱曲以展现文雅的道德修养。此风在建筑业尤其盛行。当年，一个头手师傅承接一处工程，率领一支十几甚至几十人的匠师与学徒队伍进场，举行奠基礼敬祀土地爷后，必先摆开场面表演一番武术，然后接受主人摆酒宴请，酒足饭饱之后即端出琵琶、洞箫、二胡、三弦，演唱南曲娱乐。
早年建筑工程常有两支不同流派工匠对场的做法。此时崇武工匠绝不示弱，定会更加认真展露功力，他们那娴熟精湛的技艺，令人叹服。崇武的建筑匠师的技艺，较好地保存了宋代确立的“营造法式”，包括：先天八卦，后天八卦，起卦歌诀，天父地母尺白寸白，二十四山放水法等。明末清初的名匠师王益顺手稿中就留有符篆25道，包括：掩身符（3道）及断白蚁、破土、上梁、安土、安灶等。这些都成为建筑业的民间习俗内容。惠安县的南派建筑技艺已被列入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传承人为崇武镇溪底村王世猛匠师。
崇武镇民间存在不少独具特色的旧习俗。这些习俗既反映崇武人对自然力和鬼魂的信仰及惧怕心理，也体现他们祖祖辈辈不屈不挠与大自然作斗争的求生毅力和坚强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