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政权是从西魏脱胎而来。西魏的皇帝虽然姓元，可朝政大权都掌握在宇文氏手中。宇文泰先后执掌西魏朝政二十多年，他为了能使自己的政权强大起来，战胜虎视眈眈的东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措施被他的后代们所继承，终于使北周强大起来，消灭北齐，统一北方，并为全国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宇文泰执掌的西魏政权地方小，人口少，经济落后，满目萧条。为了与东魏抗衡，宇文泰以北镇军人为核心，不断吸收汉族大地主参加，组成强有力的关陇集团，实行一系列改革。宇文泰实行改革的谋主是苏绰。苏绰，字令绰，京兆武功（今属陕西）人，出身名门大族。他学识丰富，才智出众。开始时，他只是宇文泰手下的一名小官。有一次，宇文泰问大臣周惠达一些问题，周惠达答不上，便向苏绰请教，苏绰帮他解决了问题。周惠达向宇文泰推荐了苏绰，并称赞他有做丞相的才能。宇文泰立即召见了苏绰，并任命他为著作郎，让他做朝廷的高级顾问。
一天，宇文泰带领文武百官到昆明池看捕鱼，路上经过西汉旧宫的仓池。宇文泰问起仓池的历史，左右都不知道，问到苏绰，他对答如流，滔滔不绝，不仅讲了仓池的典故，而且还讲了历代兴衰历史及统治经验，并提出了当今统治的现状。宇文泰听罢十分高兴，他取消了到昆明池看捕鱼的计划，下令回府。二人一直谈下去，直到第二天天亮。宇文泰称苏绰为“奇士”。第二天，宇文泰奏请西魏文帝任命苏绰为大行台左丞，相当于丞相。
苏绰上任后，他制定了新的文书格式：朝廷发出的文件一律用朱笔书写，地方向朝廷上报的文件一律用墨笔书写。还规定了财政方面的记账和清查户籍办法，裁减冗官，设置屯田。
不久，宇文泰又奏请文帝任命苏绰为大行台度支和司农卿。大行台度支尚书是朝廷上管财政的大臣，司农卿是朝廷上管农业的大臣，就是说苏绰负责西魏的经济工作。他为了进一步搞好经济建设，强国富民，起草了历史上著名的“六条诏书”。“六条诏书”一是治心身，是指为政的人首先应当心和志静，善于分辨是非，做个清官；二是敦教化，就是对百姓进行教化，让人们养成淳朴诚实的作风，去掉浮华虚伪的习气；三是尽地利，指充分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农民有足够的时间男耕女织、养鸡养猪，搞好农副业生产；四是擢贤良，就是选拔那些有才能、有德行的人为官，用人要看能力，而不能只看门第；五是恤狱讼，指法律要公正，不能滥杀无辜，草菅人命；六是均赋役，赋税和徭役要根据财产多少平均负担，不能全都加在老百姓的身上。
苏绰的“六条诏书”得到了宇文泰的高度赞赏，他把“六条诏书”放在自己的案头，随时阅读。他命令文武百官要熟悉它的内容，还专门设了学校，挑选中下级官吏夜间到学校学习。还规定，不通晓“六条诏书”的人不许做官。这个诏书成了西魏和北周的治国方针，在它的指导下，北周迅速强大起来。
546年（西魏大统十二年），苏绰因劳累过度，年仅49岁便病逝了。苏绰虽然去世了，可他制定的“六条诏书”却永标青史。
宇文泰死后，他的儿子宇文觉建立北周政权，历史上称为孝闵帝。北周大权实际掌握在宇文护手中。宇文护立了几个皇帝，又先后把他们杀死。后立宇文泰的第四个儿子宇文邕，他杀死宇文护，亲理朝政，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君主周武帝。
周武帝亲政后，继续执行苏绰的六条诏书，并在此基础上扩大和发展。他下令释放奴婢和杂户为平民，解放生产力，促进农业发展。最大规模的一次是在消灭北齐之后，周武帝下令释放北齐境内杂户。这些杂户，自从他们的祖先被北魏征服，为官家当牛作马已经一百三四十年了，这次获得了解放。接着，周武帝又宣布赦免自534年以来，在东西战争和南北战争中被掠为奴隶的人。周武帝的这一举措，远远超出了六条诏书的内容，他使被束缚已久的生产力得到解放，在南北朝历史上，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周武帝还制定了《刑书要制》，强调对劫盗财物、隐没户口和土地的人，要从重处罚。尤其是对那些掠夺劳动人口和兼并土地的大族豪强，要给予严惩。《要制》中规定，正、长隐没户口五户和十丁以上或土地三顷以上处死刑。这些措施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保证均田制的进一步推行。
周武帝在位期间，另一惊世奇举就是灭佛。
自从北魏以来，北方的佛教极为盛行，寺院遍地都是，占用了大量的耕田，光北周境内就有佛寺一万多所。那些出家做和尚、尼姑的人既不向国家交纳赋税，也不承担徭役，完全成为社会上的寄生虫。掌管寺院的和尚成了大地主，形成一个新的地主集团——僧侣地主。那些国家的编户齐民不堪忍受封建国家繁重的赋税和徭役，纷纷出家，逃避到寺院中去，投入到僧侣地主的名下，国家编户日益减少，而寺院经济却急剧膨胀。北周时，国家仅有编户九百万口，而僧尼却有二百万人。这极大地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这是想有所作为、富国强兵的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周武帝的灭佛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
567年（北周天和二年），一个还俗和尚叫卫元嵩的人，他上书给周武帝，提出了崇道灭佛的主张。他说：“远在唐尧虞舜的时代，没有佛教寺庙，国家太平，被传颂为太平盛世；而南朝的齐、梁寺庙很多，却很快亡了国，这是很值得深思的。陛下要想使国家强盛起来，就要对那些拥有巨额财富的和尚与穷人不能一样看待。穷人交纳赋税，就可以不服兵役；而那些有钱的和尚，必须向国家交纳赋税，还要服兵役。要是不服兵役，就交免役费。”
卫元嵩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周武帝，从卫元嵩上书的那一年开始，周武帝召开了七次大会，让臣僚、和尚、道士辩论儒、道、佛的优劣。每次辩论，他都亲自参加。和尚、道士斗争得十分激烈，互相指责谩骂，揭对方的老底，吵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574年（建德三年）五月，周武帝叫双方信徒大会长安。在周武帝心中，他是袒护道教的，他见道士争不过和尚，便亲自出马，当众批评和尚，说“佛不净”。和尚很不服气，也举出许多道士不净的事实。周武帝一气之下，第二天便下令禁止佛道二教。其实禁佛是真，禁道只是为了堵和尚的嘴。他下令和尚、道士一律还俗，没收寺院的土地和财产，充作军用；销毁铜佛像和铜钟、铜罄等，用来铸成铜钱和武器；还把近百万僧侣和受寺院剥削的僧祗户，都编为均田户，叫他们开荒种地，发展农业生产；把那些适龄的壮丁，征去当兵，扩充军队。
577年（建德六年），北周灭北齐，周武帝要把灭佛运动推广到北齐统治地区。在邺城，他召集佛界首领五百多人，宣布禁止佛教的禁令。
周武帝灭佛，成就是显著的，许多房宅土地收归国有；三百余万僧众，或成为兵士，或成为编户，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老百姓的负担也有所减轻。正如僧人昙禾责所说的那样，周武帝灭佛是想“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这为全国的统一，奠定了物质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