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周作人此时便意识到：“保存国粹正可不必，反正国民性不会消灭，提倡欧化也是虚空，因为天下不会有像两粒豆那样相似的民族，叫他怎么化得过来。”周作人：《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雨天的书》，第112页。因此，“国粹欧化之争是无用的；人不能改变本性，也不能拒绝外缘，到底非大胆地是认两面不可。倘若偏执一面，以为彻底，……大家高论一番，聊以快意，其实有什么用呢？”他并且还表明：“要打破这个浑沌情形，靠外来思想的新势力是不行的，一则传统与现状各异，不能适合，二则喧宾夺主，反动必多，所以可能的方法还是自发的修正与整理”，周作人：《论小说教育》，《苦口甘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我们反对模仿古人，同时也就反对模仿西人，所反对的是一切的模仿，并不是有中外古今的区别与成见。……这便是我对于欧化问题的态度”。周作人：《国粹与欧化》，《自己的园地》，第13、12页。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周作人也逐渐认识到“传统之力是不可轻侮的；坏的传统思想，自然很多。我们应当想法除去他，超越善恶而又无可排除的传统，却也未必少”，周作人：《〈扬鞭集〉序》，《谈龙集》，第40页。这种观点明显较此前更为平和。1922年，当沈尹默在致其信中说：“前人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绫罗绸缎，只没有剪制成衣，此时正应该利用他，下一番裁缝工夫，莫只作那裂帛撕扇的快意事。蔑视经验，是我们的愚陋；抹杀前人，是我们的罪过。”周作人也认为这一见解“实在很是确当”。周作人：《古文学》，《自己的园地》，第21页。他还澄清说：“说到古文，这本来并不是全要不得的东西，正如前清的一套衣冠，自小衫裤以至袍褂大帽，有许多原是可用的材料，只是不能再那样的穿戴，而且还穿到汗污油腻。新文学运动的时候，虽然有人嚷嚷，把这衣冠撕碎了扔到茅厕里完事，可是大家也不曾这么做，只是脱光了衣服，像我也是其一”。周作人：《序》，《药堂杂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这一方面既以亲身经历说明新文化派并非所谓“全盘反传统”，另一方面又明确提出了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主张。
又如，鲁迅后来也深刻意识到：“因为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鲁迅：《〈浮士德与城〉后记》，《鲁迅全集》第7卷，第355页。他还说：“我也以为‘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不能有截然的分界”，鲁迅：《“感旧”以后（上）》，《鲁迅全集》第5卷，第329页。“我已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鲁迅：《〈引玉集〉后记》，《鲁迅全集》第7卷，第419页。在总结艺术创作经验的过程中，鲁迅更指出：“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是无根无柢，突然发生的，总承受着先前的遗产”，鲁迅：《致魏猛克》，《鲁迅全集》第12卷，第381页。“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鲁迅：《〈木刻纪程〉小引》，《鲁迅全集》第6卷，第48页。譬如木刻，他便明确提出：“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鲁迅：《致李桦第三信》，《鲁迅全集》第13卷，第45页。他还曾称赞陶元庆的绘画“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鲁迅：《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鲁迅全集》第3卷，第550页。同时，鲁迅还针对有些青年对继承传统的顾虑精辟地分析说：“‘旧形式的采用’的问题，如果平心静气的讨论起来，在现在，我想是很有意义的，……我们有艺术史，而且生在中国，即必须翻开中国的艺术史来。……这些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熔化于新作品中，那是不必赘说的事，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机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鲁迅：《“论旧形式的采用”》，《鲁迅全集》第6卷，第22—23页。这种充满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无疑代表了当时人们探索中西文化问题的最高认识。
这一时期，前期十分激进的钱玄同对中西文化的认识也不断深化。这里首先必须澄清的是，即使在他竭力主张“反孔”之时，他也并没有“全盘反传统”。他曾经公开宣称“如孔丘者，我固承认其为过去时代极有价值之人”，钱玄同：《论世界语与文学》，《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23页。并在日记中赞成同门朱蓬仙的看法，认为“孔子以前，榛榛狉狉，极为野蛮。孔子修明礼教，拨乱反正”，有文明开化的功劳。《钱玄同日记》第3册，1917年3月26日条，第1563页。他还在日记中写道：“孔丘确是圣人，因为他是创新的，不是传统的”，《钱玄同日记》第5册，1922年10月1日条，第2292页。“今日《甲寅》日刊有李守常《论真理》，其言曰‘孔、佛、耶学说，有几分合于真理者，我则取之，否则斥之’，其说甚正”。《钱玄同日记》第3册，1917年2月2日条，第1541页。他甚至还认为“陈独秀、胡适之诸人抵斥孔氏太过”。《钱玄同日记》第5册，1923年4月1日条，第2617页。很明显，钱玄同并未完全否定孔子的历史价值，他只是反对在现实生活中不加择取地任意套用孔子学说。
除此之外，钱玄同还十分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良部分。他对于先秦诸子百家，司马迁、刘知几的史学，王充、李贽的异端思想，永嘉学派与颜李学派，以及《水浒》、《三国》、《红楼》、《儒林外史》等小说，都曾予以积极肯定。有些评价还很高，如他赞美《国风》“很真很美，……应该大大地表彰它”；钱玄同：《致胡适》，《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03页。他还认为司马迁《史记》“深明历史为记载人群遥代之迹，使人得鉴既往，以明现在，以测将来，绝非帝王家谱相斫书”。《钱玄同日记》第3册，1917年4月14日条，第1575页。尤其是对墨子学说，钱玄同最为推崇，甚至他由钱夏改名为钱玄同，也是“因厌恶阶级社会之故，无一日不受刺激，因之献身社会之心日盛一日，改名玄同，即因妄希墨子之故”。《钱玄同日记》第3册，1917年4月14日条，第1575页。其挚友黎锦熙后来也评价他：“钱先生的思想人格，若照先秦诸子的旧说法，是‘逃杨而归儒，逃儒而归墨’的”，“他一生安身立命之处，还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之‘功利主义’，墨家的人生观”。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钱玄同印象》，第89、92页。
由此可见，钱玄同始终都没有“全盘反传统”。至于他曾提出将古书“束之高阁”的主张，他也一再解释说：“从事实上观察，要叫大家都将国故‘束之高阁’，究竟是不可能的事”，钱玄同：《汉字革命与国故》，《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139页。“这自然都是指应该有这样的精神而言，自然不是真把一部一部的古书扔下毛厕或束之高阁。……据我看来，青年非不可读古书，而且为了解过去文化计，古书还是应该读它的”。钱玄同：《青年与古书》，《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143—144页。
在此期间，钱玄同还对自己发表过的偏激言论加以了深刻的反思。1920年9月25日，他即曾致信周作人表示：“我近来很觉得两年前在Sincinnieno（《新青年》罗马字母拼法——引者按）杂志上作的那些文章，太没有意思。……其实我们对于主张不同之论调，如其对方面所主张，也是二十世纪所可有，我们总该平心静气和他辩论。我近来很觉得要是拿骂王敬轩的态度来骂人，纵使所主张新到极点，终之不脱‘圣人之徒’的恶习”。钱玄同：《致周作人》，《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32—33页。数日后，他在致胡适信中同样也说：“我年来颇懊悔两年前的胡乱动笔，至一偶翻以前之《新青年》，自己看见旧作，辄觉惭汗无地。”钱玄同：《致胡适》，《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95页。1921年1月1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我在两三年前专发破坏之论，近来觉得不对，杀机一起，绝无好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处而不相悖，方是正理。”《钱玄同日记》第4册，1921年1月1日条，第1916页。此后，他虽然一度愤慨于顽固守旧势力的回潮，“偏谬精神又渐有复活之象”，但事过境迁之后，他则再次冷静下来说：“我近来思想稍有变动，回想数年前所发谬论，十之八九都成忏悔之资料。今后大有‘金人三缄其口’之趋势了。”钱玄同：《致胡适》，《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18页。黎锦熙也曾回顾钱玄同对早年作品“表示不甚满意”，“简直完全要不得”。（《钱玄同先生传》，《钱玄同印象》，第68、66页）另据王森然记，钱玄同还曾告诉他：“当时马、沈、陈、刘与自己均犯过刻薄幼稚病。”并反思说：“余之思想，颇类梁任公，常变更主张，如飘蓬之无定向也”。见《钱玄同先生评传》，《近代名家评传》二集，第344—345页。
正是在这种不断反思的基础上，钱玄同的中西文化观逐渐趋于成熟。他不仅曾经呼吁：“我们对于一切学问事业，固然不‘保存国粹’，也无所谓‘输入欧化’。总之趋向较合真理的去学去做，那就不错。”钱玄同：《论中国旧戏之应废》，《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251页。而且还进一步阐释：“我常说‘欧化’，似乎颇有‘媚外’之嫌，其实我但指‘少数合理之欧’而言之耳。‘多数之欧’，不合理者甚多，此实无‘化’之必要”。钱玄同：《致周作人》，《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68页。例如，“我以为纵然发现了外国人的铁床上有了臭虫而不扑灭，但我们绝不应该效尤，说我们木床上发见的臭虫也应该培养，甚至说应将铁床上的臭虫捉来放在木床上也。所以外国女人虽然有头发，但中国女人并非不可剪发；……外国女人虽穿锐头高跟的鞋子，但中国女人并非不可穿宽头平底的鞋子；……诸如此类，我的见解都是如此”。钱玄同：《致周作人》（1922年7月17日），《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62页。该函原系于1923年，有误，详参拙文《关于钱玄同几封往来书信的系年考辨》，《东方论坛》2006年第2期。很显然，钱玄同经过反思，对“欧化”的态度已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与此同时，钱玄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也渐趋平实。他明确提出：“我们还应该查考明白，祖先究竟种了多少恶因；还有，祖先于恶因之外，是否也曾略种了些善因。查考明白了，对于甚多的恶因，应该尽力芟夷；对于仅有的善因，更应该竭诚向邻家去借清水和肥料来尽力浇灌，竭力培植。凡此恶因或善因的账，记在古书上的很不少（自然不能说大全），要做查账委员大人，便有读古书之必要了。……只要是用研究历史的态度来读古书，都是很正常的。”钱玄同：《青年与古书》，《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145页。由此出发，他积极支持胡适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他说：“我以为‘国故’这样东西，当他人类学地质学之类研究研究，也是好的，而且亦是应该研究的。”钱玄同：《致周作人》，《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8页。并且还明确表示：“我是喜欢研究‘国故整理问题’的”，钱玄同：《致周作人》（1922年4月8日），《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76页。该函原系于1926年，有误，详参拙文《关于钱玄同几封往来书信的系年考辨》，《东方论坛》2006年第2期。“整理国故一部分的事，我也还想做做”。钱玄同：《致周作人》，《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29页。至于沈尹默所提倡的继承前人遗产，他也予以了十分宽容的理解：
尹默回国了。他近来的议论，我颇嫌他过于“笃旧”，不甚赞成。但我以为这完全是他的自由，应该让他发展。况且他对于“旧”是确有心得的，虽他自己的主张似乎太单调了，但我还觉得他今后的“旧成绩”总有一部分可以供给“新的”，为材料之补充。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之相了。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很应改变。若有人肯研究孔教与旧文学，鳃理而整治之，这是求之不可得的事。即使那整理的人，佩服孔教与旧文学，只是所佩服的确是它们的精髓的一部分，也是很正当，很应该的。但即使盲目地崇拜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是他一人的信仰，不波及社会——波及社会，亦当以有害于社会为界——也应该听其自由。此意你以为然否？但我——钱玄同——个人的态度，则两年来早已变成“古今中外派”了。钱玄同：《致周作人》，《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75页。
20年代后期苦雨斋聚会，前排左起：沈士远、刘半农、马裕藻、徐祖正、钱玄同。后排左起：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苏民生。当时章门弟子经常在此聚谈。
由是观之，钱玄同虽然在公开场合屡屡以一个激进者的形象出现，且曾发表过不少偏激言论，但在其日记或致友人私函中，他则显得较为客观平和。这显然意味着他的那些偏激言论，主要是作为一种思想斗争的口号而提出，并不能真实地反映他的学术观点。就中西文化观而言，尽管由于个人性情以及时局变化的影响，他这一时期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往往大起大落、几经反复，关于钱玄同这一时期文化思想的变化，可详参刘贵福：《钱玄同文化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2000年博士论文）、陈以爱：《学术与时代：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发展与流衍》（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2001年博士论文）。但从总体趋势来看，无疑是不断趋向成熟。
综上所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章门弟子的思想倾向尽管有激进、保守、温和之别，甚至因此最终导致了同门的分化，但是他们的思想主张无一不是基于自己的深刻思考，都堪称近代文化探索历程中的可贵思想。而且更为关键的是，正是他们的这种相互激荡与自我反思，不断丰富和深化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西文化问题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