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钱玄同认为世界语作为人工改良的文字,比民族遗传的文字更优良,正所谓“人类文字胜于民族文字”,这种观点实际上也是错误的。陶孟和当时即指出,“各民族之言语,乃天然之语言,各有其自然嬗变之历史,故言语乃最能表示民族之特质也”,相比之下,“世界语既无永久之历史,又乏民族之精神,唯攘取欧洲大国之单语,律以人造之文法”,其生命力必不长久。陶孟和:《致陈独秀》,《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101—102页。朱我农也批评说:“私造了一种文字,要世界的人拿他当作日常应用的语言,是万万做不到的,所以Esperanto断不能当作世界通用的语言”。朱我农:《致胡适》,《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234—235页。时至今日,世界语诚然仍有其特定的交流价值,但由于它毕竟缺乏民族历史的传承与积淀,所以始终难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的推广,这无疑从实践上证明了用世界语废除汉字的主张是行不通的。
不过平心而论,钱玄同主张废除汉字,首先是因为汉字难识难写,“妨碍于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客观看来,这种针砭固然不免尖锐,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揭示了汉字的某些弊端;时至今日,我们仍不应片面夸大汉字所谓“优势”,详参尹斌庸、苏培成选编:《科学地评价汉语汉字》,华语教学出版社1994年版;《文字学辨伪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而更为关键的是,钱玄同深感以往用汉字记载的思想观念过于陈腐,“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163页。因此应废除。这说明他这一主张虽然偏激,却是出于思想革命的动机。对此,陈独秀一方面指出这种偏激的主张是“石条压驼背”,另一方面则为之申辩说:“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不知道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443页。而任鸿隽在批评钱玄同废除汉字的主张“有点Sentimental(指情绪化——引者按)”的同时,也十分公允地为他澄清说:“我想钱先生要废汉文的意思,不是仅为汉文不好,是因汉文所载的东西不好,所以要把他拉杂摧烧了,廓而清之。”任鸿隽:《致胡适》,《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203、202页。
1922年5月23日北京世界语学会合影,前排右三为鲁迅,左三为周作人,右四为俄国盲诗人、世界语者爱罗先珂。
至于钱玄同之所以提倡世界语,其实也是基于对世界大同的追求。这是当时世界语提倡者的共同心声,鲁迅即曾表示:“要问赞成的理由,便是依我看来,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言语,所以赞成Esperanto。”他同时还分析:“然问将来何以必有一种人类的共通的言语,却不能拿出确凿证据。说将来必不能有的,也是如此。所以全无讨论的必要,只能各依自己所信的做去就是了。”鲁迅:《渡河和引路》,《鲁迅全集》第7卷,第35页。不过鲁迅同时还说明:“我的意见,以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讨论Esperanto,尚在其次。”在这一问题上,钱玄同表现得最为积极。他认为,“夫世界进化,已至二十世纪,其去大同开幕之日已不远。……异日欧战告终,世界主义大昌,则此语必有长足之进步无疑”钱玄同:《论世界语与文学》,《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20页。,并解释:“我自己是信人类该有公共语言的。这公共语言,是已有许多人制造过许多种的。这许多种之中,在今日比较上最优良者是Esperanto,所以我现在便承认Esperanto为人类的公共语言。”钱玄同:《Esperanto与现代思潮》,《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336页。这显然是一种渴望大同的美好愿望,“是抱有世界大同之理想而改革文字之一种急进派的主张”,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钱玄同印象》,第50页。是可以理解的。
二、从世界语到国语罗马字
如前所述,章门弟子在“五四”时期均曾关注过汉字的改良问题,并且对世界语流露出浓厚的兴趣,钱玄同就说:“刘半农、唐俟、周启明、沈尹默诸先生,我平日听他们的言论,对于Esperanto,都不反对”。钱玄同:《关于Esperanto讨论的两个附言》,《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211页。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的观点也日益成熟。周作人在《国语改造的意见》一文中就总结说:“到了近年再经思考,终于得到结论,觉得改变言语毕竟是不可能的事,国民要充分地表现自己的感情思想终以自己的国语为最适宜的工具。”周作人:《国语改造的意见》,《艺术与生活》,第53页。此后,他在《汉文学的前途》、《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中国思想问题》等文中更提出,中国之所以不会长期分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有统一的语言文字,无论中国处在什么分裂状况,汉语都能成为一种凝聚力。这无疑反映了他在这一方面认识的深化。关于周作人对中国语言文字的思想,详参[日]木山英雄:《周作人与语文问题》,赵京华编译:《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至于一度主张用世界语废除汉字的钱玄同,此时也发生了思想转变。1928年2月5日,他在致周作人信中便对“中季兄时代梦想三代之谬论”和“钱玄同时代梦想欧化之谬论”加以了深刻的自我反思,前者指的是“在湖州做的《深衣冠服说》”,后者则指“民六主张中国用万国新语”。钱玄同:《致周作人》,《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79—80页。由此可见,他这时已彻底放弃了以世界语取代汉字的偏激主张。他还曾公开声明,“我固然是主张中国当废汉文而用Esperanto之一人,但我以为这是将来圆满之解决。若讲现在,则Esperanto尚在提倡时代,未至实行时代;……我虽极力主张Esperanto,然事实如此,不能讳言”,钱玄同:《答胡天月论Esperanto》,《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276页。并且表示:“我以为中国废汉文而用Esperanto,这是将来圆满之解决。当此过渡时代,汉文尚未废灭,便不可不想改良的办法”。钱玄同:《关于国文、外国文和Esperanto》,《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333页。具体说来,他所谓“改良的办法”,即是国语罗马字。
所谓“国语罗马字”,原本是作为一种注音符号提出来的,也就是用罗马字母来为汉字注音,类似此前所述的注音字母。对此,钱玄同最初并不抱有多大的兴趣。他虽然承认“中国现在应该兼用罗马字母和注音字母两种来标音”,这是“因为罗马字母,已经变成现世界公用的音标。凡其国有特别形式之文字者,若把他的语言和名词行于国外,都要改用罗马字母去拼他的音,……我们中国向来没有纯粹的音标,现在急需新制,当然应该采用罗马字母,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同时也客观指出,“因为中国字是直行的,罗马字母只能横写”,二者存在形式上的矛盾,而且“罗马字母记音的方法,……长短不大相同”,记在汉字旁边往往会参差不齐,于是“这就不能不用注音字母的了”。钱玄同:《论注音字母》,《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68页。此外,钱玄同还认为罗马字母“单音之词太多,一义有数字”,不如“旁注‘注音字母’”。钱玄同:《关于Esperanto讨论的两个附言》,《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212页。
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有人则开始主张罗马字母不仅是一种注音符号,而且还应当在此基础上演变成为一种取代汉字的文字。对于这种主张,当时竭力倡导世界语的钱玄同也不赞同。他表示:“至于汉字之代兴物,我以为与其制造罗马字母的新汉字,远不若采用将来人类公用的Esperanto。……我以为采用Esperanto与采用外国语,比制造什么罗马字母的新汉字,上算得多,有用得多”。钱玄同:《对于朱我农君两信的意见》,《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220页。他还具体解释说:“我的意思,以为中国方音之庞杂,同音字之多,文法之不精密,新学名词之缺乏,都是难以改用拼音的理由。所以中国要造拼音文字,断非旦夕之间就能完全告成的。……假如我这句话还有几分道理,则与其改华文为拼音,不如老实提倡一种外国文为第二国语,……似乎也不必定要改用罗马字来的拼音。”钱玄同:《罗马字与新青年》,《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284—285页。
概言之,钱玄同此时在记音符号上倾向于注音字母,在新文字上则大力提倡世界语,对罗马字母并不抱多大兴趣。但随着实践经验的丰富,他的这一看法也逐渐发生了转变,开始认识到注音字母的缺陷以及推行世界语的困难。如注音字母虽是建立在章太炎创制的基础上,具有较为充分的学理依据,然而由于它仍采用汉字的基本形式,难以与国际接轨,尤其是在译介外来术语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有鉴于此,钱玄同提出:“若承认中国应该和世界文化不隔膜,应该设法补救国语贫乏的缺陷,而主张无限制地采纳外国的词儿并且直写原字到国语中来,则非将国语改用罗马字母式的字母拼音不可。……简单一句话,就是注音字母虽然是改革过了的汉字,虽然是拼音的字母,但和世界的字母——罗马字母式的字母——还是隔了一层。”钱玄同:《汉字革命》,《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80页。相比之下,“中国拼音字用了罗马字母,采用西文原词,真如天衣无缝,自然熨帖”。钱玄同:《为什么要提倡“国语罗马字”》,《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390页。与此同时,钱玄同还觉得注音字母“形式不甚方便,也不大美观,印刷和书写都不如罗马字母”。由是,他最终概括说:“因为要图形式美观,书写便利,表音精确,所以要提倡国语罗马字。因为要与现世界的文化学术融合,有尽量采用西文原词之必要,所以要提倡国语罗马字。”钱玄同:《为什么要提倡“国语罗马字”》,《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388、391页。总之,“汉语一日未废,即一日不可无表汉语之记号。此记号,自然以采用罗马字拼音为最便于写识”。钱玄同:《关于Esperanto讨论的两个附言》,《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212页。这无疑意味着在记音符号上,他已经更倾向于罗马字母。广义上的罗马字母,包括了26个直接的罗马字母和所谓“罗马字母式的字母”(亦即国际音标)两种,对于这两种方案的选择,钱玄同有一个思想转变过程,参阅其撰《国语罗马字》一文,《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354—3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