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正是在章太炎的影响下，章门弟子纷纷撰文，倡言民主共和。汪东即曾嘲讽改良派拘于所谓“公羊三世说”是“作茧自缚”，他指出：“创定一国之制度，则可以以人力为之，损益进退，缺者缝之，赘者剖之，如择土而处焉，必不以沼泽窳洼之地自安也。呜呼，明夷既晓此理欤，处今之世，排斥种族革命，龈龈然宝其满洲圣明之君者，犹越据乱、升平而思登大同太平之道欤？”汪东：《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民报》第11号。鲁迅也同样质问道：“犹谈人类史者，昌言专制立宪共和，为政体进化之公例；然专制方严，一血刃而骤列于共和者，宁不能得之历史间哉。”鲁迅：《中国地质略论》，《鲁迅全集》第8卷，第6页。他还热情歌颂“共和之治”是“人仔于肩，同为主人，有殊台隶”。鲁迅：《〈越铎〉出世辞》，《鲁迅全集》第8卷，第39页。至于钱玄同，此时虽不曾对此撰写专文，却也坚定地认为共和政体“天经地义”，“光复后必须采用它”，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114页。当得知梁启超鼓吹立宪被革命党人殴打一事时，他还十分高兴地在日记中写道：“快事！快事！保皇贼奴，宪政滑贼，今日吃了些眼前小亏。”《钱玄同日记》第1册，1907年10月17日条，第446页。言词中充满了对立宪派的敌视。他后来还表示：“我生平是最恨中国一般宪政党的屁话，说‘中国没有Republic的程度，必须先立宪’。”钱玄同：《对于朱我农君两信的意见》，《钱玄同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页。
随着时势的发展，章太炎等人也逐渐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从而对“代议制”有所批判。如章太炎便曾在《代议然否论》一文中，对代议制的弊端及其在中国之不可行，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还曾言：“代议政体，非能伸民权，而适堙郁之。……以中国行立宪代议之政，其蠹民尤剧于专制。……将一切使民沦于幽谷。”章太炎：《与马良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385—386页。他后来甚至还曾自述：“余向者提倡革命，而不满于代议。”章太炎：《新纪元星期报发刊词》，《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624页。
章太炎这一思想转变，显然也深刻影响了章门弟子，这可以从他们当时的一些文章看出来。如黄侃便在《专一驱满主义》一文中写道：“若夫立宪之治，诚较专制为优；然枚卜明扬，未必尽能无弊。却寡从众，受赇行贿，此列邦所固耳。且以中国之民，偏心最富，排攻异己，至于流血而不恤，忿争之极，或将不念国家，其可患固矣。若乃贫富之分，日益悬远，工商起而农事微，资本家兴而劳动者困，国家澹足而黎庶流离。”黄侃：《专一之驱满主义》，《民报》第17号。
无独有偶，鲁迅此时也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批评代议制不过“姑拾他人之绪余，……借众以凌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至尤下而居多数者，乃无过假是空名，遂其私欲”。他还感叹道：“呜呼！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45页。
今天看来，章太炎及其弟子们对代议制本身确实存在着某些误解，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他们之所以由倡言民主共和而转向严厉批评代议制，正是为了针砭当时清政府所谓“预备立宪”的骗局，正是为了彻底打破人们心中对“预备立宪”的幻想。而且，他们的这一思想转变并非是对前期民主思想的背离。恰恰相反，正是通过他们的这种深刻剖析与反思，近代中国思想界对民主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思想无疑具有十分深远的前瞻性和启发性。
尤其还应该说明的是，民国建立后，正如章太炎所预料，民主共和屡屡遭到军阀政客们的利用与践踏。在这种情况下，章太炎及其弟子们则奋起维护共和，坚决反对复辟。章氏此时不仅“时危挺剑入长安”，章太炎：《无题》，《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481页。而且还“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45页。以至被幽禁数年之久。而当刘师培加入“筹安会”为袁世凯鼓吹复辟，并企图拉拢黄侃时，黄侃虽“雅与师培善”，但却厉声斥责道：“如是，请刘先生一身任之！”章太炎：《黄季刚墓志铭》，《章太炎全集》第5卷，第260页。随即拂袖而去，与之绝交，鲜明表达了抵制复辟的立场。
总之，围绕着“共和与立宪”问题，章门弟子不仅从正面直接驳斥了改良派的错误观点，而且还在章太炎的影响之下，对民主加以了进一步的深刻反思，深化了人们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实践中坚决维护共和，与复辟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时期，章门弟子在与改良派论战的过程中，分别就“革命与改良”、“排满与反帝”、“共和与立宪”这三个焦点问题，展开了系统深入的思考和论辩，表现出了相当成熟的政治觉悟与水平，从而严正驳斥了改良派的谬论，澄清了人们的思想疑惑，在很大程度上壮大了革命派的舆论声势，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关于这一点，上个世纪20年代留学中国的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也回忆，他所接触的北京大学的先生们“都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章太炎系统的人。……在辛亥革命运动中，他们也作为章门弟子参加了。……这些先生们在辛亥革命时，是作为学生发挥作用的。钱玄同、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朱希祖都是这样”。见［日］吉川幸次郎著、钱婉约译：《我的留学记》，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52页。
“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鲁迅曾经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总结说：“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45、547页。这番评价传神地描绘了辛亥革命时期青年学子对革命家章太炎的敬仰。而颇有意思的是，周作人对章太炎的盖棺论定则着意突出其学术成就，他认为：“章太炎先生对于中国的贡献，还是以文字音韵学的成绩为最大，超过一切之上的。”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页。由此可见，关于章太炎一生主要贡献的评价，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自有所侧重。不过这也恰恰说明，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学术方面，章太炎都对章门弟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世纪初，章太炎对其弟子的学术影响主要是体现在文化思想上，具体说来也就是国粹主义思想。其实这也正是他创办国学讲习会的初衷，黄侃便回忆：“其授人以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弟子至数百人。”黄侃：《太炎先生行事记》，《追忆章太炎》，第21页。而正是在章太炎的熏陶之下，章门弟子对“保存国粹”纷纷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一、欧化的“偏至”
1906年7月，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时就特别指出：“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讲演集》，第7、3页。此后，他还在其他一些文章中一再强调：“饴豉酒酪，其味不同，而皆可于口。今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只佩服别国的学说，对着本国的学说，不论精粗美恶，一概不采，这是第一种偏心”。章太炎：《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506页。显而易见，章太炎对“欧化”是持坚决反对态度的。
在章太炎的号召下，钱玄同就说：“我那时对于太炎先生是极端地崇拜的，觉得他真是我们的模范，他的议论真是天经地义，真以他的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见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113页。章门弟子此时也激烈抨击“欧化”思潮。钱玄同即曾回顾：“我那时对于一切‘欧化’都持‘然拒之’的态度。”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114页。他不仅公开撰文讽刺“欧学东渐，济济多士，悉舍国故而新是趋，一时风尚所及，至欲斥国文，芟夷国史，恨轩辕、厉山为黄人，令己不得变于夷”，钱玄同：《刊行〈教育今语杂志〉之缘起》，《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312页。此处“恨轩辕、厉山为黄人”，即出自章太炎《规新世纪》一文。而且还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屡屡感叹说：“十捻以还，东西留学生，上海僮仆，学堂洋奴，相继辈起，首倡废汉文，废旧书之论，……此诚可叹！”《钱玄同日记》第2册，1909年11月2日条，第844页。“计自庚子至今，一星终矣，上下之人，靡不尊欧美，过先祖，贱己国，过佁隶。世有如此而能善立人国于大地者乎！”《钱玄同日记》第3册，1912年12月3日条，第1064—1065页。
在此期间，鲁迅也对“欧化”思潮予以了深入批判。1908年，他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首先针砭的就是那些以西学为尚的“辁才小慧之徒”。他深刻提出：“文明无不根旧迹而演来，亦以矫往事而生偏至”，“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掊去旧物，惟恐不力，曰将以革前缪而图富强也”，“夫方贱古尊新而所得既非新，又至偏而至伪，且复横决，浩乎难收，则一国之悲哀亦大矣”。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44、49、50页。概言之，他认为一味鼓吹“欧化”只不过是一种“至偏至伪”的行为，必将导致“一国之悲哀”，因此必须坚决抵制。
二、“专以保存国粹为职志”
章太炎在反对“欧化”的同时，还竭力主张“复古”，即“保存国粹”。他尖锐指出：“与其学步欧美，总是不能像的；何如学步中国旧人，还是本来面目。”并且为此疾声呼吁：“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讲演集》，第10、3页。而正是在他的感召下，章门弟子此时大多倾心于“复古”，光复会原本又名“复古会”，参见陶成章：《浙案纪略》，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4页。赞成“保存国粹”。鲁迅后来便说自己早年作文“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的《民报》的影响”，鲁迅：《坟·题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3页。“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响，古了起来”。鲁迅：《〈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7卷，第4页。他还承认“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7页。钱玄同也同样回忆：“其时，与董特生、康心孚、龚未生、朱逖先、朱蓬仙诸人请太炎师讲小学，自是直至十六年之春，专以保存国粹为职志。”《钱玄同日记》第3册，1917年9月12日条，第1589—1590页。
概括来看，章门弟子的“复古”倾向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第一，对中国文化予以充分的肯定。这尤其反映在鲁迅早期著作中，兹摘录如下：
吾广漠美丽可爱之中国兮，而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鲁迅：《中国地质略论》，《鲁迅全集》第8卷，第3页。
中国之在天下，……若其文化昭明，诚足以相上下者，盖未之有也。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44页。
夫中国之立于亚洲也，文明先进，四邻莫与之伦，蹇视高步，因益为发达；及今日虽彫苓，而犹与西欧对立，此其幸也。……则震旦为国，得失滋不云微，得者以文化不受影响于异邦，自具特征之光彩，近虽中衰，亦世希有。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99页。
顾吾中国，则夙以普崇万物为文化本根，敬天礼地，实与法式，发育张大，整然不紊。覆载为之首，而次及于万汇，凡一切睿知义理与邦国家族之制，无不据是为始基焉。效果所著，大莫可名，以是而不轻旧乡，以是而不生阶级；他若虽一卉木竹石，视之均函有神性灵，玄义在中，不同凡品，其所崇爱之溥博，世未见有其匹也。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第27—28页。
很明显，在鲁迅这一时期文章中，字里行间都洋溢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由衷赞美。台湾学者王汎森曾指出《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这三篇长文，从思想到文风，都受到章太炎深刻的影响”。见《章太炎的思想（1868—1919）及其对儒家传统的冲击》，（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