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社会，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后，社会的开放﹑市场经济的出现，带来了中国当代社会前所未有的一些变化，这种变化是与西方化﹑世界化联系在一起的。当这样一种全球化的经济﹑文化力量进入中国当代农村时，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呢？对于受活庄而言首先遭遇到的是改变自己的贫穷生活，于是他们心甘情愿地组成绝术团，依靠残疾身体所赋予给他们的独特技能，走向了外部世界，汇入了“市场经济”的大合唱中。中国大地上所展开的“市场经济”与西方有所不同。在西方现代社会中，市场往往是有“商品”支撑的，而在当下中国的历史情境中，市场却受到“权利”的控制，甚至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展开是由“权利”推动的，正是在这样的链接点上，阎连科对当代生活的叙述和想象获得了广阔的艺术空间，塑造了柳县长这个独特的人物形象，在对柳县长这个一方土地上的“英雄”以及悲剧性命运结局深入分析后，我们也许就找到了阎连科执著于“桃花源式”民间梦想的当代价值及其意义。
柳县长这个人物容纳了中国当下文化语境中出现的丰富的文化信息，他是在民间自在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权利控制者，他拉动地方经济的方式是组织“绝术团”去挣钱，实现购买列宁遗体建造纪念馆的梦想，然后吸引游客，达到推进经济发展的目的。在这里，市场意识、经济目的、政治梦想以一种荒诞而又真实的方式纠缠在一起。仔细分析这一人物形象，会发现他与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密切相关：1民间文化与政治权利意识的关系；2政治意识与市场的联系；3市场活动与民间文化的关系。从民间文化与政治权利意识的角度看，在柳县长的成长过程中，两者始终给予他重要的影响，他从小就熟知民间生活的心理需求，他也知道怎样利用权力去征服民心，实现自己的政治梦想，在受活庄“受活庆”时的那一幕幕场景典型地体现了在民间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政治强人的特征，他用“钱”给大家带来实际利益，让大家知道追随他的好处，另一方面又渴望民众对他感恩戴德，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尊严，民间与政治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柳县长的政治﹑经济发展计划提供了深刻的现实基础，因此，他才能一呼百应，用政治手段唤醒民众的市场意识，进而以民间原始欲望冲动参与到“市场”运作过程中。显然柳县长这个人物形象蕴含着复杂的当代性内容，问题的关键是在于这样一个拥有中国本土化现代性冲动的人物形象，其所作所为带来的后果是悲剧性的。在特殊的中国文化背景下，当权利﹑现代性﹑民间诉求等多种文化因素相互纠缠时，他的现代性冲动注定了是无法圆满实现的结局。当柳县长在众叛亲离中重新回到受活庄时，不仅意味着畸形的现代性追求的悲剧性，而且也意味着对本土民间文化中与现代社会发展相悖的某些内容，如果没有清晰的理解，中国社会的任何变革都会遭遇到巨大的障碍，特别是由此带来的“人心”的堕落更应该引起深深的警惕，受活庄的人在山顶上被人勒索、惨不忍睹的场景，更预示着当代社会巨变中所潜在的巨大问题。由此，阎连科在深深的焦虑和忧患中，带着滴血的心，让受活庄的人回到了“受活”的地方，那个民间传说故事中的“梦”，成了他的归宿。通过如上分析可以看到阎连科“桃花源”的梦想，不仅包含着他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所引起的焦虑，也包含着他对现实的批判，这正是他回到“桃花源”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从“桃花源”到汪曾祺的《受戒》、阎连科的《受活》，可以看到民间故事传说中的“主题原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呈现方式，但内在的精神趋向是稳定的、恒常的，与变动的、充满了争夺和斗争的社会生活是相对立的，具有美善、诗意的人性内容。无论社会怎样变化、历史怎样发展，这一文化原型都将会深藏于人们的心灵深处，伴随着人们跋涉于苍茫漫漫的前行道路上。
“太阳山”与《鲁班的子孙》《泥鳅》
在1980年代，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发展进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与社会现实进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也就是说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原有的道德规范都在不同程度地受到损伤，即使传统道德中的一些优秀部分也受到强烈的冲击。恩格斯曾十分深刻地揭示过历史进步与道德规范之间的这种矛盾。他认为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入有阶级的文明社会是一次历史的进步，同时也是一次道德的堕落——自私、贪欲和赤裸裸的物欲，毁灭了古老的一切。历史进步与道德之间的这种二律背反矛盾，出现于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虽然与经典作家所讨论的社会发展阶段有所不同，但同样面对的也是一个历史进步与道德之间的矛盾冲突问题。面对这一问题，在当时的文学创作中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表达方式：一是以贾平凹的《小月前本》为代表，呈现出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人的道德观念要依据历史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所以“小月”心目中的“爱人”，已不是那种老实忠厚的农民，而是在商品经济中大显身手的聪明人；一是以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为代表，对现实的变化取一种道德审视的态度，他在社会变化的过程中，寻找着人与人之间那种美好纯洁的关系，批判着物欲泛滥对于人灵魂的侵蚀，对“见利忘义”的世俗行为有着深刻的批判，对“重义轻利”的传统人格则有深切的赞美，对于这种人格所遭遇的现实冲击却有着痛苦的焦虑与忧患。王润滋对历史变化采取的这种道德化思考，实际上联系着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从原型的角度具体分析这一问题，可以明显地看到“太阳山”民间故事与其小说之间的内在联系，主题与人物特征都有着相似性，甚至可以说《鲁班的子孙》就是“太阳山”的主题原型在新的历史情境下的“置换”。
一
“太阳山”是讲述两兄弟寻宝的一种传统民间故事，故事的核心是说在太阳升起的地方有许多财宝，有人在动物（或神仙）的帮助下奇异地到达了那里，然而他去却要经受考验，一旦太阳升起而他还来不及离开，他将被烧成灰烬。这种寻宝的行为往往由两兄弟先后重复进行，好心的弟弟得到了财宝，而贪心的哥哥却被烧死。④●依据刘守华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观点，“太阳山”故事有多种异文，在江浙、上海、甘肃、山东等地广为流传，流传山东的《拾黄金》较为典型，全文在前文中已引用过，为了讨论问题方便，在此再全文转述，其故事梗概大致如下：两兄弟分家，哥哥欺侮弟弟。播种季节，弟弟向哥哥借种子。嫂子将高粱种子炒过后交给他。弟弟种下后，精心照看，长出一棵特大的高粱。老雕把高粱穗子叼去了。弟弟为此哭泣。老雕让弟弟准备一条布带，驮他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拾金子，关照他一听到鸡叫就得爬在老雕身上飞回来。到了那里，弟弟拾了半口袋金子，就赶紧回来了。哥哥知道此事，也学着这么做。老雕关照了一通后，把他驮到了那里。哥哥贪心不足，拾个没完，眼看太阳升起，老雕飞走了，哥哥被太阳烤死了。这个故事揭示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主题，“使用传统的二元对立手法，把好心的弟弟和贪心的哥哥进行强烈的对比，用来表现对美与善的褒扬和对丑与恶的摈斥，强调了故事的道德训诫功能。”⑤●“太阳山”故事的这一“主题原型”显然“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儒家所倡导的义利观，历来告诫人们：不以正当手段取得的财富不能要；不以正当手段而摆脱贫贱，则宁可安于贫贱。人们普遍认为：世间有着一种比财富更为珍贵的东西，那就是仁义道德。”⑥●这样一个民间故事的“主题原型”，在王润滋《鲁班的子孙》中是怎样演变的呢？
二
王润滋的小说一直关注农村和农民，他对农民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传统美德有着深深地迷恋和热爱。王润滋一再为这些纯朴农民身上的美德所感动，着力刻画他们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美好情愫。王润滋在最初的创作中就是以这种普遍的道德精神来理解生活，把人的内在灵魂表现得单纯动人而富有理想。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商品经济逐步展开的过程中，他对农民传统美德的迷恋逐渐呈现出了某种悲凉和惶惑的色彩，因为“趋利轻义”的道德和观念及其行为方式正在对传统的“重义轻利”的美德构成挑战。王润滋敏锐地感受到了生活中所出现的矛盾，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范畴中集中表达了他对于道德与历史进程之间关系的思考，这便是他的中篇小说《鲁班的子孙》。小说围绕父子二人在社会变化时期道德、良心、处世为人等方面的矛盾冲突展开。父亲和儿子分别成为两种不同道德观念的承担者，父亲代表着传统的道德美德，儿子代表着在新的历史环境中所出现的与经济发展相联的“实利性”道德观念，在这两种观念的冲突中作者感受到了伦理道德现状的不完善，倾心地赞美老木匠身上所呈现出的那种纯朴、善良、舍己为人、恪守良心准则的精神。王润滋这种执著的道德化精神追求，使他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与“太阳山”故事的“主题原型”融会在一起，赋予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一主题原型以新的意义，歌颂道德的美善，批判“趋利”的贪欲。
“太阳山”的故事和“鲁班的子孙”中的“主题”显然是一致的，都具有道德训诫的功能，但其呈现形态却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意味着这一“原型”承载的现实内容的变化。这种呈现形态的变化首先表现在从奇幻境界转移到了现实。引导兄弟俩到太阳山的大雕和黄金不存在了，承载着道德内容的兄弟俩转化为父子俩。从这样的变化中，我们看到王润滋是把这一主题原型放置于更为具体的现实层面上来展开他对当代社会变化的认识。作为财富象征的黄金在作品中具体体现为小木匠对于“钱”的攫取，就这点而言两者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但兄弟俩转化为父子俩却别有意味。兄弟俩是在同一时空中存在的两个人物，父子俩虽然处于同一空间，但时间的长度却发生了变化，在父亲的生命中有着更多的过去的时间，这样一来历史与现实之间就有了内在联系，儿子面对财富所体现出的和捡拾黄金的“大哥”相似的那种贪得无厌的态度与父亲类似于弟弟那样恪守仁义、良知的处世方式发生的冲突就不仅仅是道德人格的问题，而是包含了深厚历史和现实的内容，它所寄寓的是历史文化传统在今天还有什么样的意义，今天的变化是否已失去美好的道德为代价等等重大的当代性问题。“太阳山”的主题原型所包含的内容在父子冲突中得到了当代性的拓展，当道德问题与历史发展、现实变化等问题纠缠在一起时，它就变成了一个有关社会进步、民族命运的大问题，这正是《鲁班的子孙》在当时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的原因之一。
在民间故事、传说中，艺术形象往往有类型化的特征，在结构上用二元对立的方式表现人物的特点。在“太阳山”的故事中，哥哥和弟弟的类型化特征非常明显，弟弟是勤劳、善良、重义轻利、道德美好的象征，哥哥是趋利避义、狡诈无情、贪恋金钱的丑的象征，这两者的结局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最终告诫人们要有完善的道德人格才能有美好的人生。这个故事的基本结构和特点在《鲁班的子孙》中也明显的保留了下来，父亲代表的道德化人格和儿子代表的“实利性”人格以及王润滋在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对“道德化人格”的肯定都表明两者在内在精神上的一致性，但是王润滋同时也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道德化主题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所遭遇的问题。稍有历史感的人都会看出，在1980年代初中国开始的改革开放，是在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准备不足的情形下开始的。“当代社会改革的这一特点，导致了无数历史的冲突和误会，从而带来了人的价值观念的困惑和矛盾、文化道德心理的碰撞和动荡，就简单的一个方面来说，符合历史发展的现实行为和依旧富有生命力的道德规范要求，就从未像现代这样深深困扰着人们的心灵和当今的作家。”⑦●在这种矛盾和惶惑中，“太阳山”故事的“主题原型”在王润滋《鲁班的子孙》中，呈现出某种悲凉的感情色彩，老木匠黄志亮与儿子一次次的冲突中，也感到自己所坚持的道德性人格面对现实时的某些无奈，他似乎也无法给“趋利避义”的儿子以一种“残酷”的惩罚，因为生活中出现的这种现象似乎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因此，《鲁班的子孙》的结局就只能是让父子俩个人都在痛苦的苍凉中各自选择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鲁班的子孙》在主题表达过程中所出现的与“太阳山故事”的不同表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中所固有的道德理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现实的历史发展进程遭遇了冲突，“主题原型”自然无法以原有的方式呈现，体现出了历史和现实问题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王润滋虽然有着迷惘、悲怆与痛苦，但却让我们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更多地去思考人的精神问题，思考人的道德精神怎样才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得到完善。随着现实历史的发展，“太阳山故事”的道德化主题呈现出更为复杂形态，当代人的道德精神问题依然引起作家们的关注，这便是尤凤伟的小说《泥鳅》。
三
尤凤伟的长篇小说《泥鳅》，仍然延续了“太阳山”故事和《鲁班的子孙》中的主题——批判物化人格，颂扬道德精神的美好，但是在呈现形态上有着更为复杂的情形。主要表现在：（1）象征着美好道德人格精神的“弟弟”、“父亲”和非道德化人格的“哥哥”、“儿子”，这两条对立的线索在《泥鳅》中已不明显，这两种精神的冲突往往交织在一个人的灵魂与行为之中，并且对人物的生活轨迹和命运产生深刻的影响；（2）小说中的人物大多被“趋利”的物欲冲动所支配，在民间故事传说和《鲁班的子孙》中被批判的“物化人物”成为小说着重描写的内容。为了说明这种变化，我们不妨对小说中的人物做一具体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