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沉居下僚还是身践高位，领导者“仕途”不可能一帆风顺。得意时飞扬跋扈，逆境中则一蹶不振，这样的人注定一事无成。相反，如果能做到顺而不骄，败而不馁，则显示出一种雍容宽广、能做大事的气度，这种气度足以让你逢凶化吉。一在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对宠辱问题把握得最好的宰相，李泌当算作一位。他处在安史之乱及其以后的混乱时代，为唐王朝的安定上言上策，立下了殊功，但他贵而不骄，激流勇退，恰当地把握住了一个宠臣、功臣的应有分寸，善始善终，圆满地走完了自己政治的_生。
李泌少时聪慧，被张九龄视为“小友”；成年后，精于《易》，天宝年间，玄宗命其为待诏翰林，供奉东宫，李泌不肯接受，玄宗只好让他与太子为布衣之交。当时李泌年长于太子，其才学又深为太子钦服，因此，常称之为“先生”，两人私交甚笃。这位太子就是后来的肃宗皇帝。后来，李泌因赋诗讥讽杨国忠、安禄山等人，无法容身，遂归隐颍阳。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至蜀中，肃宗即位于灵武（今宁夏永宁西南），统领平乱大计，李泌也赶到灵武。对于他的到来，肃宗十分欢喜，史称：“上大喜，出则联辔，寝则对榻，如为太子时。事无大小皆咨之，言无不从，至于进退将相亦与之议。”
这种宠遇实在是世人莫及，在这种情况下，李泌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平静如水。肃宗想任命他为右相时，他坚决辞让道：陛下待以宾友，则贵于宰相矣，何必屈其志！肃宗只好作罢。此后，李泌一直参与军国要务，协助肃宗处理朝政，军中朝中，众望所归。肃宗总想找个机会给予李苾一个名号。
肃宗每次与李苾巡视军队时，军士们便悄悄指点道：“衣黄者，圣人也；衣白者，山人也。”肃宗听到后，即对李苾道：“艰难之际，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绝群疑。”李苾不得已，只好接受，当他身着紫袍上朝拜谢时，肃宗又笑道：“既服此，岂可无名称！”马上从怀中取出拟好的诏敕，任命李苾为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元帅府即天下兵马大元帅太子李傲之府署。李苾不肯，肃宗劝道：“朕非敢相臣，以济艰难耳。俟贼平，任行高志。”这样，他才勉强接受下来。肃宗将李傲的元帅府设在宫中，李苾与李傲总有一人在元帅府坐镇。李苾又建议道：“诸将畏惮天威，在陛下前敷陈军事，或不能尽所怀；万一小差，为害甚大。乞先令与臣及广平（即广平王李傲）熟议，臣与广平从容奏闻，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肃宗采纳了这一建议，这实际上是赋予李苾朝政全权，其地位在诸位宰相之上。当时，军政繁忙，四方奏报自昏至晓接连不断，肃宗完全交付李泌，李泌开视后，分门别类，转呈肃宗。而且，宫禁钥匙，也完全委托李苾与李俶掌管。
面对如此殊遇，李苾并不志满气骄，而是竭心尽力，辅助肃宗，在平定乱军，收复两京以及朝纲建设上，都建有不可替代之功，实际上是肃代两朝的开朝元勋。
平定安史之乱后，肃宗返回长安，李泌不贪恋恩宠与富贵，向肃宗提出要退隐山林，他说：“臣今报德足矣，复为闲人，何乐如之！”肃宗则言：“肤与先生累年同忧患，今方相同娱乐，奈何遽欲去乎！”李苾陈述道：“臣有五不可留，愿陛下听臣去，免臣于死。”肃宗问：“何谓也？”李苾答道：“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可以说，李泌的这五不可留，还是十分深刻的，尤其是“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更是三项必去的理由。身受宠荣，能冷眼相对，不沉迷其中，这是难得的政治家气度。肃宗听后，有些不以为然，劝道：“且眠矣，异日议之。”李苾则坚持道：“一陛下就臣榻卧，犹不得请，兄异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听臣去，是杀臣也。”说到这儿，肃宗有些不高兴了，反问道：“不意卿疑朕如此，岂有如朕而办杀卿邪！是直以朕为勾践电！”李苾还是坚持道：“陛下不办杀臣，故臣求归；若其既办，臣安敢复言！且杀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昔日待臣如此，臣于事犹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乎！”·、肃宗无可奈何，只好听其归隐嵩山。代宗李傲即位后，又将他召至朝中，将他安置在蓬莱殿书阁中，依然恩宠有加。但此时，李泌却居安思危，感受到了他与代宗之间的微妙变化。当李傲为太子时，局势动荡，其皇储之位也不稳定，因此，他视李苾为师长，百般倚重，而李苾也尽心辅佐，几次救其于危颠。现在，他是一国之君，对于往昔的这位师长、勋旧固然有道不尽的恩宠，但也有种种道不明的不安与不自如。
这时，朝中有一位专权的宰相元载，这位宰相大人，与李苾是截然相反的人物。他凭借代宗的宠任，志气骄逸，洋洋自得，自认为有文才武略古今莫及。他专擅朝政，弄权舞智，僭侈无度。曾有一位家乡远亲到元载这儿求取官职，元载见其人年老不堪，猥猥琐琐，便未许他官职，写了一封给河北道的信给他。老者走到河北境内后，将信拆开一看，上面一句话也没有，只是签了元载之名，老者十分不悦，但既已至此，只好持此信去拜谒节度使。僚属们一听有元载书信，大吃一惊，立即报告节度使。节度使派人将信恭恭敬敬地存到箱中，在上等馆舍招待老者，饮宴数日。临行时，又赠绢千匹。这可见元载的威权之重。
就是这位元载，见李泌如此被信用，十分忌妒，与其同党不断攻击李苾。在李苾重回朝中的第三年，也就是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江西观察使魏少游到朝中寻求僚佑，代宗对李苾道：“元载不容卿，朕今匿卿于魏少游所，俟朕决意除载，当有信报卿，可束装来。”于是，代宗任命李泌为江西观察使的判官，这与李苾在朝中的地位可谓天上地下，太不相称，但李苾还是愉快地远赴江西。
客观地说，元载是不容李泌的，但元载虽为权臣，毕竟只是文人宰相，未握兵权，代宗若要除他，易如反掌，但值得玩味的是，在元载与李泌的天平上，代宗明显地偏向了前者，所以，要提出种种借口与许诺。
李苾到江西后七年，也就是大历十二年，代宗方罢元载相，以图谋不轨诛元载及其全家。元载倚宠专权，下场可悲。一年以后，大历十三年年末，代宗方召李泌入朝。李苾到朝中后，君臣之间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代宗对李苾道：“与卿别八年，乃能诛此贼。赖太子发其阴谋，不然，几不见卿。”对这一解释，李苾锻乎不能接受，他对答道：“臣昔日固尝言之，陛下知群臣有不善，则去之。含容太过，故至于此。”对此，代宗只好解释道：“事亦应十全，不可轻发。”
李苾到长安刚刚安顿下来，朝中新任宰相常衮即上言道：“陛下久欲用李苾，昔汉宣帝欲用人为公卿，必先试理人，请且以为刺史，使周知人间利病，俟报政而用之。”这一建议，可以说是十分荒唐。李苾自肃宗时即参与朝政机要，多次谢绝任相的旨意，而肃宗也实际上将他视为宰相。代宗即位，召其至朝中，也是要拜为宰相，但李苾又拒绝就任。如今常以代宗欲用李苾为由，要将他放为州刺史，应当是秉承了代宗的旨意。所以，第二年初，代宗便任命李苾为澧州刺史，澧州是偏远州郡，对于这一明显带有贬谪含义的任命，李苾未发一言，还是再次离开长安，走马上任。
以后，李苾又改任杭州刺史。就这样，这位多次拒任宰相的政治家，在疏远与排斥中，常年在外流连，远离朝政。但李苾从未心灰意冷，无论是在江西，还是在澧州、杭州，他都勤予政务，“皆有风绩”。
至德宗在奉天（今沈阳）被围，又将李泌召至，不久，任命宰相，但李苾还是平心待物，淡泊自然，真正体现了宠辱不惊的宰相气度。
[智慧方圆]名利是一剂强心针，名利更是一株毒人草，汲汲于名利、戚戚于得失者，无不落入名与利的泥潭无法自拔，最终陷入其中。凡此人等，内既无方，外亦不圆。从这一意义上说，淡泊名利不仅仅是一种价值取向，也是让领导者逢凶化吉的大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