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管子以形名整齐国，著书八十六篇，而《七略》题之曰道家。然则商鞅贵宪令，不害主权术（见《韩非·定法篇》），自此始也。道其本已，法其末已。今之儒者，闻管仲、申、商之术，则震栗色变曰：而言杂伯，恶足与语治。试告以国侨、诸葛亮，则诵祝冀为其后世，而不知侨、亮之所以司牧万民者，其术亦无以异于管仲、申、商也。然则儒者之道，其不能摈法家，亦明已。今夫法家亦得一于《周官》，而董仲舒之决事比，引儒附法，则吾不知也。
夫法家不厌酷于刑，而厌密于律。汉文帝时，三族法犹在，刑亦酷矣。然断狱四百，几于兴刑措之治者，其律疏也。律之密者，不欲妄杀人，一窃分数级，一伤人分数级，钩分析，虽离朱犹眩目，自以为矜慎用刑，民不妄受戮矣。不知上密于律，则下遁于情，而州县疲于簿书之事，日避吏议，娖娖不暇给，其极上下相蒙，以究于废弛，故德意虽深，不足以化民成俗，今日是也。仲舒之决事比，援附格令，有事则有例，比于侯《九章》，其文已冗，而其例已繁，已用之斯焚之可也，著之简牍，拭之木觚，以教张汤，使后之廷尉比而析之，设法如牛毛，其卒又以为故事。然后舍生人之能，而行偶人之道。悲夫！儒之戾也，法之弊也。吾观古为法者，商鞅无科条，管仲无五曹令，其上如流水，其次不从则大刑随之，贵其明信，不曰较轻重。子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呜呼！此可谓儒法之君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