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涛比载洵小两岁，不过看起来似乎更成器一点。年轻时候的载涛活泼好动，兴趣广泛。他嗜好骑马，马术也很高明（建国后曾被聘为解放军总后勤部马政局顾问）。同时，他又喜欢京剧，在票友中颇有名气，可算是半个行家。不过，载涛的荒唐事也没少干。据说，有一次老福晋患病。载沣回家看望。载涛听说后，跑来找老兄，说：“黄鹤楼缺一角色，二哥可为周公瑾乎？”老福晋听后气得大骂：“我病如此，尔尚酣歌恒舞以取乐耶？真全无心肝矣！”
载洵出国晃了一圈后，当上军谘府大臣的载涛也依葫芦画瓢，以考察军事的名义周游了世界一圈。载涛这次出访的表现倒还算体面。他参观过美国西点军校，在德国还亲自乘坐飞艇。各方对他的印象及评价都不错，假以时日，也未必不能成才。但是，一个摄政王，两个小贝勒，这三兄弟的年龄加起来也没有超过80岁，既无阅历，也无从政或练兵的经验，军国大事，轻于一掷，这其中的隐忧，当然不容小视。
如果仅仅是少不更事倒也罢了，要命的是“洵贝勒”与“涛贝勒”还有其他毛病。时任外务部官员的曹汝霖在回忆录中说：“亲贵贪污，首推载洵，他在海军大臣任内，卖官鬻缺，贪得无厌，后到英国定购战舰，议价未成，先讲回佣，声名狼藉，贻笑中外。其弟载涛，尚知自爱，唯年少气盛，傲慢性成，人皆以为薰莸同器，其实以乃兄之污名而弟同受其累，亦是事实。但以毫无军事经验之幼弟，付以陆军之重任，其举措亦属荒谬。张南皮相国力争不可，未蒙容纳，遂自请休致，不久薨于京邸。老臣到此，亦只付之一叹矣。”
清末以降，世风日下，满朝亲贵，贿赂公行。载涛或许没有受贿，但并不代表没人向他送礼。《春明梦录》中说：“光宣之际，公行贿赂，专重权贵，末秩闲曹愈难沾丐矣。炭敬即馈岁之意，函中不言数目，只以梅花诗八韵十韵或数十韵代之，若四十则曰四十贤人，三百则曰毛诗一部，何等儒雅。亲贵用事时，有人送涛贝勒千金者，信面犹书‘千佛名经’四字，亦尚不直致。惜涛不知所谓，举以示人，后拆开，始知是千两银票也。”如果此事属实，或许从侧面说明载涛的官场经验远远不足，他要是明白“千佛名经”乃“千两银票”的含义，也就不会闹出这等笑话了。
驱逐袁世凯之后，载沣兄弟开始攘夺兵权，并在军界中“大换血”，同时又往北洋系中“掺沙子”，其具体举措包括：1909年上谕皇帝亲任海陆军大元帅（载沣代理）；将军咨府从陆军部独立出来并提升其权力，以执行参谋本部的职能；用士官系替代北洋系将领，“士官三杰”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均被任命为高级将领；良弼提为禁卫军第一协统领官；陆军部尚书荫昌兼近畿陆军六镇训练大臣，等等。
一系列的组合拳后，天下兵权悉归载沣兄弟所有，但这只是表面现象。要知道，北洋系自袁世凯1895年小站练兵开始，其势力经十几年的精心培植，早已是盘根错节，深入各个部门，抓出几个重要头目并不等于彻底拔除了袁世凯的势力。而如果真要将袁派势力赶尽杀绝，那整个大清帝国也就大厦将倾，岌岌可危了。
末代状元、清末立宪派领袖张謇曾在日记中说：“假如袁世凯一旦死亡，北洋的新军，据我所知，只有铁良尚能运用。铁良在旗人中，是比较干练而有计划的人。他对于陆军，亦曾埋头研究。他在军事上的知识，并不低于袁世凯。不料载沣听先入之言，罢斥铁良而不用，不啻自坏长城也。”铁良是满洲镶白旗人，原系载沣老丈人荣禄的老部下，早年做过兵部侍郎、练兵大臣和陆军部尚书，本是清末仅次于袁世凯的军事专家。他当时也只有四十来岁，年富力强。但这样一个老资格旗人却在载沣的军事结构调整中屡遭排挤，最后从陆军部尚书的位置上被赶了下去，后来外放到南京去做江宁将军。
铁良的被弃用，一方面是因为******奕劻的缘故。因为载沣认为铁良是奕劻的人，但更重要的是，载沣要为弟弟载洵、载涛掌握军权而扫清道路。只要是对他们兄弟抓权有所妨碍，不管是满人也好，亲贵也罢，都要一脚踢开。而后来继任陆军大臣的荫昌，也只有唯载涛之命是听了。
像铁良这样的例子，还有良弼。良弼家族世代忠良，对大清可谓忠心耿耿。其祖父伊里布曾做过总督、巡抚之类的一二品大员。但家道中贫，良弼从小刻苦勤奋，做事果敢，后来又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是满人中难得的军事人才，但也只被载沣任命为禁卫军第一协统领，似有大材小用之感。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清末亲贵的圈子本就不大，但这个小圈子内部也是彼此倾轧不已。京官胡思敬在《国乘备闻》即有“政出多门，八党之说”：“洵贝勒总持海军，兼办陵工，与毓朗合为一党；涛贝勒统军谘府，侵夺陆军部权，收用良弼等为一党；肃亲王好结纳勾通报馆，据民政部，领天下警政为一党；溥伦为宣宗长曾孙，同治初本有青宫之望，阴结议员为一党；隆裕以母后之尊，宠任太监张德为一党；泽公于隆裕为姻亲，又曾经出洋，握财政全权，创设监理财政官、盐务处为一党；监国福晋雅有才能，颇通贿赂，联络母族为一党。以上七党皆专予夺之权，无耻之徒趋之若鹜，而庆邸别树一帜，又在七党之外。当时朝士议论，皆言庆党贪鄙，肃党龌龊，两贝勒党浮薄。”
载沣的福晋是荣禄之女，自小就十分骄悍，也是个惹不起的厉害角色。据说，有一年载涛过生日，太福晋与诸王公都去他府中看戏祝寿。载沣的福晋以身上有孕为借口不去，但众人走后却微服上街看戏喝酒。有人看见报告了载沣，后者大怒之余而回家厉声斥责。但福晋也不甘示弱，其大吵大闹，太福晋也管不了。次日，载沣怒气未息，大臣们的章奏多被严斥，辄批云“著不准行”。京师传为笑柄，谓王犹是对福晋口吻也。
据说，载沣三兄弟小时候吃烧饼，载洵尽吃芝麻的，载涛好吃麻酱的，剩下的才归载沣，可见其宽容。对于载沣的消极软弱性格，《国乘备闻》也有一段生动的描述，说载沣性格极谦让，与四军机同席议事时不敢自专，躁进之徒向他献策，也一概欣然受之。他“内畏隆裕，外畏福晋。福晋与老福晋争权，坐视无可如何”。有一次载涛气极，操刀向福晋寻仇，几酿大变。载涛访问国外回来后，主张借国债建设海陆军，并主张剪辫，廷议大哗。载涛仍呶呶不休。载沣被逼得没办法，最后“避居三所，兼旬不敢还家，其狼狈如此”。在召见东三省总督锡良与湖广总督瑞澂时，载沣只说几句家常，别无他话。“瑞澂欲有所陈，监国曰：‘汝痰病尚未愈乎？’盖厌其烦聒也”。驻日公使汪大燮回国密陈日本阴谋，载沣听后不发一言，待汪一说完，即指着大钟说：“已十钟矣”，意在逐客。
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说：“从前近支王公子弟，令在上书房读书。余带引见，进内时，天皆未明，即见小王公纷纷下学。儒者本有‘三更灯火，五更鸡’之语，三更灯火，今则甫经上课；至五更鸡唱，则已回家安歇矣。是王子不能与人同也，时间既短，师傅又不无客气。大概有清以骑射得天下，本重武轻文。即如满洲大家教育子弟，每日雇一教读，其雇价月不过数金，少则只二金而已。无他，满人出身容易，不必学优而始可仕也。是满族人才缺乏，亦误于‘何必读书’四字耳。”
乾隆年间，学者赵翼曾这样描述皇子们读书的：“每至五鼓，百官尚未早朝，有先至者残睡未醒，在黑暗中倚柱假寐时，即有白纱灯一盏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当时的皇子们在皇帝的严厉督导下，不分寒暑雨晴，几乎天天都是如此。赵翼亲眼见后，不免慨叹道：“我们这些靠读书做官的，都不能天天早起，天子之家的金玉之体尚且能日日如是，真是三代以上，亦所不及。”正因为对皇子教育的重视，清朝前期如康熙、雍正、乾隆乃至嘉庆、道光年间，也就不再有前朝那样屡出昏君的案例，但在百年之后，这些贵胄子弟早已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传统丢到爪哇国去了。
如此当国，怎不堪忧？
5.靠边站的学问：
亲贵见用贤才弃
清末官场有句话流传颇广，叫“贪赃枉法******，里勾外连袁世凯”，这说的就是庆、袁集团。袁世凯虽然被赶回老家了，但袁派势力却一时无法根除，这其中就是因为有袁世凯的坚定同盟者、******奕劻在其中牵绊。
奕劻系乾隆帝十七子永璘之孙、辅国公绵性之子，其生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原本是远支宗室，初袭爵位不过是末流的辅国将军。但奕劻这个人做事勤勉，多思寡言。因为他父亲曾为了袭爵而行贿，因行贿而遭遣戍，所以其为人相当低调，不事张扬。奕劻的性格外圆内敛，他既善于揣摩圣意，同时又言辞谨慎。这使得他的上升之路颇为顺利：咸丰二年封贝子，十年封贝勒，同治十一年加郡王衔，光绪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封庆郡王，二十年封亲王。
在恭亲王奕訢、李鸿章等人在时，奕劻还谈不上有什么大的名望，只不过在总理衙门中长期任职。但在奕訢、李鸿章等人死后，特别在庚子年后，宗室中无人可用，智识平平的奕劻因多年积累的资历而一跃成为外务部大臣（六部之首），1903年后又进入军机处，并成为首席军机，一时间权势煊赫，无出右者。
据说，奕劻年轻时因为家庭遭受变故，生活颇为窘迫，身上的官服都经常拿到当铺去典当换钱，以解燃眉之急。但等他官越做越大后，其对钱财的贪欲也就越来越强，如《十叶野闻》中所说：“庆王弈劻之贪婪庸恶，世皆知之，其卖官鬻爵之夥，至于不可胜数。人以其门如市也，戏称之曰‘老庆记公司’。上海各新闻纸之牍尾，无不以此为滑稽好题目。盖前此之亲王、贝勒入军机当国者，未尝有赃污贪墨如此之甚者也。初，庆王以辛丑和议成，大受慈眷，然实李文忠未竟之功，而王文韶为之助成，庆王可谓贪天之功矣。顾荣禄未死以前，庆王实绝无议政权；及荣禄死，太后环顾满人中，资格无出庆右者，遂命领袖军机，实则太后亦稔知庆之昏庸，远不及荣禄也。”
奕劻在官场中一向以贪劣不法而著称。1904年御史蒋式曾弹劾奕劻，称其将私产120万送往东交民巷英商汇丰银行收存，“自简任军机大臣以来，细大不捐，门庭如市，是以其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尚能储蓄巨款”。弹章既出，清廷不得不装模做样地派大学士鹿传霖前往查办，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慈禧太后精明一世，她对奕劻的贪欲当然不会毫无所知。《国乘备闻》中说：“庚子之乱，仪鸾殿毁于火。太后归自西安，念及旧时居处，凄然不乐。从李莲英言，出宫帑五百万金付奕劻重建，奕劻与莲英朋侵其半。太后尝语人曰：‘奕劻藉朝廷势，网取金钱，是诚负我。今我夺奕劻位以畀他人，他人遂足信哉？’”
镇国公载泽与载沣关系很好。他与奕劻的矛盾很大，常对载沣说：“你要不听大哥的话，老庆（奕劻）就要把大清江山断送了！”但话虽如此，奕劻在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早已是百炼成精。他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载沣之所以没有听载泽的建议去扳倒奕劻，主要是担心北洋派难以控制。而奕劻主管外务部，他又怕外国人干涉。以奕劻的老资格，很多事情要是他不出面就办不成。正如当时流传的一句笑话：“老庆只要称老辞职躲在家里不出来，摄政王立刻就慌了手脚……”
更重要的是，奕劻有隆裕太后护着，载沣奈何不了他。隆裕太后护着奕劻，据说是这么回事：慈禧太后立嗣时，奕劻请在诏书中加兼祧（光绪）皇帝一语。慈禧开始不答应，她只想让溥仪给自己的儿子同治嗣位，在奕劻的再三跪请之下，慈禧这才勉强应承。由此，隆裕才保住了自己的太后位置，否则的话，她就要落得像同治皇后阿鲁特氏一样的悲惨命运了。事后，隆裕太后深感奕劻的大恩大德，当然不会让载沣去扳倒奕劻（也有说兼祧之议是张之洞提出的）。
1905年，镇国公载泽曾作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其人颇具才干，但为人刚愎自用，为同僚、各省督抚所不容。载沣上台后，载泽力持“杀袁去庆”之策，可惜载沣不听而意颇怏怏。后来，载泽做上炙手可热的度支部大臣，掌管朝廷财政大权，“每论政，独断即行”，屡因侵夺地方利权而招至物议。据说，盛宣怀在清末的复起就是走了载泽的门路，靠行贿60万两才被启用为邮传部尚书。而载泽取历年积蓄合为百万，盛暗地为载泽留出汉冶萍公司的股票，取暗号曰“如春”（谓“帝泽如春”也）。辛亥革命后，载泽亦不敢去要，最后付诸落花流水。
在亲贵中别树一帜的还有肃亲王善耆。善耆是世袭罔替的“八大********”之一、清初肃武亲王豪格的后代，历任镶红旗汉军都统、步军统领等职。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后，善耆被授为民政部尚书，掌管京师警务，也是一位实权在握的显贵。据《梅楞章京笔记》所记，善耆是个新派人物，能力也很强。他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崇文门监督（收取商业税）。之前崇文门每年的税收不过17万两，但他掌管之后很快增为64万两，而原定的税率并没有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