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事后，毫无危机管理经验的载沣穷于应付，身心俱疲，可谓是狼狈不堪。在接到隆裕太后的懿旨后，载沣长舒了一口气，他终于从这些令人头皮发麻的政事中解脱出来，可以回家“去抱孩子了”。
1.祖宗啊祖宗：
清帝退位的瞬间
在各省纷纷宣告独立的危急形势下，当年被载沣一脚踢走的袁世凯成了收拾残局的不二人选。但就在袁世凯被授为钦差大臣并驰往前线督师之时，清廷后院又爆发了“滦州兵谏”——10月29日，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及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等倾向革命的青年将领在滦州电奏清廷，提出“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大臣和国务大臣，国事犯之党人一律****擢用”等12条要求——滦州新军朝发夕至，祸起肘腋，清廷焉得不慌？
10月30日，载沣以宣统的名义下罪己诏，称“朕继承大统，于今三载，兢兢业业，期与士庶，同登上理，而用人无方，施政寡术。政地多用亲贵，则显戾宪章，路事蒙于佥人，此皆朕一人之咎也”；同时，赦免党人，开放党禁，“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赦宥从前一切因犯政治革命嫌疑人等及此次革命党人，准其改组政党，收作国家之用”。另外，宣布取消“皇族内阁”，称“我朝定制，不令亲贵干预朝政，祖训著有明文，实深合立宪国家精义。同治以来，国难未纾，始设议政王以资夹辅，相沿至今。本年设立内阁，仍令王公等充国务大臣，原属一时权宜之计，朝廷本无所容心”。
在滦州新军的压力下，清廷在下“罪己诏”的同时以人类立宪史上最快的速度颁布《十九信条》（宪法草案）。可悲的是，数百万人一年前还为之苦争不获的君主立宪制，如今五日即成，可谓贱卖至极。正如《泰晤士报》评论的，“如果一个月前做到这三条之中的任何一条的话，会在清帝国发生什么样的效果啊！历史现象往往重演。这和18世纪末路易十六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没有明显效果”。曹汝霖也颇为讽刺地说：“回想当年（速开国会请愿）代表团请愿，驱逐出京，今者统帅兵谏，立即照准宣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由此政府威信坠地，政治等于儿戏！”
如果抛开厌恶的情绪来看看《十九信条》的话，倒也不乏可观之处：其中第三、四条，“皇帝之权以宪法规定者为限”“皇帝继承之顺序，于宪法规定之”，实则是英国式的“虚君”制；第八条，“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这条排除了皇族亲贵干政的可能性；后面的条文，则确认了国会立法权及至高无上的地位，责任内阁与司法机关的产生，都取决于国会。
东西是不错，可惜没买家，《十九信条》救不了清廷。勒庞在《革命心理学》中说，“一个人总应该高瞻远瞩，在迫不得已之前就做出让步”，正所谓形势不饶人，清廷在兵锋下的让步——迟了！据曹汝霖的回忆：“当兵谏电到之日，亲贵大员眷属，纷纷逃往天津，京津火车拥挤到无立足之地，人心之乱，于此可见。”颜惠庆也在回忆录中称：“清廷大臣，不是宿命论者，就是失败主义者，早已是外强中干，色厉而内荏。烽火未起，官员们已经准备投降了，更何况既不了解各省实情，又未经历战事。因此，他们惶惶然不知何去何从。”
当时的京师一片恐慌，官员们如同惊弓之鸟，神经质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颜惠庆举了个例子，有一次外务部的高级官员在讨论严峻的局势，部内主管电报的司员面如土色地冲进来报告，说无法收到天津总署衙门的回电（当时盛传革命党要攻打天津）。与会官员惊恐万状，纷纷喝令套车回家。几分钟后，那位司员又来报告，说与天津的电报联络已经恢复，刚才无人作答，只是因为那边的电报员如厕去了。
11月1日，皇族内阁总辞职，袁世凯被提名为内阁总理大臣。12日后，袁世凯从武昌前线回到阔别三年之久的北京。据颜惠庆回忆：“袁世凯抵达北京后，满朝文武，人心顿行安定，仿佛又恢复了元气。这充分显示出主政有方，处事决断的袁世凯在朝中所享有的不一般的威望。”3天后，新一届内阁成立，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王士珍、严修等分掌民政部、陆军部、度支部等重要部门，朝中局势稍稍安定。
袁世凯内阁既已成立，摄政王载沣也就按罪己诏中的承诺交出印信，退回藩邸。在退政书中，载沣自承：“摄政以来，于今三载。用人行政，多拂舆情。立宪徒托空言，弊蠹因而丛积。驯致人心瓦解，国势土崩。以一人措施失当，而令全国生灵横罹惨祸。痛心疾首，追悔已迟。倘尚再拥护大权，不思退避，既失国民之信用，则虽摄行国政，诏令已鲜效力，政治安望改良！泣请辞退监国摄政王之位，不再干预政事”等，隆裕太后当天就批准了载沣的申请：“监国摄政王性情宽厚，谨慎小心。虽求治綦殷，而济变乏术，以至受人蒙蔽，贻害群生。自应俯如所请，准退监国摄政王之位。”
武昌起事后，毫无危机管理经验的载沣穷于应付，身心俱疲，可谓是狼狈不堪。在接到隆裕太后的懿旨后，载沣长舒了一口气，他终于从这些令人头皮发麻的政事中解脱出来，可以回家“去抱孩子了”。倒是载沣那位个性刚强的福晋为此大哭了一场，但她又何尝知道载沣的难处？勇于承担责任固然值得钦赏，但更重要的是，载沣清醒地认识到，以自己的个性与才能根本无法驾驭当时的变乱局面，此时全身而退，倒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令人无语的是，在清廷面临覆亡之际，不少满族亲贵更关心的却是一己私利，如溥伟在《让国御前会议日记》中说的，十一月二十九日内阁会议时，“群臣列坐，彼此闲谈，不提及国事”。曹汝霖在回忆录中说，袁世凯“以军饷无出为辞”，隆裕太后“不能空言慰留，又无它法筹措，遂将慈禧太后历年积蓄之金条尽数交出，共有三十余箱，合银六百万两之谱”，但这六百万两很快就用完。内帑告磬的情况下，隆裕太后只好请亲贵们毁家纾难，认捐爱国公债，但结果是应者寥寥，个个哭穷。在海军部任上收获颇丰的载洵还故作为难：“余于此项公债非不勉力输捐，实因身在任海军大臣以来不过两年，而亏空已不知凡几，每月所得尚不能敷衍，目前安有余资可以报效国家？”
前事不远，后事之师，明末崇祯皇帝要皇室大臣捐100万两银子去打农民军，这些亲贵们都说没钱。等李自成进京后向他们追银子，严刑拷打后竟然弄出来7000万两。据不完全调查，当时仅******、恭亲王、礼亲王、肃亲王及载洵、载涛、那桐等十余亲贵的外国存款即有3700万元之多，但“爱国有风险，投资须谨慎”，他们最多也只是敷衍认捐极少一部分装装样子而已。这还不算，掌权的******奕劻还想发“国难财”。据《光宣小记》中说，武昌起义后，原四川总督锡良曾自告奋勇率兵督陕，而向以卖官拢财的奕劻竟仍向其索贿八万两，锡良为之大怒：“生平不以一钱买官，况此时乎？”
清末财政一向寅吃卯粮，清廷没有钱，刚掌权的南方革命党更没有钱。既然如此，妥协也就成为彼此可以接受的选择。在革命党看来，如果袁世凯能倒向共和，那就可以早日实现推翻清朝的目标而避免过多的流血牺牲。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也多次表示愿虚位以待，希望袁世凯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在经济窘迫，人心思变的情况下，袁世凯也不得不认真考虑革命党的提议与许诺。考虑再三后，袁世凯也认为，要想挽救当前的危局，也只能以清帝退位换取优待条件作为代价，成立共和政府，这样才能避免陷入长期内战与国家分裂的危险。与徐世昌、奕劻商议后，袁世凯于1月16日向隆裕太后奏陈，目前局势不可决裂，否则战事再起，清军也无把握，“度支如何？军机如何？岂能必操胜算？万一挫衄，敌临城下，君位贵族岂能保全？外人生命财产岂能保护？如召集国会，采取舆论，果能议决仍用君主国体，岂非至幸之事？就议决共和，而皇室之待遇，必极优隆，中国前途之幸福，尚可希望，孰得孰失，情势皎然。若再延缓，祸害立至。”
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回忆起当时的场面，说一个陌生的矮胖老头跪在红毡垫上与隆裕太后相对流涕，看似伤心欲绝，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小皇帝哪里知道，这个矮胖老头正是袁世凯。在他的哽咽声中，说的竟全是逼其退位的劝诱恫吓之词：什么“环球各国，民主好比尧舜禅让，是顺民心之所归，非历代亡国之可比”；“读法兰西革命史，要是那路易王室早顺民情，何至于被杀无遗”；“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使列祖列宗震惊，被赶出紫禁城”？所以请太后务必“俯鉴大势，以顺民心”！
亲贵们听说袁世凯转了风向，一个个大为愤慨，有几个忠心耿耿又不怕死的亲贵还组织了什么“宗社党”，非要抗拒共和，保大清不亡。恭亲王溥伟当时就是其中的铁杆之一，他在《让国御前会议日记》中记载了当时的一些情景：在隆裕太后召集亲贵讨论国体问题时，溥伟力言：“乱党实不足惧，如今冯国璋肯报效出力，请太后将宫中金银器皿，赏出几件，暂充战费，虽不足数，然而军人感激，必能效死，如获一胜仗，则人心大定。恩以御众，胜则主威。请太后圣明三思。”隆裕太后沉吟半晌，说：“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
溥伟恨恨地道：“优待条件是欺人之谈，不过与迎闯贼不纳粮的话一样。彼是欺民，此是欺君。就请用贤斩佞，激励兵心，足可转危为安。若一议和，则兵心散乱，财用又空，奸邪得志，后事真不堪言。况大权既去，逆臣乱民倘有篡逆之举，又有何法制之？彼时向谁索优待条件？”见隆裕太后不吭声，溥伟又奏道：“即使优待条件可恃，夫以朝廷之尊，而受臣民优待，岂不贻笑列邦，贻笑千古？太后、皇上欲求今日之尊崇，不可得也。臣忝列宗支，实不忍见此等事！”
隆裕太后说：“就是打仗，也只冯国璋一人，焉能有功？”肃亲王善耆奏道：“除去乱党几人，中外诸臣，不无忠勇之士，太后不必忧虑！”溥伟又奏道：“臣大胆，敢请太后、皇上赏兵，情愿杀贼报国！”隆裕太后问载涛：“载涛你管陆军，知道我们的兵力怎么样？”载涛脸一红，忙磕头答道：“奴才没有打过仗，——不知道。”隆裕太后听后默然。
眼见“清帝退位换取优待条件”的计划遇阻，袁世凯使出了杀手锏，那就是私下里唆使段祺瑞等北洋军将领于1月26日联名电奏：“共和国体，原已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公迭次阻挠，以致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现在全局威迫，四面楚歌，京津两地，暗杀制动党林立，稍疏防范，祸变即生。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实难数。时至今日，皇上欲求之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许，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谨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挥泪登车，昧死上达！”
清廷耗费巨资，养成的却是一群虎狼之师，这下彻底完了。电报中的最后一句，更是杀气腾腾——这北洋军要是回师北京，这清廷上下哪里还有活路？而就在当晚，原禁卫军统领、“宗社党”里表现最积极也最懂军事的首领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这下把那些亲贵们吓得不轻。据报道，当时京奉快车的头等车厢内，“亲贵夫人占其大半”，他们忙不迭地奔到天津租界，先保自己的平安再说。就连之前信誓旦旦的溥伟，也在老福晋的严令之下避至西山，江山社稷，暂时免谈。
隆裕太后听说良弼被炸死，也是吓得几天都睡不着觉。而此时袁世凯又买通了奕劻、那桐等人不断在隆裕太后面前危言耸听，借以恫吓。群情惶惶之下，就连隆裕太后身边的总管太监小德张也收了这些人的钱。他不时地在隆裕太后耳边敲边鼓：“主子，你也别太着急上火，照奴才看，不管这君主也罢，共和也罢，老主子全是一样。讲君主，老主子也不过就用用宝；闹共和了，太后还是太后。不过，可得先答应了南边的条件。要不然啊，革命党打到了北京，那可就全完了！”王闿运在《祺祥纪事》中所嘲讽的，“天下唯论财货，禅让亦以贿成”，说的就是奕劻、那桐买通小德张欺骗威吓隆裕太后退位一事。
不过，据叶恭绰的说法，隆裕太后顺应共和的决心颇大，在谈判优待条件时，其“字斟句酌，意旨甚多”；在宗室亲贵阻挠宣布共和时，隆裕太后“或严拒之，或婉止之”；“十二月廿三、廿四日单独请起者有多人，隆裕或见而告谕之，或竟不见。廿五日晨犹有数人拟面阻上谕之发布，隆裕告内阁全体云：‘我们先办了这事，我再见他们，免得又有耽搁。’遂将逊位诏书，盖印发出。逮各人入阻，已无及矣。足见隆裕之有决断，实非寻常，宜乎逝世时全国哀悼之盛也”。（以上日期为阴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