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年龄的增大，溥仪也变得越来越叛逆，时不时的就要反抗一下旧制度、旧礼仪。譬如，他不愿乘皇轿而要坐汽车，他为了骑自行车而将门槛锯掉，他要穿洋装、打领带、戴猎帽，等等。但最令端康太妃震惊的是，溥仪居然提出要戴眼镜！天哪，太可怕，皇帝竟然要戴眼镜！这是万万不能的。
最早发现溥仪眼睛近视的是庄士敦，因为每次上课快结束时，溥仪总是回头看那个座高近两米的大钟而不是更近的小钟。于是他提出请医生给溥仪检查视力并配戴眼镜。但这个提议遭到了端康太妃、内务府和醇亲王载沣的坚决反对，直到庄士敦以辞职相威胁，保守派们才最终同意。溥仪戴上眼镜后，显得斯文了很多。他其实是喜欢戴眼镜的，特别是金边眼镜。他后来照的相片，大都是戴着眼镜而照。
说溥仪孤独，其实也不全是。至少他每天都会收到很多来自四面八方甚至是世界各地的信件。信件大多是匿名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有投诉的、有谋官的、有告密的，甚至还有请求皇上入教的。最有意思的是，有几位外国女孩来信主动提出，愿意“侧身于皇帝的嫔妃行列”。当然，这些英文信都被庄士敦给直接处理掉了。其实溥仪也往外面写信并给报社投稿的，他曾以“邓炯麟”的笔名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小诗，后来还被庄士敦翻译成英文并收入了《暮色紫禁城》那本书。
当时紫禁城能直接与外界联系的，是一部电话。为装这部电话，溥仪也是经过多次斗争才获得的。醇亲王载沣开始不准皇宫安装，但后来溥仪一句话把父亲噎住了：“王爷府上不是早就安了电话吗？”溥仪对父亲很不满：辫子剪得比我早，电话装得比我早，汽车也买得比我早；但醇亲王认为，皇帝啊，皇帝，随便和别人接触，皇威何在？成何体统？
电话安好后，溥仪兴致勃勃地按照电话本随意给人打电话：“来者可是……杨小楼？”京剧著名演员杨小楼接到电话后一愣：“嗯？您是谁啊，哈哈……”溥仪不等他说完，便急忙把电话给挂了。只有一次，他给刚回国的胡适博士打电话，两人说上了：“你是胡博士呵？好极了，你猜我是谁？”“您是谁啊，怎么我听不出来呢？”“哈哈，甭猜了，我说吧，我是宣统呵！”“宣…宣…统？是、是……是皇上？”“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几天后，胡适真的来皇宫拜见皇上了。守城的护军们一头雾水，他们之前没有听说有这个安排。在费了不少口舌后，护军报到溥仪那里，他才想起了这事，胡适也就进了宫，两人坐着谈了20分钟的话。由于胡适当时是个有名的新派人物，在与皇帝见面的事情传出去后，王公大臣们大为恼怒。而新派人物也攻击胡适有“膝盖发软”的毛病，并说他拜倒在皇帝面前。不过下跪却是不真实的。后来冯玉祥将溥仪逐出皇宫，胡适极力为溥仪鸣不平，并谴责冯玉祥驱逐孤儿寡母是“东方的野蛮”。军阀当道的时代，胡适敢于这样做，恐怕不仅仅需要“善良”而更需要“勇气”了。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但紫禁城的世界呢？孤独，沉闷，陈旧，保守，就像是一所大监狱。溥仪的身边没有真正的朋友，只有一群遗老，一些太监，几个太妃，还有成群的年老色衰的宫女们。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啊。
1923年2月，在庄士敦和两个伴读溥杰、溥佳的帮助下，溥仪精心策划了一个出逃的计划。可惜就在计划实施前的一小时，不知道是哪个太监报告了内务府，溥仪还没来得及走出养心殿，醇亲王一声令下，各宫门一律断绝出入，紫禁城立刻进入戒严状态，出逃计划彻底流产。醇亲王担心的是：如果皇帝逃出宫城，那民国的优待计划岂不要废止？每年400万元的优待费岂不泡汤？这可是开不得玩笑的。
但是，紫禁城的日子终究要走到尽头。1924年11月5日，在冯玉祥发动“********”后没几天，其部下鹿钟麟和临时内阁代表李石曾带着手枪队，拿着临时内阁签署的《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杀气腾腾地来到故宫，要求溥仪在修正书上签字，并限令两小时内搬出紫禁城。
内务府大臣绍英见天降横祸，一时急得要命。他先走到李石曾的跟前说：“你不是大学士李鸿藻的公子吗，如何也帮着当局欺压清室呢？”见李石曾扭头不理他，绍英又哆哆嗦嗦地走到鹿钟麟的面前哀求道：“你不是太傅鹿传麟的嗣子吗，如何对清室如此苦苦相逼？”（鹿钟麟与鹿传麟同宗是真，嗣子有误；不过，李石曾倒确实是清末内阁大学士、清流派领袖李鸿藻的公子。）
鹿钟麟听得不耐烦了。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炸弹，往桌上重重一放，喝道：“要是再不搬出，我就要令景山上开炮了！”
就历史经验来看，武力威逼一般都是成功的，也可以免去很多口舌之争。于是，溥仪等人被吓得魂不附体，慌忙从紫禁城中搬出。当时国民军给溥仪等人预备了五辆汽车，由鹿钟麟亲自将他们送到溥仪的父亲、前清摄政王载沣居住的醇王府（北府）。
溥仪下车后，鹿钟麟笑嘻嘻地上前跟他握手，并问：“溥仪先生，你今后是打算做皇帝，还是要当个平民？”溥仪说：“我愿意从今天起就当个平民。”鹿钟麟听后松开溥仪的手，笑道：“好！那么我就保护你！”至此，中国终于没有合法的皇帝了。
其实在1912年后，溥仪就已经不是什么皇帝了，帝制虽然没有被完全消灭，但真正的皇帝早已被埋葬在历史的长河中了。是啊，紫禁城里的溥仪究竟算什么呢，前清的关门皇帝还是民国的特殊公民？谁也说不清，也许这本来就是一个时代的怪胎。但不管怎么说，溥仪应该变成正常的国民，正常的人。他应该参与社会生活，以失去他的威严为代价，去赢得属于他的责任与荣誉。
可叹的是，在那个翻云覆雨、风雨大作的幻变年代，溥仪在出宫之后却走上了一条本不该有的不归路，最终沦为日本侵略的傀儡，成为战犯，并最终受到历史的审判。这一切的一切，真的像是一场梦一样。
4.各顾各命：
旗人的乱世飘零
清帝退位前，南北议和所签订的《优待条件》包括三部分，即“优待皇室八条，待遇皇族四条，待遇满蒙回藏七条”。其中，与旗人相关的有以下几条：在“丙、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中，“一、与汉人平等”；“二、保护其原有之私产”；“五、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六、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七、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在“甲、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中，第八款也涉及到旗人，即“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话虽如此，由于民国初年政局动荡，加上前清时期财政已濒临崩溃，到民国后自不可能立刻扭转，八旗生计问题也由此成为北洋政府颇为头疼的问题。民国元年，内务部呈文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查筹办八旗生计为今日当务之急，请特设筹办八旗生计处，委任专员办理。”袁世凯批示：“所请特设筹办八旗生计处，自应照准。著派宝熙、三多、治格、陆建章、蔡金台、祝瀛元办理。”
辛亥年后，逊清内务府曾多次登报向民国政府要求支付费用，而后者自始至终都不曾如数付给。白纸黑字、有约在先的“******”尚且如此，一般旗人就更加可想而知。如旗兵改编后，虽说“饷额如旧”，但实际上并没有履行过。颇具讽刺的是，“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在清廷覆亡后被迅速“选择性遗忘”，而受到同等待遇的也包括那些“鞑虏”们（旗人们）。旗人之前主要靠俸饷、钱粮为生计之源，在辛亥鼎革、沧桑巨变之后，俸银俸米全部停发，“铁杆庄稼”绝收，他们将何以为生呢？
首先生活不下去的是京旗营房中的寡妇们，原本她们有清廷发给的抚恤金，现在忽然不发了，于是很快陷入了断炊挨饿的惨境。后来实在没办法，京旗和驻防八旗的寡妇及家属们来联合起来去中南海总统府请愿，男女老少一大群，请愿队伍一边喊着：“饿！饿！我饿呀！”一边把沿街的烧饼铺、馒头铺一扫而空，边吃边进。当时总统府外的卫兵，很多也是之前旗人新军改编的。他们对此完全采取了同情的态度，不去阻拦。总统府管门卫的人着了慌，赶紧报告里面。后来出来一名科长，他站在凳子上对大家喊：“八旗弟兄们，对不起你们！让你们跑了这么远的路。饷，一定照发！你们先回去，容几天筹措的工夫。现在民国财政实在困难，大家也知道。绝不能诳大家！大家先回去，绝不食言！”请愿的人回去后，发了两个月，又不发了。
北洋政府财政困难是事实，旗人请愿他们没有办法，但他们也没钱！
清末时，旗人已经贫困不堪，革命之后，更是每况愈下。以荆州驻防旗营为例，在革命军攻下荆州城后，“查荆属满民众多，向无职业，贫困异常”。据一份“调查各旗极贫官员数目单”的记载：京师八旗中共有极贫官员六百八十三员，其中满二百七十四员、蒙一百二十员、汉一百九十九员，键锐营、内火器营、外火器营和护军管理处共有极贫官员七十六员。八旗中的官员尚且陷入贫困化，其他普通旗人更是可想而知。
在人数最多的京旗，据统计，仅上三旗旗人中，无衣御寒、无米下锅的贫困户就占了十之七八，约有十余万户。一些人家在吃光当尽后流离失所，或流浪街头，或辗转沟壑，冻馁而死的不在少数。
俸禄停发后，大部分旗人因为之前制度原因而缺乏工作技能，由此导致衣食无着、饥寒交迫而倒毙的现象并非罕见。当时的报纸上就刊有很多旗人贫困冻饿而死的消息。民国参议院议员、旗人讷谟图曾在报上“征求关于筹划八旗生计启事”中说：“我旗同胞痛苦流离，饿殍载道者有之；悬梁投井，或卖儿鬻女者有之。种种惨情，言者痛心，闻者落泪。”这说的基本都是实情。
仅1912年，《申报》就报道了数起旗人因无法生活而自杀的事件：1月28日，杭州某马甲将一子两女缢毙后，夫妻悬梁自尽。不料隔日洪福桥某家又有一门七口举室自杀。初九日晨刻，某旗妇往乞施粥，因人多被挤打碎钵，伤及头部，归而愤泣，竟将十岁、七岁两女砍毙，复将怀中幼子掷入河中，己亦雉经而亡；2月20日报道，革命之后，陕西旗人“一般无家之辈孤寡独奔街市，几终日不得一饱，极一时之惨状”；8月13日报道，镇江某柏姓旗民，“一家数口，自……光复后，日用衣食一无所出，难以度日。柏妇某氏，年三十余，因贫吞针自尽”，“又旗人朝朴臣亦因衣食无法接济，于十一月上午奔至城外，跳入荷花塘中，冀藏鱼腹”，所幸被人发现，这才被救下。
民国初年，广州的一些旗民“困苦流离，因而自尽以毙者，不可胜计，惨状难言，人道丧尽，不料桀纣虐民之惨，复见与民国共和年代”。1914年11月，山西巡按使金永呈文总统府政事堂，其中详述了太原旗民的困苦状况：“晋防旗民共一千四百数十丁口，食饷者仅六百余名。数口之家若求日饱一餐无不可得，故卖妻鬻子女之惨状，时有所闻。”
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部分旗人为了自救而不得不去卖唱，甚至为盗为娼。据报道，光复后的“荆州满人男女老幼不下两万余人，自共和宣布月饷无着，本其少年弟子素工京调，只得三五成群，手执板鼓丝弦，与西城一带沿街卖唱”。在北京，以娱乐而闻名的天桥一带，活跃在此的艺人、说书人、算命打卦者，多为旗人。
靠卖艺维生还算好的，有些男性旗人因生活所迫而沦为盗匪的，也屡屡见诸报端。另外，就像李玉茹在小说《小女人》中所写的，一些旗人妇女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家庭的生存而不得不沦入娼门，“众所周知，北平城里至少有七千妓妇，其中大部分是满人。人们也知道，满人家里的姑娘和妇女们化装或者蒙上头在夜里拉洋车”。
1921年6月10日，北京《晨报》报道了一则京旗女子拉洋车的故事：话说前天午后九时许，有一张某由德胜桥坐车到后鼓楼院，走至三座桥时，车夫喘吁吁地蹒跚而行。张某因有要事，催其速行。车夫说：“要快呀，您另雇一辆车罢。”说着，呜呜咽咽地痛哭起来。张某一听好像是女子的声音，仔细一看，果然是一个半老妇人，头上用旧布包着。张某见了这种情形，着实惊讶，忙问她的来历。妇人答道：“我姓阿，我在旗，家在旧鼓楼大街，今年四十五岁，我丈夫正月病故，我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寿全，在外当兵，一年多没有给家来信，还不定这贼小子是塞了炮眼，或遭了枪排呀，哼！先生，一头里我只靠着我二儿海全拉车，挣几个大（即铜板），吃点窝窝头杂活面。谁知现时什么都贵了，饷钱又领不到手，又赶上我二儿病了半个多月，还下不得炕，您瞧这活该不活该呢。我没有法子，只好拿命去拼吧，白天没做点活，晚上凭车来拿，挣一个大、两个大，买点吃食，富余的给我儿子买药。唉！这都是我没法子才来现眼，让先生笑话啊。”张某听了这番伤心话，十分难过，觉得在车上坐着不安，连忙跳下车来，给了铜元五十枚，妇人含泪收下，深深道谢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