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地说，“驱除鞑虏”本没有太多的血腥味，因为其目的大抵是“你不行，我来”。革命党反对满人并非真的因为他们是“蛮夷”。因为中国传统经书上认为，是否“蛮夷”主要是以文化为标准而不是以种族为标准，任何接受中华文化都可以被视为归化者。经过两百多年的汉化后，传统士绅们事实上已经认可了满人的文化定位。但是，革命党人关注的并不是文化界定问题。在他们眼里，满人是一个特权阶层，在内外交逼的忧患年代中，他们必须为中国的衰败负责。这才是他们要推翻清廷的根本原因。
辛亥年后，胡汉民将革命成功的经验总结为两条：一是策反新军为“成功革命之重要因素”，二是“排满宣传战胜一时之思想者，实为根本之成功”。这两条，可谓深得辛亥年事变的精髓。从以往的中外历史来看，革命的起源可能是理性的，但在一个动荡而不满的社会时期，理性的诉求往往敌不过感性的宣泄，这原本不是什么稀奇事。由此，任凭改良派梁启超、杨度等大才子舌绽莲花，大谈特谈“政治改良之学说”，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力也绝对敌不过《扬州十日记》《革命军》那几本充满煽动力的小册子。
做事都要讲求效果，革命也不例外。用现在的话说，“排满”是一种“政治正确”，在“复仇”和“血债”的义愤当中，理智反而显得多余甚至“有害”。由此，在清末风起云涌的“排满”浪潮中，冷眼旁观的保守主义者严复也忍不住哀叹：众人皆作“汹汹”之论，“当舆论燎原滔天之际，凡诸理势诚不可以口舌争”！换言之，革命不能讲理性、不能讲理智、不能讲道理，革命就是要靠激动、靠冲动、靠盲动，这几乎是革命的第一定律，也是革命成功的第一保证。
说白了，“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就是一种仇恨教育。但公道点说，历朝历代的造反运动都离不开它。所以，辛亥革命党捡起这个武器，也不能说太过分。只是八旗并不是种族概念而是军功特权集团的概念，这种只看上层不顾下层，刻意政治化的“历史观”并不可取，把满族亲贵和贫穷潦倒的旗人混为一谈并一概视之为“鞑虏”更是显失公平，甚至有为达到政治目的而令无辜旗民充当替罪羊的不妥切之处。
种族之恨与复仇之图能快一时之意，却必将贻祸于后世子孙。严复的忧虑，还有辛亥年许多旁观者看不懂的激情，同样构成了后世讨论辛亥革命所无法回避的悖论。由种族主义而衍生的激烈革命，在此后“共和”“民主”“自由”的民国年代，即便是胜利者，又如何看待与评价之前的这段非理性历史呢？
当然，对于革命党人关于满汉关系论述的前后矛盾与时代局限性，虽有指出分析的必要，但过分苛责也无意义。因为悲剧已经发生，无可挽回，后人要做的，只能是让历史更加接近真相，民众的历史观更趋理性为佳。
如回到历史的现场，一百多年前的多数国人未必反对皇帝，只是不能容忍满人做皇帝。按钱穆先生的说法，清代施行的完全是一种私心的政治，因为皇帝背后有全部满洲人撑腰。但在两百多年后，作为统治集团的满族贵族，他们不但不是全体国人的利益代表，在很大程度上连普通旗人的利益都不能代表。但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他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他们的利益泛化，把原本只是满族贵族的利益说成是全体满族人的利益，并把自己打扮成全体国民的利益代表。可惜的是，在一次又一次的丧权辱国面前，这种代表往往意味着国民的耻辱，更加激发了汉人的不满情绪。这大概就是满人的原罪了。
有清一朝的“满汉共治”体制，海外学者也常称之为“华夷联合政府”，这种满人亲贵与汉族士绅的联合，既扩大了清朝的统治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满汉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和短命的元朝相比，清廷能维持长达268年的统治，应与这种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满汉共治”并不等于“满汉平等”，事实上，这个联合政权从一开始就是由满人所主导的，在摄政王载沣执政的最后三年中，清廷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满人的朝廷”，特别是在臭名昭彰的“皇族内阁”出台后，更是如此。之所以如此，原因是载沣的夹袋中本无太多的人才储备，他当时能想到的，也主要是身边的亲贵。于是乎，载洵当上海军部尚书，载涛执掌军咨府（相当于参谋本部），载泽主掌度支部，不一而足。
权力分配的不均衡引发了汉人精英上升机会的被剥夺感，特别在1905年科举废除后，在这一“旧制已破、新制未出”的微妙时期，有才华的年轻人失去了原有的上升渠道，而亲贵擅权、任人唯亲、黑箱政治、买官卖官等社会丑恶现象更加重他们对清政权的恶感并引发必须“去之而后快”的冲动。作为历史的对比，皇族亲贵的干政在康雍乾等朝通常被刻意控制并力争回避，但这种政治恶习却在清末愈演愈烈，这无论如何都是摄政王载沣的严重失策。
不可否认，革命党人的“排满”主义也同样存在重大缺陷，其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助长了大汉族主义并在民国后引发了严重的边疆危机，如外蒙的独立即为明证；二是“排满”的功利主义导致革命目标的偏移，使得原本为反****主义的革命到民族革命阶段即戛然而止。事实上，在当时很多革命党人的眼里，“革命就是排满”，只要推翻了清廷，挂上了共和的招牌，革命就算成功。至于之后怎么办，却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革命党人也对民主与共和制度知之甚少，更何况是一般的民众呢？
在《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以“排满”宣传为实例》一文中，历史学者章开沅先生说：“民族主义仿佛是一把两面刃，既可以伤害对手，也未尝没有可能伤害自己。即以‘排满’口号而言，它固然曾经有效地启动了辛亥革命，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有可能被其他民族分裂分子衍变为‘排汉’，以遂其破坏祖国统一之私。民族情绪与省籍情绪一样，都需要引向更为广阔的国家认同、区域协作与国际整合，而不宜作为谋取短期政治利益的简单手段而反复加以利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肯定民族主义历史进步性的同时总是要指出其局限性，并且更为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国际主义立场，其道理正在于此。”
英国学者艾瑞克·霍布斯邦也认为：“民族不但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而且是一项相当晚近的人类发明。‘民族’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是息息相关的，若我们不将领土主权国家跟‘民族’或‘民族性’放在一起讨论，所谓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将会变得毫无意义。”
清帝退位后，革命派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在在民族观问题上殊途同归，之前喧嚣甚上的“驱除鞑虏”口号乍现骤收，很快即被“五族共和”的新提法所取代。由此，之前“他们-我们”的满汉对立也迅速转变为“我们-我们”的国民视角，不管是什么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各民族民众都是中国国民的一分子。而之前被圈禁在满城中的广大旗人，他们在脱离了清廷微薄的供给后，虽然在一段时期内受到一定的磨难，但由此也获得了更大程度上的自由和更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至于当年的皇族亲贵们，这些昔日的“王谢堂前燕”，几十年后也都化入了“寻常百姓家”。此情此景，正如历史的洪流滔滔，无色、无味、无形，又无可阻挡，但这就是历史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