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讲钱锺书，这个名字在青年学子当中可能是耳熟能详了，甚至在整个中国也可说是接近于家喻户晓。但是这个名字在上个世纪50年代，我念大学的时候，几乎是没有人知道的，即使是大学中文系学生，知道钱锺书的人也是非常少的。在当时北大中文系五五级，我们班上有100个同学，知道钱锺书的人可能只有一个，这个人就是鄙人？（笑声）为什么呢？在我们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没有钱锺书。当时现代文学史是以鲁、郭、茅、巴、老、曹为纲。鲁，就是鲁迅；郭，就是郭沫若；茅，就是茅盾；巴，就是巴金；老，就是老舍；曹，就是曹禺。在主要作家里，没有钱锺书，其他比较次要的作家里，也没有钱锺书。没有钱锺书，没有张爱玲，连沈从文都没有专门提起。据说，上个世纪80年代，诺贝尔文学奖都准备发给沈从文了，可惜的是，等到事情有一点眉目了，沈老却过世了。
一、《围城》被冷落四十多年：可能的原因
钱锺书什么时候开始咸鱼翻身的呢？在改革开放以后。他为什么咸鱼翻身了呢？被当作出土文物供奉起来了呢？因为有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叫夏志清，这个人在1949年前本是北大的助教，他在1948年到美国去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当了教授，在美国汉学方面是很权威的。他写过一本《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的。那里面把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三个人的地位提得非常高，特别是张爱玲，给她的篇幅比给鲁迅的还多，多了十好几页，鲁迅是27页，张爱玲是43页。给钱锺书的篇幅也是相当地多，评价也很高、当然，夏志清先生当时是有点成见的，凡是和共产党关系不好的大抵都是好，和共产党关系好的都是不太好。尤其是鲁迅，给的篇幅不是很多，挑的毛病却不少。例如，他说，鲁迅的小说，只有在写他的怀乡病（nostalgia）的时候，也就是以鲁镇为背景，写童年回忆的作品，才是好的，其他都成问题。当然，这个不是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夏志清的这本著作，最初有台湾地区的翻泽，译本转到大陆来，引起了注意。到80年代中后期，钱锺书的地位提高了，可以说是红起来了。原因倒不是《围城》，而是他的学问，他可是真正的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师，被称为“文化昆仑”。他有一本《管锥编》，所引文献就有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他这么大的学问，当然在中国社会科学界享有崇高的地位，当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他在海外当然也享有盛誉，甚至，他在意大利接受奖项的典礼上，能用意大利文背诵诗歌，意大利人都记不得。另外，他这个人也很有个性，当时美国一所挺著名的大学请他去讲学，给了几十万美元的年薪，这在80年代，我们这些当教授的工资才一个月几百块人民币，可是个天文数字。1990年，我到德国去之前，我从学校拿到的月工资才380元。德国教授问起，我都说3800。这不是说谎吗？没有，我并没有说，3800元人民币啊，我说的是，3800毛。（大笑声）我们说3800元，可以把元省略，难道说3800毛，就不可以把毛省略吗？（大笑声）再说钱锺书，他对这个几十万美元，不屑一顾，拒绝了。为什么？他说，你们美国那个著名大学，那些大学生的水平，就值得我去一下吗？就没有去。
因为夏志清给他的评价很高，慢慢地，《围城》就引起了学界的注意。但，老百姓并不知道《围城》，后来知道了，并不是通过小说，通过什么呢？电视剧。大概在90年代初，电视剧也叫《围城》。最初，播映没有引起太大注意？为什么呢？在它以前有一个电视剧非常轰动，叫《渴望》。《渴望》，现在看来，水平很差的，但是，非常煽情，赚取了很多市民的眼泪，天真烂漫的老太太啊，未老先衰的家庭妇女啊，都拿着手绢享受流泪的痛快。这样的观众，要理解《围城》这样高度的艺术品，是有点难度的。《围城》里面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眼泪啊！（笑声）幸得《围城》的演员，很争气，当时还不是很著名，但演了《围城》，很快成了大明星，葛优、英达、陈道明……大腕儿成堆，电视剧播了一次，观众好像没有反应过来，或者，也许，是不消化吧，又放了一遍，这才轰动起来。不久，阅读钱锺书就形成一种气候，才成为一种品位。原来这么精彩，这么独特，这么有水平、从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围城》，就走红了，到了21世纪，甚至被教育部的《语文课程标准》中列入课外阅读推荐书目。
从钱锺书写出《围城》，到轰动起来，当中隔了多少年？隔了差不多50年，它被埋没了50年。为什么呢？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今天我们就来探索一下，其中可能的原因。
首先，最初受到冷落，有政治形势和意识形态的原因。
《围城》出现的时候大概是1947年前后，正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刚才为什么吹牛说，在北大中文系五五级，同年级100个同学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钱锺书呢？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当时在昆山，我在旧书市场上买一套40年代末期出版的文艺刊物，叫《文艺复兴》这是当时非常著名的文学史家——郑振铎主编的，这个人，后来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副部长。还有一个李健吾，副主编吧，也许是双主编，此人是法国文学学者，很有才气的文学评论家。《围城》就是在《文艺复兴》上连载的，这么一部优秀的小说，可并没有引起注意，特别是在进步文化界，可以说，是毫无反响。为什么呢？1942年，******发表了《在延安**********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提倡文艺作品要表现工农兵，而不是表现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有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这个王国必须推翻，才能和工农兵打成一片，才能写出工农兵的喜怒哀乐、声音笑貌来。1943年以后，《讲话》在延安《解放日报》公开发表，在国统区广泛传播，在思想上，主要是文艺思想上，形成了一种历史性的转折。这个转折，主要是，文学要为革命斗争服务，就要写革命的主力工农兵，这是一个新的方向。这个方向被周扬具体化为“赵树理的方向”。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那种表现原生态的农民革命斗争的小说，成为新时代的文艺旗帜。在诗歌领域里面就出现了一种新的风潮，写广大农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歌体，以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为代表，里面有一句最著名的：“不是闹革命穷人翻不了身；不是闹革命，咱俩也结不了婚。”在这种形势推动下，以何其芳先生、刘白羽先生代表的共产党人士，到国统区宣传延安文艺运动的新方向。国统区的进步文艺界，以郭沫若和茅盾为首，大批进步文化人，包括黄药眠等等，都忙着歌颂延安文艺的新成就，在进步文化界，称赞《讲话》，检讨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自己的文学趣味就成为一种热潮。当然也有口服心不服的，那就是胡风。胡风也是革命的文化人哪，他是反对******的统治的啊，国民党也是要迫害他的呀！当国民党当局准备逮捕他时，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就通知胡风，溜到香港去。可是，胡风到了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以邵荃麟、林默涵，还有乔冠华为首的共产党人士，还是对他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批判他披着“约瑟夫（斯大林）的外衣，反对马克思主义，顽固地坚持小资产阶级的立场”。
在这样的思想气候中，谁还有心思去认真阅读《围城》呀？就是认真阅读了，就是欣赏了，也不一定有信心鼓吹《围城》呀，这不是暴露自己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吗？
诸位，以今年的眼光去看这个问题，是说不太清楚的、要说清楚，就不要以今天的眼光看当时，要把自己忘记掉，以当时刚刚经历过抗日战争的文学青年的眼光，设身处地地去看。《围城》写的是抗战期间的事嘛！可是，他写了日本人的凶残吗？他写到了民族灾难吗？写到了抗日英雄主义吗？没有。要知道，这一切是作家的民族大义啊！再说，他写到了工农兵没有呀？没有。他的人物，有革命意识吗？没有。除了沉溺于自己的恋爱中以外，没有别的。他的人物，都属于什么样的阶级啊？说得好听一点，都是小资产阶级。何况，他才第一次写了这么长的小说，在这以前，他所有的短篇小说，一共才四篇，才凑足一个薄得不能再薄的小册子《****鬼》；散文，也不多，凑起来，也是一个小册子《写在人生边上》。应该说，初出茅庐，他的《围城》，连载完毕，除了在朋友中间，在圈子内，有些称赞以外，在广大读者中，可以用石沉大海来形容。
二、钱锺书的酷幽默
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好像还不能完全解释《围城》为什么被埋没了50年，我想还有其他的原因。
第二个可能的原因，《围城》是一部恋爱小说，从头到尾都在谈恋爱。但它的恋爱写得非常奇怪。所有的恋爱都是没有恋情的，甚至是无情的。这一点，太怪异了，也许是太超前了，很难得到当时文学青年的充分理解。就以我为例，在1952年的秋天，高中二年级，我对文学爱好得如痴如醉，在《上海青年报》上发表过诗歌和散文，在学校里，也算是个小小的才子了。我这样一个小小的文学迷，读钱锺书的《围城》，读不懂，但还是捧着读个没完。我有一个朋友，从上海来，见我拿着这样的作品，就说：“你怎么还在念这种东西。”但是我还是念，今天回忆起来，什么都忘记了，留在印象中的，就是有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把月亮比喻为“孕妇的肚子”。
我什么地方读不懂？他那些个恋爱我读不懂。为什么不懂？因为我所欣赏的文学作品中，恋爱是很激动人心的，很有社会进步意义的，带着这样的预期，去读钱锺书的那些恋爱，没有激动人心的激情，又没有社会进步意义，那它的意义何在呢？我找不出来。我想当时有水平的年轻人读到这个小说，狂妄一点的，就想批判他，像我这样的，就只能是惶惑。
除了这些时代的因素以外，我想还有一个原因，当然，也是可能的原因。就是钱锺书自己的问题了。作品要有影响，一定要得到文学评论家的关注，不管他是批判你还是鼓吹你，都会引起社会大众的兴趣。钱锺书的《围城》出来以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已经是五十多岁了，胡子已经开始无情地由黑变灰了，在德国特里尔大学的图书馆里，才看到英文本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才发现对他有如此高的评价。在这以前，我居然没有看到任何一篇对钱锺书的《围城》的评价文章。这是为什么？除了前面已经说的，我想还有一点与钱锺书自身有关系。他这个人有个毛病，瞧不起文学评论家，极端藐视。在他看来，文学评论家都是没出息的，这些人为什么要干文学评论呢？因为他什么都干不成。他在《谈教训》里这样讲这帮子人：
人生之桥，已像但丁走了一半，然而“神曲倒无从下笔；谈恋爱，参加抗战，似乎年纪太大；吃素奉佛”，似乎年纪还嫌轻；要创作似乎才尽，要研究恨欠缺训练——到此时，他不写说教式的文章，你还教他干点什么？
当然，这里说的是“说教”式的文章，但是，在钱锺书的眼光中，有多少文学评论不是空洞的说教呢？最过分的是，还不仅说你这个家伙没出息，而且把你和性无能类比：“像皇宫里的太监，身边都是女人，机会很多，惜无能力。”你说这样的钱锺书，是不是太刻毒了？把话说得这么冷酷，这么尖刻，这么刻毒！怪不得批评家不理他，就是我，早出世十多年的话，我也不理他。
我的题目是钱锺书的幽默，为什么在进入正题之前，讲了这么多“刻毒”、“刻薄”、“尖刻”之类的，这不是一般的开场白，而是因为和他的幽默有关。他的幽默就是比较尖刻、比较刻薄，甚至是比较刻毒的那一类，这是带着尖锐讽刺性的幽默的特点。
钱锺书在英国留过学，他身上有种英国绅士气质，有欧洲幽默的特点我们在《围城》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如写到方鸿渐的同事，无聊的陆子潇的外貌：
鼻子短而阔，仿佛原有笔直下来的趋势，给人迎鼻孔打了一拳，阻止前进，这鼻子后退不迭，向两旁横溢。
这种鼻子和脸部的因果关系令人想起狄更斯描写的一个女士眉毛和胡子的关系：
她是一个晦气样子的女人，像她弟弟一样黑，她在面貌上声音上都非常像他。她生有特别浓的眼眉，几乎在她那大鼻子上连起来，似乎因为生错了性别，不能长胡子，她才能用眼眉来补偿似的。
但是，钱锺书有一种英国式的幽默，却没有英国式的温和。他的拿手好戏是反讽的叙述和描写：主要是逻辑上的歪曲，歪理歪推，歪打正着。
侯营长有个桔皮大鼻子，鼻子上附带一张脸，脸上应有尽有，并未给鼻子挤去眉眼，鼻尖生几个酒刺，像未熟的草莓，高声说笑，一望而知是位豪杰。
这里的幽默主要来自歪曲的逻辑，脸与鼻子的关系，“附带”一词妙在夸张了鼻子大到扭曲了主脸（整体）和鼻子（局部）包含关系，从这样一张不和谐的脸上，如何能够看出“是位豪杰”二无充足理由却坚定的武断，恰恰表现了对此人物的藐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