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的形成其实如同众人之间达成的一个巨大社会契约，人们都在这个契约中畏首畏尾地生活。什么是社会契约呢？一直没有一个非常准确定义，但也许我们可以用一个黑色的语言来理解一下。
即人生死有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这是自然规律，永远都不会改变；人也有贵贱，人类的历史有几百万年了，文明史也有几千年了，自古以来没有任何一个朝代能够真正做到赋予每个人完全的平等、自由。人人平等根本就是一句自欺欺人的谎言。所以，任何社会都在现实上存有阶级或等级，即使是今天的北欧、美国等所谓的平等、自由的楷模国家，过去、现在、将来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执行绝对的平等，因为那离亡国灭种也就不远了。
每一个国家都有各种灾难，矿工、农民或是航空客户死亡后的赔偿价格不同天经地义，如果你认为你死后命溅，那么你生前干什么了？为什么不抗争、申辩，如果你没有申辩，那就意味着你接受了这个制度，你的生死、贵贱也应该按照生前你与这个社会达成的契约执行，这就是社会契约。
如果非要说什么平等，这就是社会公平，契约双方力量达成的平衡点就是这个时代的平等。
下面这张表格很好地说明了霍布斯、洛克和卢梭所说的社会契约与人性及整个社会的关系。
三种社会契约论比较
霍布斯
洛克
卢梭
人性论
恶
善，但不完美
善
自然状态
（原始社会）
可怕的自然状态
人性是自私的，人们的才智是平等的。因此，每个人都是其余一切人的敌人
幸福的自然状态
人人有权行使自然法，但人性的缺陷给仲裁纠纷带来不方便。
幸福的自然状态
人性善，故有一种自我完善的能力，由此产生出剩余财产。
签订契约
的原因
互相敌对和无休止争斗使人们感到恐惧。
为了克服不方便这类缺陷。
私有财产使人们彼此不平等，不平等带来不安全。
社会契约
的特点
大家都放弃自己的全部权力并把它们转交给一个主权者利维坦（Leviathan）。利维坦的权力是绝对的、至高无上且不受侵犯的。利维坦凌驾于其余所有社会成员之上。
人们各自放弃其仲裁权并把它转交给一个中间人；同时保留其生命、私有财产。中间人若侵犯其生命财产，人民有权推翻他（革命权）。中间人同其余社会成员是一种契约关系。
人们彼此以平等身份把自己的一切权利全部转交给整个集体而非个人，再从整体那里得到其余全部权利（人民主权论）。所有社会成员都是完全平等的。
政体
专制君主制
民主共和制
其实不仅是国家内部是一个契约社会，国际社会也是一个契约社会，尽管目前还是一个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但这不影响国际社会之间的默契——这是一种基于国际法和人类基本共识的契约社会。但人性的矛盾就是永远要打破另一群人制定的规则，目的是取而代之，获取最大利益，显而易见，这就迫使这种契约不断地被背弃，然后由另外一群胜利者重新修正，这种力量其实也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力量：这两种力量蕴藏于人性中，即寻求理想，而又不择手段，于是表现为一群既得利益者努力寻求最佳的理想统治状态和获益状态，另一群不满者则竭尽所能进行破坏，希望取而代之，他们其实都是在寻求同一种幸福，但游戏规则是，他们注定不能同时获得这种幸福。这种相同的幸福其实就是人类一切溢美之词所赞扬的那种公平、合理、无限幸福的理想国，但发展的矛盾促使只有少数人拥有这样的购买力，因此，他们必须在有限的生命期内努力的竞争，如果一定要给这两种基本力量分别赋予一个形容词的话，那就是邪恶力量和正义力量，当然，他们都称对方为邪恶，自己则是正义的化身。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际上就是一种新罗马帝国理论——所为新罗马帝国理论，顾名思义，就是一种在美国之外看来是施行罗马暴力的邪恶力量，因为对于美国之外的人们来说，他们无疑是待宰羔羊。当然，亨廷顿还是意识到新教-盎格鲁势力还是有些势单力薄，因而，他使用了“西方”这个提法，即把美国与欧洲置于同盟地位，他所谓的文明的冲突也并非仅仅是一种世界观、宗教信仰或者生活方式的不同，而是基于美国的全球利益，这是一种颇具战略企图的理论。实际上，人类所具有的人性与种族、宗教和文化传习没有多少关系，每一个民族所追求的幸福观基本上没什么差别，也就是说，从人性这个根本角度来看，根本不存在文明的冲突，而亨廷顿实际上是把地球人分为火星人和金星人一样，似乎不同文明所追求的幸福是大相径庭会的，正如冷战期间苏联与美国宣传的那样，似乎如果一方身处另一方的世界中的话，那么如同一条鱼生活在陆地上一样难受，但实际上，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苏联人，他们都希望过同样的日子。亨廷顿显然过分夸大了文明对立的程度，尽管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在历史上矛盾重重，但实际上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所想象的“天国”并没有什么区别。
而在亨廷顿的对面，则是处于弱势的世界，他们则认为自己是正义的，美国才是邪恶的。当然，美籍巴勒斯坦裔学者、前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爱德华·萨义德曾出版一部《东方学》，这是一本对欧美的阿拉伯学进行整理的著作，在书中，他表达了他一贯的立场：既不赞成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恐怖行为，也反对美国对伊斯兰社会的打击。他说：“我表达了对存在民族主义的偏执的本土主义和好斗的军国主义倾向的怀疑；我提出应对阿拉伯人生活的环境、巴勒斯坦的历史和以色列的现实进行批判性考察，所得的结论是：只有和平对话的方式才能缓解无休止的战争给阿拉伯和犹太这两大民族所带来的苦痛”。不仅是在这部书中，“9·11”事件以后，萨义德也在美国校园的论战中坚持这一观点。他并不否认阿拉伯人在现代社会中忽视民主政治和人权的做法，也从不否认阿拉伯文化中的缺点和弱点，但他同时也强调说，在阿拉伯人眼中，美国是强权的同义词。他也告诉美国的大学生们，反美并不等于反对现代科技和现代化，而是出于对侵略的憎恨。他也说，反恐战争其实隐藏着美国的“帝国设计”，这项设计使得从波斯湾到中亚产油区被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而他也得到了一个中肯的评价，美籍日本学者小吉唐谷也在《美国的功用：东方主义之后》中说，萨义德的不仅反对西方统治，也反对阿拉伯文化中的那种统治。小吉唐谷则提出了一个社会和政治学中的美学原则：萨义德的反对提出了一个后现代主义的问题，即要具体到个人，而不是国家，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只要是对人的压制，就都应该予以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