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实际上是一个漂浮物，原因很简单——财富是流动的，知识也是流动的，而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则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和贪婪本性，因而彼此竞争的结果就是文明中心、财富中心和知识中心的不断迁移，当一个文明或者国家超越了原有的中心后，它变成了新的领舞者。
这种中心不仅是在大文明、国家群体之间飘忽不定，而且就是在同一部落、民族和国家内也同样经常发生转移，因此我们不必费劲周折地考察硕大无比的大文明和巨大的帝国，而仅仅用一个小型模型就可以得到结论。
在苏美尔和巴卡德初期——我们仍可以使用僧侣政体时代这个模型，在苏美尔的那些城市里，能与上天沟通的宗教领袖实际上拥有现代国王的实权，他们是这个是代这个国家的权力中心。但这种政体也不是毫无威胁，例如在僧侣政体的后期，世界各地已经出现了标准的封建国家，也即君主制国家，此时文明间的差异就因对比而明显起来，实际上这也是一个中心比较的时代，即到底是君主制好还是僧侣制好已经开始出现争论。当然，这种争论远不像现在那么明显，大多时候只有在外国武装力量出现在国境线的时候才表现出来，因为战争是考验国家实力和权力中心应对能力的最佳手段。在此时，僧侣政体仍然是世界最流行的政治体制，僧侣们依靠所供奉的神，掌握民众的信仰，从而俘获他们的心灵，再通过这种控制手段控制土地，然后再通过大规模的土地控制反过来强迫民众接受奴役，这就是权力运转的奥妙所在。如同国王一样，僧侣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他们是王国的真正主宰。我们没有详细的数据说明僧侣们到底控制了多少土地，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所拥有的庙宇和产业之多远远大于国王和其他贵族，因而他们所拥有的权威之大也让国王黯然失色。如在巴比伦帝国时期，第一个巴比伦帝国的创始人——伟大的汉谟拉比就是巴比伦最大的地主，而同时他也是巴比伦最高的宗教领袖，他同时还控制着官僚队伍，所有的社会事务也都是由这支官僚队伍来处理，而他所依靠的主要权力支柱就是控制了巴比伦人对神的敬仰通道。要知道，这种敬仰在当时与今天我们信封耶稣基督和民主制度一样虔诚。因此，他可以利用这种极其尊敬崇拜的态度来行使他的权力。在考古挖掘中，曾找到一块在苏美尔和阿卡德修建水利设施的石碑，上面写道：“当阿努和柏儿交给我统治苏美尔和阿卡德的权力的时候——”，显然，“阿努和柏儿”是巴比伦的主神，而汉漠拉比也就依靠这种神的力量来统治他的国家，这为伟大的君主，或者说僧侣领袖留给我们的是一个贵重的礼物，那就是一部汉谟拉比制定的法典——这是世界历史是上的第一部法典。而就是这样一部普通法则，汉漠拉比也必须把自己和神的形象一起镌刻在上面，因为他是神的代表，以便让世俗民众认同这部法典，显然这是这部法典的合法化证据，这如同今天一部法律得到了国会的确认一样，在这部法典的开篇就有一幅汉谟拉比的画像，画像中他正从沙玛什神——这是巴比伦人的另一主神，他正从这位神的手中接过这部法典。
就像美国总统必须要向圣经宣誓一样，在汉漠拉比的时代，世俗的统治者也必须得到神的授权，否则就意味着不具有合法性。早在比汉漠拉比更古老的时代，这种君权神授的意识就已经在全世界流行开来，这是那个时代的主流政治思想。例如在考古中，从乌尔城挖掘出来的一块石碑，碑上的图案就是月神授命乌尔—恩古尔王的一幅画，其意为月神命令这为国王为神修建一座神庙，并允诺他进行征税。
同样，当一个征服者在征服了敌对国家的所有的城市之后，通常都会举行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行动，那就是把这个城市或者国家的神像搬到征服者新建的庙中，这是一种象征，即被征服国家或城市的神也在战争中屈服，成为征服者所敬仰的主神的附属之神——这在今天就如同美军征服一个地方后就把美式民主带到哪里一样，这等于是一种臣服仪式。如当巴比伦被征服后，其所供奉的的丘比特、美罗达克，都曾被伊拉姆抢走，而在这些神被送回之前，巴比伦一直没有独立的感觉；亚历山大大帝在进行浩大的远征的时候，也是每到一地就急急忙忙去当地的神庙，只是他的手段略有不同，他不是把被征服的神送往马其顿人的神庙中，而是对外宣扬说他就是当地神的新的代表，甚至就是当地神的化身，因此，亚历山大大帝拥有许多个神的授权。而在近代欧洲战争中，德国勃兰登堡门上的女神曾被拿破仑抢走，尽管此时僧侣政体早已暗淡，但拿破仑这种象征性的举动还是给了德国人莫大的羞辱。同样，自由女神也是美国的一个象征。
有意思的是，对神的敬畏不仅仅是臣民，有时候一些征服者也会感到害怕。在古埃及的泰尔—埃尔阿马纳曾保留着一些信件，这是写给阿米诺菲斯三世和四世的信，其中有一封信来自米坦尼的国王土会勒塔。当时这位米坦尼国王在一次战役中击败了强大的亚述人，并且依照习惯抢走了亚述人伊什塔尔女神的雕像。而米坦尼却没有按照传统习俗把这尊神像放置在米坦尼的神庙中，而是把这个战利品送给了埃及人。这是因为，一方面是出于政治联盟的考虑，他希望维持与埃及帝国的同盟关系，以便共同对抗亚述帝国；另一方面这位米坦尼国王也对亚述女神感到恐惧，他不希望遭到报复。在圣经里也有同样的记载，在《撒母耳记》第五章第一节中就有腓利斯人夺走犹太人的神的约柜。然后腓利斯人按照习惯，把约柜作送到了阿什多德的鱼神达贡的庙中。但是在后来，达贡神像却在地上摔碎了，阿什多德的民众也遭到了瘟疫。
而获得神的授权这个法理重要性非常重要，其重要性相当于今天总统的权力要得到选民的认可一样重要，否则就可能意味着权力将会发生转移——此时的政变往往会得到民众的支持——在一个国家内，得到传统的法理授权是权力稳固的基础，而在国家之外，维持国家的超越地位则是保障权力中心（包括经济中心、科技中心、思想中心等其他中心）的基础。
同样，在巴比伦和亚述帝国时期，如果有任何一位国王不曾按照法理习惯“握过柏儿的手”，那么就意味着他的地位不具有合法性，政变的危险时刻存在。其实这种法理继承危机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此起彼伏，如政变、篡位、朝代更替、里通外国等等，都是由于“僧侣界同正处在发展中的但依旧觉得权力不够大的君主政体之间的争斗的结果。”如在亚述帝国的君主中，萨尔贡二世的儿子辛那赫里布。这是一位始终都没有“握过柏儿的手”的君主，显然，这位君主希望从神那里夺回统治世俗的权力，这实际上是一场权力转移的戏剧——辛那赫里与巴比伦僧侣界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吵，世俗的国王与传统的统治层僧侣们爆发了冲突，这如同近代欧洲的王权与神权之争一样。最终，这位一直都没有“握过柏儿的手”的君主选择了彻底分裂，公元前691年，他下令毁坏了巴比伦城的圣地，将柏儿—马杜克神像迁移到了亚述，这等于向僧侣层发表了宣战书，其目的就是为了最终打倒神权。然而，显然，这还不是一个打破神权的时代，权力中心短暂地被转移到世俗君主手中后就被收回了，悲剧上演了，他被他的一个儿子杀害。受益者是他的另一个儿子埃萨尔哈顿。埃萨尔哈顿吸取了教训，他明白父亲的做法显然过于鲁莽，他选择了妥协，将柏儿—马杜克神像重新归迎回来，并为它重修庙宇。
神的威严如此强大，以致人们不得不经历数千年——从原始部落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在欧洲，神权兴盛了数千年、或者是数万年之久，而神权最终无可避免地被王权取代，王权又在法国大革命后无可避免地被民主制度取代，这就是一种权力中心的漂移——这是一种历史纵向的权力转移，但它同时揭示了一个规律：当新的文明兴起的时候，权力中心的转移却是在同一时代横向转移的，即当美洲文明超越了欧洲文明后，世界权力中心也就从欧洲转移到了美洲。
今天，相互依赖理论正开始风靡世界。赫德利-布尔的国际社会学说就是其中之一。以国际关系学派而论，赫德利-布尔属于“英国学派”。他的名著是《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之研究》
赫德利-布尔将现代世界区分为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他认为国际体系是一个系统，如同维也纳体系、巴黎-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一样，由大国构成基本框架，每一个国家都是当然成员，国家间的行为是相互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国家不再是独立的行为体，而是系统内部的行为，它的任何行为都必然导致其他国家的反应性行为。而在国际社会中则是由许多共识的东西。如有共同价值观、共同利益、共同规则和共同机制，国际社会就是一个拥有这些“共同”的国家群体。（我认为，国际社会根本没有什么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共同规则和共同机制，而是几乎相反，国际社会如果希望中国遵守这些西方人制定的游戏规则，那么就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这些代价要么是在贸易谈判桌上付出，要么是在局部战争中付出。）赫德利-布尔显然想推翻霍布斯的国际社会无政府论调。——拥有许多共识的社会显然不是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野蛮社会，而是一种无政府但有拥有秩序的社会，至于维持这种共识的就是英国思想家洛克所言的那种有同一社会中的理性纽带纽带。这是不是过于理想化了？不矛盾吗？赫德利-布尔这种将现代社会毫无意义的“统一”显得有些无聊。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的世界，国际社会显然都是出于国际体系支配下的。赫德利-布尔是想证明现代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理论的存在，但却用错的分析方法。
现代国际相互依赖的确存在，而且远比1492年时期深刻地多，但现代国际社会远没有达到用国际道德就可以维持这种相互依赖社会的存在的程度。现代国际社会中每一个成员国家都与外界保持着物质利益依赖，在整个国际社会中也认同这种利益交流的重要性，但贸易规则显然不能代替国家间的竞争；任何国家也都需要安全，谁都不希望受到侵害，而赫德利-布尔寄希望与每个成员国都自觉地遵守国际和平协议，这显然过于幼稚了，有时候贸易失衡或者贸易通道受阻就是导致一个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主要原因，赫德利-布尔所言的贸易交流和寻求安全环境两者间就存在矛盾。赫德利-布尔还将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相比拟，但他显然又忘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国内社会是一个政府机制完备的社会，而国际社会时至今日仍然是一个无政府社会，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赫德利-布尔的理论尽管漏洞百出，但他所说的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状态却是存在的，只不过赫德利-布尔先生用错了分析方法。从欧洲的殖民时代到一战和二战时期工业革命和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以及冷战时期的全球分化，及至今天的后冷战时期，全球化显然走过了一个阶段性递进发展的过程，今天全球化的深入所导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依赖是一种国际社会日益紧密地表现，但却一直没有背离国际社会中大国角逐和均势制衡的原则，利益的紧密不等于公平社会的出现。
全球化的蔓延看起来更像是对国家主权的侵蚀——与历史中的国家相比，现代国家主权篱笆墙似乎在许多方面已经矮了很多。从历史意义上来讲，主权国家有七大支柱：发动战争的能力、保持隔离状态的能力、自给自足的经济能力、控制信息与人员流动的能力、保持独立传统政体能力、保持主体民族纯洁血统能力、和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能力。但随着全球化的日渐深入，可以显著地看到这七方面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在历史上，一国行使武力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两者战争力量的对比，而现代往往更多考虑的其他大国的干涉，这种因素已经成为决定是否发动战争的主要因素。另外，核武器的出现，也是国家间战争首次止步于一种威力强大的武器面前，甚至可以说冷战之所以能维持近50年的和平，是由于核威慑的效果；历史中的国家十分注重本国居民的稳定和人口的数量，努力维持人口增长和防止人口流失，因为众多的人口是国家的财富、武力和强盛的基础，保持与周边国家相对隔离的状态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强盛。这一点在东方的中国、日本表现的非常显著。历史中各个国家间的交流很有限，很少谈的上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合作，倒是这种相互隔绝更具现实意义。而在现代，国际交流则十分重要，因为这是获得国际先进知识、技术和各种制度和贸易的重要手段；历史中的国家大多保持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统治者多认为依赖他国的经济模式无疑是受制于人，这会大大限制其在必要时采用武力的能力。而现代国际贸易已经达到细化国际分工的水平，一个国家失去国际贸易则会变得十分危险，甚至会导致国内经济的崩溃；在历史中，一个国家的绝大部分信息是保持在少数人手中的，识字的人很少，能参与国家决策的人更少，往往这种决策只限制在金字塔的顶端，底层的民众仅仅是被动地支持决策而已。统治者视掌握国家信息和杜绝国家间人员交流为控制权力的要素。而在现代，尤其在西方国家，民众和民间公司掌握着大量信息，也就必然参与到政治决策中，并且完善的信息反馈体制又保证了信息在政府与民众的畅通，有时国家在需要的时候，还会举行全民公决。如欧共体的许多成员国就由全民公决来决定是否加入欧元区等。同样，互联网、无线通讯等现代信息交流方式可以说已经完全超越了国界的限制，地球上的任意两个人只要拥有必要的设备都可以保持即时联系；在国家政体方面，传统的各种文明特色下的君主制已经受到无法抵御的冲击。以冷战期间为例，世界明显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政体阵营。美洲文明中的庞大帝国、非洲各种土著政治体系、亚洲传统的帝王制度、阿拉伯世界的宗教领袖与世俗国王等所有的文明体系都受到欧洲民主政治的冲击，现代几乎没有什么国家能真正独善其身；在民族血统方面，传统中一直十分重视民族区别，尤其在异族统治的帝国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如在中国满清时期，满族统治者就采取许多维持民族血统的措施，如限制满汉通婚等。而在现代，美国则是一个几乎包容世界所有民族的国家，同样，作为反例，日本却还在努力限制外国人血统的流入；在文化方面，全球化的另一杰作就是促使世界上许多小语种的消亡。在今天，有许多民族的人不会说自己民族的语言，甚至在印度这样的文明古国中，官方语言还是英语。在许多文化习俗、服饰、礼节、餐饮等方面，也或是消失或是变异，原来的国家文化特色已经大为逊色。
国际政治学者安德鲁-斯科特（Andrew M。Scott）研究全球化对国家的影响后认为，这种相互依赖和渗透已经改变了国家利益和国家定义两个概念。在国家利益方面，国家更多地扮演的是全球经济分工的角色，而不是独立主权国家的自我利益角色，即“国际体系为中心的利益”。相应，国家定义也应该注重强调国际体系中的色彩。这种国际分工利益的重要性已经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奉行的国家利益至上的概念。显然，如同东南亚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和巴西经济危机、以及1973年的石油危机导致的全球股市暴跌、1986年广场协议导致的日本十年经济停滞、中国强劲发展对世界的冲击等都证明了任何国家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中了，这种融合似乎已经证明国家边界已经无法再以防波堤的面目阻止全球利益的流动了。
尽管全球化与国家行为体间远没有达到和谐的境地，但迄今为止的这种趋势显然还会进一步吞噬传统意义的国家主权。也许这是一种矛盾，在今天的世界各地同样也存在许多反全球化的声音，毕竟，有利益先得者就会有利益失去者。相互依赖的背面就是渗透带来的痛苦，甚至这种痛苦有时会转变为一种反全球化的革命。历史还是尊重矛盾运行的规律的，矛盾的反复是一种正常表现。如同英国君主制的复辟一样，尽管已经与以往的王权至上不可同日而语，但今天无论是英国女王的威信还是皇室成员的绯闻都是公众的焦点，甚至会影响英国和埃及、西班牙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