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著名黎巴嫩学者菲力普·K·希提是一个著作颇丰的阿拉伯史学者，他著有《阿拉伯通史》、《黎巴嫩史》、《叙利亚史》等一系列阿拉伯国家史，其中《阿拉伯通史》和《叙利亚史》可以称之为历史佳作，因为他并非是分可开叙述各自的历史，而是把国家史与这一地区的历史融汇在一起，从而让人们了解到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是某一地区历史的一部分，其不可分割性让人们从一个新角度了解到历史融汇的意义。他在《阿拉伯通史》中有这样一段话：“讲阿拉伯语的各国人民，是第三种一神教的创造者，是另外两种一神教的受益者，是与西方分享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的人民，是整个中世纪时期高举火炬的人物，是对欧洲文艺复兴作出慷慨贡献的人们，他们在现代世界觉醒的、前进的各独立民族中间已经有了自己的位置。他们有丰富的文化遗产，有着无比的石油资源，他们对人类的物质和精神进步，一定会作出重大贡献”。
在这里经常提及阿拉伯帝国如前文所述，是因为阿拉伯帝国与今天的美国颇为相似，当然，罗马帝国与美国也大体相同，以帝国的角度来比较的话，还有唐帝国，但我们没必要一一比较这些帝国与美国的异同，而最重要的是揭示出帝国衰落的动因，从而给我们以启示，最终弄明白美国将会怎样衰落。
贝都因人和世界上许多游牧民族一样向往放荡不羁、四处劫掠的生活。他们在氏族社会的时候，其部族思想是，全体部族的利益高于一切，而其他部族则像是猎物一样，可以任意屠杀和劫掠。在对其他部族上，如果一个部族成员犯罪，那么全体部族都会承担这一罪过，而一个人劫掠的财物也都归全体部族所有，他们认为这才是整体利益。希提在其《阿拉伯通史》中记载了贝都因人的诗歌：“我们以劫掠为职业/劫掠我们的敌人和邻居/倘若无人可供我们劫掠/我们就劫掠自己的兄弟”——在这里之所以提到贝都因人，那是因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其实与贝都因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信奉强盗哲学，而唯一的不同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驰骋的疆场是海洋而不是陆地，其实整个欧洲文明也就是一个海盗文明。
阿拉伯帝国的征服战实际上是融合了游牧民族的劫掠本性和伊斯兰圣战的精神，游牧民族劫掠的本性所具有的能量实际上非常强大，远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只是黑社会那种街头抢劫，而是一种日常战争行为——世界上所有的游牧民族实际上都把劫掠和征战视为生活的一部分，因而可以说，游牧民族的每一个人生来就是战士，甚至包括妇女和孩子，至今在一些游牧民族聚居区，仍然可以清晰地体会到这种习性。蒙古人的征服战就是这种本性大爆发的最好体现，人口只有100万的蒙古人竟然能征服当时他们已知的全世界，几乎相当于整个亚洲大陆，可见其能量有多么惊人。而阿拉伯人则是把分散的、互相征伐的游牧部落和一些农业部落统一在一个宗教下，而实际上，仅有伊斯兰教是无法凝聚这些抢劫犯的，只有“圣战”所能带来的巨大劫掠利润才能把这些野蛮的民族聚拢在一起，因此，阿拉伯帝国从一开始就必须依靠持续不断的武力外放才能维持，而帝国也由此建立。这与美国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即美国必须维持持续不短的高度繁荣，必须不断从世界获取巨额利润，否则，美国就将陷入危险的内乱中。这是移民国家所天生的缺陷，也是无法避免的。这就是历史辩证唯物主义。
在阿拉伯帝国四大哈里发时期，坐镇麦地那的哈里发不仅是阿拉伯帝国军队的最高统帅，负责指挥向四面出击的各路远征军，而且也是整个阿拉伯帝国的最高宗教领袖和世俗领袖，他是帝国政权、军权、神权和司法权的独裁者。依据希提的《阿拉伯通史》记述，阿拉伯帝国的四大哈里发时期，其哈里发并不是依照家族血统产生，而是经由选举产生，而其选举与美国总统的选举颇具相似性。希提说：“哈里发应具备以下资格：一，古莱什家族；二，男性成年人；三，身心健康者；四，有勇气、魄力及保卫领土所必需的其他性格特点；五，为公众所拥戴，而且举行了臣服仪式”。同时，哈里发所具有的职责也与美国总统在事实上、尤其是美国扩张时期几乎一样，即“一，保卫伊斯兰教的信仰和领土（特别是麦加和麦地那两大圣地）；二，必要时宣布圣战；三，任命国家官员；四，征收税赋，管理公共基金；五，讨伐叛逆；六，执行法律。”，我们不妨把这做一个简单转换，看看是否适合美国总统的选举标准，首先是总统选举的标准：一，盎格鲁-萨克逊人；二，成年男性；三，身心健康；四，有勇气、有魄力及领导所必需的其他性格特点；五，为公众所拥戴，而且举行了宣誓仪式（美国总统需向圣经宣誓）。在总统职责上，一，必要时宣战（此权限归属国会，但总统的作用显然是关键性的）；二，任命国家官员，尽管州长等官员是由选举产生的，但联邦政府的官员任命仍然是归总统；三，征收税赋，管理公共基金，这一权限现在主要由国家税务部门和银行的金融部门负责的，但美国总统却拥有对税收政策进行调整的权力，以及对经济进行重大调整转变的权力，如罗斯福新政；四，讨伐叛逆，这种权力尽管不符合美国宪法，因为美国宪法规定各联邦有权决定是否参加联邦，但在实际上美国联邦的参与与否与其说是自愿，不如说是强制，如，如果按照联邦宪法，那么，林肯干涉南方各州脱离联邦应属非法，但在实际上，如果有哪一个州宣布脱离联邦，必然会受到联邦的强硬干涉，美国南北战争就是明证；五，执行法律，这在任何帝国或者民主国家都是如此，至少在名义上是如此；六，保卫伊斯兰教的信仰和领土，这点上看似比较泛泛，不具有实际意义，但实际上，美国是一个标准的宗教国家，他的总统必须是基督徒，而美国是基督教的捍卫者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或者再准确点说，美国是新教的支柱，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其根源上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尽管把美国总统与阿拉伯帝国哈里发比较起来似乎没有多少意义，但如果从历史比较的观点来看，这就是必须的了。这种比较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优秀的制度大多是建立在善良的理想之上的，而其结果往往是被邪恶的人性欲望所击败——哈里发的选举制度不可谓不用心良苦，但也仅仅维持了四任，随后就被世袭哈里发制度所取代。尽管在美国，美国总统最后被世袭制取代显然不可思议，但转变为非洲或者南美那种“独裁下的民主”却很有可能——实际上，应该认识到一个结论，即卓越的现代民主制度的一个前提就是富有的经济基础，否则民主就可能发生崩溃。
阿拉伯人与战败国人民杂居，阿拉伯人与非阿拉伯人混合，各个阶层、各色人种共同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被征服地区的人们加入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人士参加政府事务，这些对于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都有很大影响。所以，后来渐渐形成了阿阿拉伯人新概念：“凡是信仰伊斯兰教，会说阿拉伯语，会写阿拉伯文的，个个都是阿拉伯人，不论他原来的民族成分如何。”
“酒是肉体，音乐是灵魂，快乐是二者的产物。”
阿拉伯人不仅是传统的游牧抢劫犯，同时也是一个传统的商业民族。在阿拉伯帝国时期，阿拉伯工农业都进入了繁盛时代，其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在这一时期都非常繁荣。在赖世德时代，以亚历山大为中心的地中海贸易活动就达到巅峰，穆斯林商人在这一时期取代了犹太商人和基督教商人的垄断地位，在伊拉克的巴格达、巴士拉，波斯湾的西拉芙，埃及的开罗、亚历山大等，这些城市都成了贸易中心。尤其是巴格达，不仅是帝国的政治中心，而且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工商业城市，也是当时从欧洲到中国东西方贸易的中心。当时在巴格达几公里长的码头上停泊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商船，其中就有来自遥远中国的大型远洋海船，在巴格达的街道上有专门的中国店铺。阿拉伯人的航海贸易在这一时期也达到了鼎盛，他们垄断了当时的东西方贸易，在曼苏尔时代，中国和阿拉伯帝国之间的贸易已经相当繁荣，巴士拉与中国之间的航线早已畅通无阻，在9-13世纪，当时阿拉伯人大量涌入中国，在中国的广州、泉州、扬州等地都有大量的阿拉伯商人，他们被称为番商，他们的聚居地被称为番坊。当时，阿拉伯人从阿拉伯港口把纺织品、玻璃品和香水装运上船，然后运往东欧、中国和非洲，在返航时从当地运来日用品和奢侈品，如他们从中国运来丝绸、瓷器、香料；从印度运来老虎、豹、大象、矿物和染料；从拜占廷运来金银器皿、药材和女奴；从北欧和俄罗斯运来皮毛、白奴、蜂蜜和黄蜡；从东非运来金粉、象牙和黑奴等。
在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时期，阿拉伯帝国达到了鼎盛，疆域辽阔，交际广泛，几乎与当时世界上大多数大国都有联系，而哈里发们也尤其擅长远交近攻的策略。在东方，哈里发们与中国皇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公元750-800年，曾先后有15位哈里发向中国派出了使节，中国皇帝们也友好地接待了这些使节，交换礼物。曼苏尔在 兴建新都巴格达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有底格里斯河，可以把我们和遥远的中国联系起来。”另外，在公元757年，“唐至德二年正月，大食应唐之邀，派兵随着拔汉那和安西军队，开入中国边境，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在军事上助了唐朝一臂之力。”这些都证明两国关系的密切程度。与此同时，两国的商旅往来也十分频繁，阿拉伯人的商船队十分熟悉从波斯湾经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到中国沿岸的航线，据《苏莱曼东游记》记载，当时在广州就有12万外籍商人，其中多数都是阿拉伯人。在北方也是如此，从唐长安经过河西走廊然后穿越中亚一直到大食，是自古以来的丝绸之路。相反，与大国友好交往的时候，阿拔斯王朝却经常对周边小国发动军事进攻，在整个阿拔斯王朝乃至整个阿拉伯帝国时期，阿拉伯帝国几乎从未停止过对周边的侵袭。这些小国在阿拉伯帝国强盛的时候大多被并入阿拉伯帝国，有的被迫议和，称臣纳贡，有的被迫接受阿拉伯传教使团，成为伊斯兰教的传播势力范围，而在阿拔斯王朝后期，这时阿拉伯帝国已经日渐势微，周边的属国的独立浪潮也就一浪接过一浪。在西方，阿拔斯人始终与法兰克人保持友好关系，双方经常互派使节，交换礼品。尤其是在哈里发赖世德时期，赖世德与查理曼大帝关系十分密切。因为双方都把西班牙的后伍麦叶王朝王朝视为忧患，阿拔斯王朝希望消除这个独立的伊斯兰国，以便统一伊斯兰世界；法兰克人则惧怕伍麦叶人势力强大，威胁到它在欧洲的势力。同样，与欧洲大国保持友好关系还有助于阿拉伯帝国与宿敌拜占廷帝国的战争，公元781年，曼苏尔时期，阿拉伯人终于击败拜占廷帝国，迫使拜占廷女皇爱莉妮签订和约，每年向阿拉伯帝国缴纳7万第纳尔。公元806年，赖世德再次发动对拜占廷的攻击，拜占廷再次屈膝，重新签订和约；公元838年，两国再次爆发战争。
自750-1258年，阿拔斯王朝延续了500年，在8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这100年时间是阿拔斯王朝最鼎盛的一段时间，而在这之后阿拔斯王朝就迅速走向衰落了。在阿拔斯帝国内部争权夺利越来越严重，统治层和民众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难以调和，而帝国的庞大疆域内又本来就存在和各种民族矛盾和政治矛盾，因此，这个帝国分崩离析是早晚的事。“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阿拉伯穆斯林与非阿拉伯穆斯林之间，南阿拉伯和北阿拉伯之间，伊斯兰教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成为社会动乱长期作用的因素。”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还有宗教矛盾彼此交织在一起，引出一连串的起义：776年的蒙面人起义，816年的巴贝克起义，869年的黑奴起义，890年盖尔麦起义等。
此时的阿拉伯帝国与越过巅峰的罗马帝国一样——安东尼王朝的罗马帝国也曾是如此辉煌，但在其后期帝国就开始日益混乱。为了对付接连不断的各地起义，无论罗马帝国还是阿拉伯帝国都越来越依靠军队，而军人在国家的地位增强就容易导致国家走上军事独裁，帝国也将陷入不断的各种阴谋中。在阿拔斯帝国后期，当时帝国的军队主要有阿拉伯人和呼罗珊人组成，这两者之间也经常爆发冲突，但在此时哈里发们还有能力控制大局。但自赖世德的两个儿子艾敏和麦蒙发生争夺哈里发的地位内战后，军队也就分裂了——军队的分裂往往意味着帝国的分裂，因为军队本身是帝国维系一体的最强大粘合剂。麦蒙主要依靠的是波斯人的力量，他在获胜后更加依赖波斯人，波斯人因此势力越来越大。至哈里发穆尔台绥木为了控制呼罗珊人的势力，他又开始大量招募突厥奴隶组成禁卫军，这些骁勇善战的中亚沙漠其实本来就是一群沙漠土匪，他们尽管有艰苦耐劳的优点，但却更加凶狠和蛮横。在成为禁卫军后就更加贪婪，这里导致帝国都城的居民日益不满，最终哈里发担心发生民变而决定于836年迁都至萨马拉城。而突厥禁卫军却显得更加有恃无恐，哈里发此时也已经无力制约他们，哈里发已经成为傀儡。861年12月，哈里发穆台瓦基勒（847-861年）被突厥禁卫军暗杀，这标志着阿拔斯王朝开始衰落。尽管哈里发穆尔台迪德（892-902年）希望重回辉煌，把都城迁回巴格达，但已经无力改变这一切了，帝国的实权仍然掌握在禁卫军之手。后来，软弱无能的哈里发穆格台迪尔（908-932年）干脆把帝国的大事处理权都交给了禁卫军统领，并加封其为“大元帅”。不久，大元帅成了实际的统治者，禁卫军将领们可以随意废立哈里发，而且先后挖出了两个哈里发（哈里发嘎希尔和哈里发穆台基）的眼睛，使之变成街头乞丐。在禁卫军称雄的时候，帝国其他军事力量显然不愿意其独享权利，945年12月，什叶派波斯人艾罕穆德·伊本·布韦希率领军队驱逐了突厥禁卫军，被哈里发任命为大元帅，而且还得到了一个新官职——“国之干城”的头衔，布韦希取代了突厥人，945-1055年成了布韦希时代。在布韦希之后，1055年，在布韦希因内战和皇室纠纷衰落后，中亚的突厥塞尔柱人攻入巴格达，又成为新的帝国贵族。塞尔柱人领袖突格里勒贝格被赐予“苏丹”（即权威之意）的尊号，塞尔柱人又成为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在哲拉勒丁·马立克沙时期，塞尔柱人的势力达到了顶峰，此后，阿拉伯帝国已经开始面临欧洲十字军的威胁，最终灭亡在蒙古人的铁蹄下。
在沟通东西方文明方面，尽管拜占庭帝国处在一个有利的地理位置上的，但由于它与阿拉伯帝国长期的敌对和对峙，导致阿拉伯文化很少能通过拜占庭传播到欧洲。而十字军东征对东方的影响只有灾难性的劫掠和侵袭，不但在文化上没有丝毫贡献，反而成了穆斯林文化的一场浩劫。在东西方文明、尤其是阿拉伯文明和欧洲文明之间真正起到桥梁作用的反而是较为平静的西班牙。因为在阿拉伯人统治的几百年间，这里相对欧洲而言却是一个富庶、和平之地。同时，这里也是东西方文化交融之地，在科尔多瓦、托莱多、格拉纳达等城市里，有许多大学，这里成为卓越的学术研究机构。在12世纪初，托莱多曾建立一个翻译学校，这造就了大批翻译人才，如君士坦丁、热拉尔、法赖杰等，而在13世纪在由此形成了一个翻译运动，只是与今天欧美文化大量被翻译其他文字相反，这次是一次由阿拉伯文翻译成欧洲各种语言的运动。经过这次运动，阿拉伯人的文化精华和阿拉伯人吸收自世界各地的文明精髓都被转化成为欧洲的营养，其中甚至包括欧洲人自己已经遗忘了希腊文明的一些卓越成果，噢在地理学方面的希腊人成就等。因此，正如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赛迪约所说：“阿拉伯人和欧洲人在文化、经济、政治上的交流，使得阿拉伯文化越过西班牙，深入到基督教人的世界。”
不仅如此，实际上，甚至可以说欧洲文化与阿拉伯文化有师承关系，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所产生的一些名著，如西班牙作家赛万提斯的《唐·吉柯德》、意大利小说家博伽丘的《十日谈》等，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风格上都不同程度地与阿拉伯名著《一千零一夜》等存在密切联系，还有西班牙的阿拉伯神秘哲学家伊本·阿拉比的著作关于先知夜间旅行和登霄的说法，就成为意大利诗人但丁《神曲》的先驱，还有封丹的《故事集》中许多也取材于阿拉伯文的寓言集《克利莱和迪木乃》。同样，在历史学方面，伊本·艾西尔由于在《历史大全》中对蒙古人对西亚和中亚征服的详细记载，而成为法国人多桑《蒙古史》的重要参考文献资料，还有泰伯里和麦斯欧迪等阿拉伯历史学家的著作都有欧洲译本，伊本·赫尔东的《历史大纲》的绪论部分早在19世纪中期已作为单行本被译成多种西方文字。而有趣的是，阿拉伯人的哲学本来是学习自希腊，但在翻译运动之后，欧洲人才知道亚里士多德，在12、12世纪，阿拉伯哲学家又成为欧洲哲学家的老师，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西那、法拉比、肯迪、伊本·鲁世德等人著作都成为欧洲大学的教科书，“中世纪欧洲基督教的经院哲学家和学者的思想，一直为阿维罗伊的亚里士多德所激动，这是任何其他著作家都不能比拟的。自12世纪末到16世纪末的400年间，‘阿维罗伊主义’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派。”还有许多科学方面，阿拉伯文明不仅为欧洲提供了营养，也为世界提供了营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