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本书正在写作时，电视新闻突然又为我送来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佐证：2007年18日，金融市场突然传出华尔街大投行贝尔斯登旗下两基金或因次贷危机覆没，随后全球各地股市相继进入循环暴跌。其实，早在2007年年初就已经显示出次贷危机的征兆，这一次是继2007年2月27日后的再一轮循环暴跌。
在听到这则新闻的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预感：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金融震荡，而是一次巨大的金融危机，至少不亚于1997年的金融风暴。果然，没过多久就接连传来次贷危机所造成的影响正在向金融各个领域蔓延，显然，这已经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金融危机。
所谓次贷是指次优级抵押贷款证券，这是相对优先级抵押贷款证券而言的。抵押贷款证券是一种金融产品，其按获得本金与利息支付的优先次序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优先级证券信用等级高，收益稳定，可吸引风险规避型的投资者，次优级证券风险较高，但是收益也相对于优先级证券高，较适合机构投资者。次级抵押贷款是一个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与传统意义上的标准抵押贷款的区别在于，次级抵押贷款对贷款者信用记录和还款能力要求不高，贷款利率相应地比一般抵押贷款高很多。那些因信用纪录不好或偿还能力较弱而被银行拒绝提供优质抵押贷款的人，会申请次级抵押贷款购买住房。
这场危机已经在美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中造成严重后果，同时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在2007年底已经对全球金融和楼市、股市造成巨大冲击，而且，这场风暴还在蔓延，这导致各国政府都在极力帮助美国抵御这场危机，各金融大国纷纷向美国注资。各国都依据自身的金融和外汇实力向美国提供了不同的数额。
如果以时间和金钱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话，那么美国与历史上其他大国都不同，因为其他大国都是生活在现代，即依靠现时的劳动获取金钱，而美国则是一个生活在将来的国家，即是一个能够将未来财富变成今天产值的国家，你也许会感到头晕目眩，这是怎么回事？未来的财富怎么可能来到今天？
其实，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不仅仅是传统工业革命和科技发展的结果，还有一套能够将未来资产兑现成现代货币的金融体系，也就是说，美国在保有现今最发达的工业和科技等传统财富制造体系时，还有一套能够将任何资产、任何未来收入流都能提前兑现的金融体制，这就是美国异常发达的证券系统和其他资本化体系。而这一切都首先建立在一个全新的金融概念上——这非常关键，你如果理解了这个概念，你也就理解了这个超前的体系。首先你必须弄清货币、资本和财富三个概念，然后还要弄清三者之间的关系。
简单，货币，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钱，而我们几乎人人都清楚货币的两大功能：流通功能和购买功能。而资本在普通人眼里就是成堆的货币，但在银行家和企业主眼里，这是能够繁殖的资本，而不是永远不变的那一堆钱，即这是赚钱的工具，这才叫资本，其功能如同印钞机，这才是资本的价值。而财富的概念则还要大于资本，其包括了流动的货币、可以繁殖的资本，也包括了土地、空气、矿山、甚至阳光这样的环境资源，即人所处的这个环境，只要与人有关的，都可以成为财富，因为这些都有可能转化为资本，然后是生产出货币，再演变为个人的财富。如土地是一种财富，但在公有制国家里，土地原则上是属于国家，属于公有，不能买卖，因此不是资本，但它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资源，每一个人都需要一定的土地作为生存空间，因此，土地自古以来其实就成为一种国家资本，国家作为拥有者把这种资本推向市场，因此，土地才成为一种政府支配下的资本。这一点其实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或者是封建社会，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有所有者的不同。
而财富除了土地、水资源、阳光这样的实物外，还有一个概念，那就是未来收入。如一个人具有稳定的工作，或者某个项目具有可预期的收益，那么就可以说，某个人或者某个项目投资者拥有一笔未来财富，或者按照中国的语句，某个人或者某个投资者在未来会拥有一笔收益，但如果你想在今天就使用这笔未来收入，你有什么办法吗？可能实现吗？——如果你在美国以外，就要看这个国家的金融化程度距离美国的水平有多远，你实现的距离就有多远，而如果你在美国，那么你可以轻而易举地拿到这笔未来的钱。这靠的是什么呢？这就是美国发达的证券化、票据化金融系统。在这套系统中，如果你的未来资产能够得到这个系统的信任，那么你就等于获得了一个信用，而在美国，千万不要按照中国的概念，信用只是一种信任，而应该是一种商品，即信用是可以出卖的商品。一个人的未来财富，如果没有进入这套系统，或者说没有得到这套系统赋予的信用，那么只能称之为财富，而如果你的到了这个金融系统的信用，那么你的这笔未来财富就可以称之为资本了，即此时你已经拥有了一个资本。但资本此时还不能兑换成货币，只有当你把这个资本交给经济人，由他来把这个资本投进股票交易或者期货交易等这样的实际金融系统中后，在得到了市场购买后，你的帐户上才能出现数字跳动，直到此时才是最激动人心的，你的老婆也才真正停止抱怨——而这一切都不是凭空的，你的项目在继续，你的工作也必须要得到老板的满意，否则，你就要为你的信用付出代价，你将会背上沉重的债务。
还有一个概念也必须弄清，那就是时间概念，即无论是货币、资本还是财富，在实际上都存在一个时间，即有过去的财富也有未来的财富，这其中也有奥妙。如果想要说明这个概念，那么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就是最好的了。在中国，如果说某人有钱，那么是指这个人现在就在银行帐户中拥有巨额数字的金钱，而在西方，如果说某人有钱，那么很可能这个人的银行帐户中并没有几文钱，但人们却相信这个人有钱，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指这个人在未来会变得有钱——这其中就有一个巨大的文化差异，如果这个美国人不幸出现在中国，那么多半会被嘲笑和不被信任，因为中国人只相信真金白银，而不相信未来的东西；但在美国，这个美国人就有机会将他的未来财富提前支取，而且这并不困难——如果你在美国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那么房产商和汽车销售商、甚至推销铅笔的小商贩都会敲开你的大门。这其中所包含的就是美国人和中国对时间概念的不同认识，美国人认为未来是可以信任的，而中国人则认为未来不可预料，未来的财富因此无法得到信任，也就自然无法获得购买。在美国，其实这种对未来资产的认识已经达到近乎痴迷的状态中，任何一个可以在未来实现的财富都有可能被转化为资本，如一个人的未来财富，在美国，历史论坛，中国历史，国学，History，军可以把这个人未来的任何潜在收入提前变现，这包括个人未来的劳动收入、生产性资产的未来收入、企业的未来收入、土地的未来收入等等，都兑换成现金，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发达的票据化、证券化的转化方式把其变现。因此，当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相遇而竞争的话，尽管他们在银行帐户中拥有同等的货币储蓄，但中国人却无法与这个美国人相比，因为中国人在中国无法把他未来的财富兑换成货币，而美国人则能轻而易举的支取未来财富，他只需要向金融经济人证明他的这个投资的未来收益是可以预测的就行了，因此，实际上，美国人比中国人“有钱”——这是因为美国人的“钱”包括现有的加未来的总收入，而中国的“钱”只包括了现有的储蓄和资产，美国人自然更有钱了——这其中关键就是信用体系的完整，在信用体系完整的美国，美国民众可以放心进行证券、票据交易，因为这有制度架构和金融中介体系作保证。
但在今天，中国已经拥有了相当程度的未来资产转化货币能力，这就是股票系统，我们可以用一个具体实例来说明这个体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教授以百度为例说，“其创始人李彦宏的7亿美元‘钱’实际上就已经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钱，而是一个包括了百度未来财富的资产。如假设百度现在的股价为85美元/股，那么实际上这是一个包含了其未来数十年可能收入的预期折现总值，即这就是一个将未来的财富提前兑现实例。百度今天的市盈率为280多倍，净利润每股30美分。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假定未来每年百度的净利润平摊下来都是30美分（假定没有增长），那今天的股价就相当于把未来280年的收入提前变成今天的钱——当然，百度会持续增长利润。这里讲的意思是，通过其股权上市，百度的创业者马上就能把未来几十、几百年的收入提前变现，今天就能享受未来才能实现的财富，变现后李彦宏等股东今天的‘钱’立即增加几亿美元，既可立即消费，也可进行新投资，大大增加了今天的钱和资本。如果没有股票交易，哪怕公司未来的收益再多、收入再丰厚，这些投资者也无法提前运用这些未来收入，从而大大减缓经济发展。所以，股市发达不发达，上市机会是否对民营企业开放，最后不只是决定企业融资的多少，而且还决定了中国社会是否很‘有钱’。”
照此推断，其实中国绝大多数资产是没有被资本化的财富，这些财富其实都是触手可及的资产，甚至就是在银行等待提取的现金。比如，中国全国有2000多个县，每个县都有自来水公司和电力公司。这些公司的资产每年的收入都很稳定，风险很低，如果这是在美国或中国香港，那么这些自来水公司和电力公司的股票都是理想的证券化对象。简单的计算就可以让你垂涎三尺：假设每人每年花的水电费为300元，5亿城市人口每年的花费为1500亿元，如果把未来50年的这些收入流进行证券化，这些收入流今天的资本价值可达1万亿元左右，这些提前变现的资本在今天就可以再次拿来进行新建设、新创业的资本，而不必非得等上50年。另外，诸如电信资产收入、高速公路收入都是具有高度稳定性的未来财富，这些都可以流入证券交易所。
另外，制度的不同也制约着其他国家具有美国那样发达的未来财富转化水平，比如在中国，土地属于国有，陈志武教授说，“土地制度和产权制度的决定性作用很大。如果土地是国有或集体所有，并不能交易；如果生产性资产是国有并也不能交易，那么这些极有价值的土地财富和公有资产都只能是死财富，没有资本和钱的价值，那就大大阻碍经济发展、阻碍财富增长。比如说，表面看美国去年的平均储蓄率是-1%，但实际上他们也存了很多钱。虽然他们把人均3万美元左右的劳动收入都消费掉，但他们的可消费收入大约是人均5万美元。也就是说，去年美国包括私有土地和各类资产共增值人均5万美元，能变现的资产性收入为人均2万美元，这部分收入在土地和资产私有制下可以随时变现花费，也可转为资本做投资，但这部分收入没被花掉，而他们只是花掉了3万美元劳动收入，因此实际上美国人平均存下了40%的总体收入。相比之下，中国去年的土地增值、国有资产增值巨大，算到每个公民头上差不多有6000元，可是由于这些土地和资产都是国有或集体所有，任何中国人在决定可以花多少钱、可以花什么钱的时候，都不会也不应该把这些国有土地、国营企业的增值部分考虑进去，因为这不是我们个人的，并且也不能把它们交易变现。所以，我们中国人可支配的只是自己的劳动收入，基本没有资产性收入，在决定可花多少钱、该存多少钱的时候，只能围绕着劳动收入转。因此，中国人的储蓄率会高达46%，经济内需就没办法提高。”
陈志武因此对中国提出建议，“个人未来的劳动收入、企业未来现金流、企业资产、甚至土地都可以通过票据化、证券化，变成资本的一部分。资本化的实质就是将没有流动性的资产、还没到手的未来收入转为股份或者金融契约，让社会认购，投资者可以获得稳定回报，发行者当然能受益。那么，中国为什么迟迟不能进一步资本化呢？这不是金融机构不想创新，而是金融交易的安全性还要逐步提高，投资者的权益需要可靠的制度保证，包括契约执行的架构、完善的法律、独立的司法与执法。如果资本化水平能提高，中国经济将迎来一次新飞跃。”
英国人哈米什·麦克雷也认为美元将失去光辉。麦克雷说，“超级模特们拿薪水时不要美元，这很有趣，但无关紧要。真正要紧的是：投资者想把他们的积蓄放到哪里？从现在看，答案似乎肯定不是美国。美元以前疲软，最终恢复了元气。”
欧元也曾如此，在四年前美元一路走高的时候，欧元却正困难重重，如今欧元坚挺，美元却越来越疲软。尽管现在美元有复苏的迹象，但“问题在于，这次的情况有所不同：美元这次会发现，恢复世界主导货币的地位变得更加困难。”麦克雷随后阐述了美元为何难以恢复到原来的地位，他说，“有三大原因可以解释为何这次的美元疲软也许会持续下去。”首先，欧元的出现导致美元遇到了强劲的对手，因为欧元所涵盖的经济区规模与美元经济区不相上下，这就使得欧元能够与美元抗衡。欧元在创立之初受到美国的打击和欧元经济区发展缓慢所限，曾一直处于低谷，但在2007年出现了转折，欧元经济区发展速度变快，欧元变得越来越坚挺，加之欧元经济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这就使得欧元的需求量持续增长，因为投资者都更愿意把资金投放在更觉前景的地区，而与美国相比，欧洲的前途更加光明。
第二个原因是，与此前相比美元的任何一次疲软相比，这一次美元所面对的状况更加糟糕，“美国目前的经常项目赤字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例更大。尽管情况在稍稍好转，但仍占GDP的6%左右。”而麦克雷提醒说，“要对美元施压，外国人不必把钱从美国撤出，他们甚至不必停止投资，他们只要不再把那么多钱投入美国。近几个月来的情况就是如此，特别是从夏天开始。”
第三个原因是，在相对固定的世界经济中，整个美国经济的相对规模在缩小，而亚洲各经济体每年都在明显壮大，如，中国在2008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再过10年，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尽管美国在未来二三十年内仍将保持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但美国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主宰世界。”麦克雷紧接着警告说，如果美元持续疲软就很可能会发生一场波及深广的美元危机，“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货币的市场价格一般会脱离它们真正的内在价值。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市场心理学的作用。美元可能已经定价过低，但这并不意味着不会变得更低。在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下，美元的声誉逐步降低。这些事本身虽然很小，但加起来却影响巨大。”如同前述，海湾地区已经在采取行动，准备脱离美元，麦克雷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这些事件包括，本周有消息说阿联酋也许会效仿科威特，切断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关系。如果世界普遍丧失对美元的信心，那么美元会进一步大幅贬值。最终会跌到最低点，而美元崩盘将是破坏性的，特别是对欧洲经济，那里的出口商正饱受欧元大幅升值的困扰。”而从长远来看，麦克雷说，“如果情况真的变得无法控制，也许就必须拿出一些拯救美元的办法，但至少就现在而言，这似乎还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问题的关键在于，即便美元复苏了，世界还是会变得不同。也许我们还会用美元给石油标价，但世界各地更多的人会考虑用欧元，并把他们的资产换成欧元。”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种言论并不是偶然的一两声奇谈怪论，正相反，世界许多经济学家、政治家甚至模特，都已经意识到美国衰落的事实正在变得多么明显。
2007年11月28日，日本《追求》双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北约与美元—单极体制的崩溃》的文章（作者是北野幸伯）。北野幸伯说，“美国一直借助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在世界发挥着强大政治影响力。然而，美国的单极体制今后能否持续下去尚不可知。”然后文章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美国在当前状态下的衰落趋势，一，中俄联盟形成新的“反美堡垒”。俄罗斯既憎恨美国也惧怕中国，因为俄罗斯在冷战中输给了美国，在新的经济竞争中中国又表现的的异常突出，中国是世界第四大国内生产总值国，而俄罗斯仅排第十位，“不过在最近几年，中俄关系出现了根本性变化。2002年美俄两国因伊拉克问题产生了对立。对于美国打击伊拉克，在伊拉克拥有石油权益的中国和俄罗斯团结一致地表示坚决反对。”北野幸伯说，“就这样，中俄关系不断改善，而美俄关系却已恶化，普京决心‘不让美国得到俄罗斯石油’。”
面对俄罗斯的挑战，美国则愤怒地开始报复，它在前苏联加盟国及其周边不断发动各种政变，2003年格鲁吉亚发生了“玫瑰革命”、2004年乌克兰发生了“橙色革命”、2005年吉尔吉斯发生了“郁金香革命”，这些都是美国一手操纵的。而为了与美国对抗，“普京决定与中国联手，使美国走向没落。”北野幸伯继续说。
实际上，激起中国和俄罗斯建立联盟共同对抗美国的原因正是美国自己——美国的政策表面上是奉行“世界民主”的宗旨，其实是为了“确保资源”和“捍卫美元基础货币体制”，这等于在向世界宣战。同时，伊拉克战争和颜色革命也让中亚各国了解到美国的真实目的，因而，中亚各国反而现在与中俄更为接近，“就这样，中国、俄罗斯、中亚国家的想法趋于一致。具体行动就是强化2001年创设的上海合作组织，建成‘反美堡垒’。”
“今年（2007年——作者注）上海合作组织的首次军事演习得以实施。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中俄所期望的‘构筑多极世界’的中心组织。‘多极世界’是含蓄的表达，如果用别的措辞来说，就是‘推翻美国的单极世界’。”另外，北野幸伯说，从经济方面来看，“美国的没落已成定局，因为充当基础货币的美元已经没落。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财政赤字国、贸易赤字国、对外债务国。但为什么美国没有像普通的赤字国一样发生货币暴跌、严重通货膨胀及经济崩溃呢？原因非常清楚，就是因为美元是基础货币。”
美元的基础货币地位正在受到严重的挑战，北野幸伯最后警告说，“但是，1999年出现了能与美元抗衡的货币欧元，而且欧元的流通量在2006年底已经超过了美元。”因此，世界很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发生美元崩溃的现象，如“中国外汇储备已居世界第一，持有美国国债占世界第二多。中国可能‘在非常时刻卖出美国国债’。此外，还有一些‘美元体制崩溃’的兆头。比如，中东产油国组成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就打算在2010年实现‘海湾共同货币’。”最后，北野幸伯说，“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胜负已见分晓。美国逃不掉没落的命运。”
也许有人对美元的持续走低不以为然，因为他们认为这并不是美国经济的衰落，而只是美国纠正贸易失衡的一种策略，而一旦美国恢复贸易平衡，美元也将重新赢得信誉；或者，还有人认为，这只是美国掠夺世界经济发展成果的一种金融战争，即美国利用美元的基础货币地位，通过不断贬值来把其他经济体的大量利润转移到美国，因此，从长期来看，美元还会变得坚挺，因为美国经济巧取豪夺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果实。但实际上，美元贬值根本无法纠正全球贸易失衡。英国经济学家克里斯·贾尔斯说，“人们喜欢抱怨美元。五年前，美元的坚挺和美国贸易逆差的不断增加让一些人大为焦虑，他们担心，日益加剧的全球贸易失衡现象将结局悲惨。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说美元必须贬值。”似乎只有美元贬值才能挽救一切，也只有如此才能避免灾难，然而，从2002年2月以来，除去通货膨胀，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下降了28%，“但是，那些期望在有关国际货币问题的讨论中可以看到一种喜悦心情的人发现他们看到的只有失望。”而美元对欧元的跌幅更大，达到惊人的41%，但结果却相反，不但没能挽救世界贸易失衡，相反，却激起了欧洲的愤怒，欧洲中央银行行长让-克洛德·特里谢尖着嗓子指责说，这样的汇率变动“无疑是急剧的、突然的”，他恼火地说，“不理性的行动从来都不受欢迎。”
其实，不但欧洲愤怒，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对美元的这种持续走低感到惊恐不安，因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元贬值没有让世界看到希望，反而看到了黑暗，关键就是美元贬值导致了事与愿违。正如贾尔斯自问自答说，“美元自2002年以来的贬值是‘事与愿违’的一个例子吗？是人们对一次必要的全球调整太大惊小怪了吗？还是美元下跌真的有令人担忧的成分？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有证明其正确的证据。”贾尔斯接下来给出了问题的真正答案：“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元贬值不会降低全球贸易失衡的程度，而只是在全球范围内让这种失衡发生转移，这一点才真的令人担忧。”因为美元的大幅贬值实际上导致了这样几种结果：
一，由于美元相对其他主要贸易国货币贬值，导致世界主要国家和经济体的货币大幅上升，结果是“极大的货币市场紧张”；
二，美元的贬值导致汇率市场的风险大增，而由于预测汇率的难度很高，这就导致人们普遍对美元资产的不信任，美元因而正在明显地失去信用，因此世界一些主要投资者，如海湾石油国家对世界各地的投资，他们就会拒绝再向美国投资，结果是一个恶性循环，长期利率和美元资产的风险溢价升高，这使得美联储降低利率的杠杆也会逐渐失效，最终结果就是美元的崩盘；
三，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正在下滑，这导致美国无力维持不断增加的贸易逆差，而这又反过来促使美元继续贬值，因为美国只有依靠大量印刷美元来还债，结果是美元的发行量大幅增加，美元因而一次又一次贬值。这看似对美国刺激出口也有好处，但坏处似乎更明显，如美国国内消费正受到信贷紧缩和次级贷款危机的冲击；
四，由于美元的贬值，世界其他经济体也会受到明显的阻碍，如欧元对美元的升值就导致欧元区出口越来越艰难，欧元区的经济也因此发展趋缓，但结果是世界几大主要经济体都因美元贬值而变得发展缓慢，美国经济也并没有因此受益，这就导致全球经济出现滞涨；
五，对一些中小国家而言，日子更难过，因为许多国家的货币都与美元挂钩，美元的贬值迫使他们的货币也随之贬值，结果是本来就不发达的出口没有得到多少好处，进口价格却一路飙升，结果是导致了国内通货膨胀和其他各种不稳定因素的增加。
如果你对这些结论还半信半疑的话，那么你可以看看美国外交专家们是如何看待美元长期下跌的趋势以及美国衰落的事实的。
2007年12月12日，日本《日本经济新闻》发表了题为《美国统治世界的时代即将终结》，这是一篇采访文章，缘由是2008年是美国的大选年，2008年1月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举行党员大会，而下届美国总统将会面对哪些国际问题，下届美国总统又将会如何应对，《日本经济新闻》采访了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采访如下：
记者问：美元持续走低，美国的经济增长也随之放缓。您对此如何看待？
哈斯答：美国统治世界的时代正走向终结。今后的美国将丧失一部分财富和实力，资源也会流向其他国家。这些征兆已经开始显现了。我不认为中国会取代美国成为下一个统治世界的国家。新的时代或许将是更多的国家、企业、政府背景的资金、国际机构和恐怖组织群雄并起的复杂时代。
记者问：政府背景的资金会成为威胁吗？
哈斯答：政府背景的资金不仅仅追求利益，其投资战略目标可能引发严重的问题。我们能允许其他国家的政府通过收购美国企业掌握一部分经济命脉吗？对外国政府背景的资金进行更加严格的限制在现阶段具有实际意义。这不是贸易保护主义，我们姑且称其为投资保护主义。2006年发生的国会反对迪拜世界港口公司接管美国港口的事情就是投资限制的一个具体事例。
记者问：如果您给下届美国总统出主意，您会说什么？
哈斯答：如果只许说一点的话，我想谈谈总统的能源政策。美国目前在能源领域束手无策的状态将提高对石油的依存度，促使美元大量流入委内瑞拉和伊朗这样的反美国家。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应当大力发展核电。尽管美国现在有不少核能发电机组在工作，但是在今后50年这些设备将陆续到了报废期。如果按照每年报废两个机组的速度计算下去，在不投入新设备的情况下来年维持现状都很难，但是迄今为止并没有听到任何关于增加投入的消息。
记者问：对于美军重组，您怎么看？
哈斯答：伊拉克战争证明我们的地面部队严重不足。陆军和海军陆战队需要增兵10%到15%。尽管美军在比拼高科技的空战领域拥有优势，但是却暴露了不擅长巷战的弱点。敌人自然会抓住美军的这一劣势发动攻击。
同样，另一篇报道也佐证了美国经济跌入低谷的状态，这种低谷甚至已经不是美国自己的问题，而是整个西方世界的忧虑——我们可以清晰地记得，就在不久前，美国和欧洲还极力奉劝世界应该采取自由贸易政策，降低贸易保护壁垒，但颇为令人惊讶的是，现在世界自由贸易程度在增大，而美国和欧洲反而躲进了贸易保护伞下。
2007年12月24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文章，题为《我们不能将自由贸易拒之门外》，作者是加里·邓肯。该文章说，在2007年，国际经济出现了危险的征兆，美国房价暴跌、石油价格飙升、全球信贷紧缩和英国住房市场低迷，但这些还只是局部的和具体的，“还有一个危险也在增大——退而奉行贸易保护主义这种愚蠢行为的破坏作用将加剧世界重要经济体业已遭受的痛苦。”
不错，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决策者们现在都开始转而倾向于采取贸易保护，开始频频为国际贸易增设各种障碍，而这种障碍实际上对自由贸易具有破坏作用，这是新的、根本的风险。邓肯回顾说，其实从本世纪初开始，也就是大约2000年时，“全球商品和服务自由贸易的持续发展一直受到两个主要因素的威胁。”这两个因素就是，世界始终无法在“多哈回合”的国际贸易谈判中获得实质的、重大的进展；另一个因素就是，美国和欧洲由于贸易赤字严重和经济发展缓慢而逐渐开始由奉行自由贸易转变为执行贸易保护，这是由于复兴的印度、中国等新兴工业国的迅速崛起，使得西方国家很担心这些国家会夺走本国的就业机会和经济繁荣。“由于西方民众对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实力的担忧加剧，政治家们（尤其是华盛顿的政治家们）越来越迎合了贸易保护主义情绪。”而邓肯警告说，“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失败的几率已经很大。美国经济即将进入低迷期只会增加这种几率。美国经济进入衰退的风险真实存在，而欧洲经济增长也可能显著放慢。”
邓肯继续说，“在这种情况下，大西洋两岸惊慌的政治家们屈服于民众贸易保护的诱惑似乎是非常合理的。中国很容易成为西方国家失业率上升的替罪羊，而多哈回合谈判也可能遭到破坏。”邓肯警告道，“事实上，正如20世纪30年代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大萧条的推动力一样，战后，在接连进行的自由贸易谈判中稳步发展的贸易自由化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强劲增长。这种强劲增长促进了全世界的繁荣，首先主要是在发达国家，而近些时候是在最贫穷的国家。退回到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使即将到来的经济紧缩演变为危机——要不就是一场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