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一个阳光灿烂的冬日，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
这是在英格丁，阿诺尔特的休假地。我们一共是同辈的4个人：三个姓伯伦和哈尔巴赫最大的孩子和我。我们一起坐在平台上。温暖的阳光照耀在我们身上，我们考虑着我们的计划。在年轻的一代中，特别是在那些姓冯伯伦和哈尔巴赫的年轻一代中，这个计划已酝酿了好久了。艾科伯特和弗里德里希是在埃森长大的，他们的朋友和一些局外人不断地问他们一个问题，为什么克虏伯这个名字在公众中出现时，从来看不到他们家的人呢？他们长大后，就开始给自己也提出同样的问题。他们又大了一些后，他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他们家人必须以某种形式出现，或者再出现在克虏伯。
3年前，艾科伯特和弗里德里希进行了首次尝试，他们拜访了贝托尔特·拜茨。他在办公室里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他给他们做了长达三刻钟的公司情况报告，以掩饰他对这次拜访的不快。然后，这对堂兄弟才有机会，向他说明来意。(艾科伯特是贝托尔特·冯·伯伦的儿子，弗里德里希是哈拉德·冯·伯伦的儿子)。拜茨对其来意的猜想得到了证实：这两个人要谈的是他们家族在基金会理事会的位置。
拜茨又一次(又一次重复，但不是最后一次)给他们讲了那老掉牙的故事，即阿尔弗里德划的那条令人生疑的线。弗里德里希在他的备忘录中确认，“我们反驳他，我们家族应该在基金会理事会有一席位置，这与阿尔弗里德的最后意愿无关。对此，拜茨没有发表看法。”他们约定半年后再见。
然后他们3个人就分手了。对这次谈话的印象，弗里德里希这样总结道：“拜茨表现出理解，但并不让步。”但第二次会谈不是半年以后，而是一年半以后举行的。
艾科伯特和弗里德里希又一次表达了他们和家族的愿望，即：要看到这个家族的精神和延续性能够在基金会长期存在。拜茨又一次提到阿尔弗里德的那魔鬼一划以后，他表示理解，并说明了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他理解这个家族的愿望。但目前在理事会中代表家族精神和阿尔弗里德遗愿的人是他。他没有说，但这两个伯伦先生可以听出来，他，拜茨先生，比这个家族本身更能代表克虏伯传统和克虏伯精神。
这两个年轻的伯伦并没有反驳，但他们指出，他们希望能看到，“家族的传统和精神能够在基金会中继续存在，所以他们认为，由伯伦家族的人直接在理事会代表它是必要的，是值得追求的。”对此拜茨说，这件事他要在下次理事会例会中作报告，他自己先不作评论。
艾科伯特和弗里德里希本来可以很满意了，但拜茨在这次会谈中提到一些事情，他们一听就明白。在讲完他自己是克虏伯精神真正的维护者之后，拜茨说：“我认为，在目前的理事会中，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成为我的继任。”这两个年轻人的眼里立刻闪现了一个想法，弗里德里希这样描述：
“我个人对这次会谈的结果是满意的，只要拜茨不试图阐明，现在，可以从任何地方找一个家族精神的管理人，就是不能在这个家族里边寻找。”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4个聚在一起。此外，关于在基金会理事会中要有一个家族代表的问题，显然已经石沉大海了，因为尽管一年多过去了，我们没有再从拜茨那里得到这方面的一点消息。我们聚在一起，也是要解除理事会的担心，这个担心是有理由的。理事会的大多数成员都知道大家族可能发生的问题，这里的“大”家族并没有延伸的意义，而是真实字面意思。给这个家族一个理事会理事的位置，那么就令人担心，在公司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处都有家族成员出现，并提出要求。
这些我们也不希望出现。所以我们制定了一下方案，在这个方案里，我们确切地为家族这个概念做了定义，我们提出建议，选一个家族代表，那么他就作为理事会家族位置唯一的一个候选人。候选人的范围应局限在那些姓冯·伯伦和哈尔巴赫的人中，因为，基金会也要保留冯·伯伦和哈尔巴赫，这也是这个家族的愿望。我们书面写下了这份方案，并签了字。有此资格的家庭共有6支，我们来自这6支家庭中的4支，而且是同辈中年纪最大的，我们也成功地获得了这个名字第5支家庭的同意。阿恩特当时已经病重。
也准备同意家族内部的选举结果。
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要进行一次严肃的会谈。艾科伯特又给贝贝写了一封信，向他说明我们的意愿，并希望能与他进行一次会谈。但他没有给我们谈话机会。相反，他于1987年1月5日收到一封信，信原文如下：
“阿尔弗里德·冯·伯伦和哈尔巴赫基金会理事会已经就您们提出的问题，即任命冯·伯伦和哈尔巴赫家族成员担任理事会理事之事，在1986年12月10日举行的会议中进行了讨论。”
理事会认为，根据基金会创始人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冯伯伦和哈尔巴赫博士先生的明确意愿，根据章程规定，不考虑其家族成员争取类似理事职务的要求。
目前理事会没有空位，如果将来有了空位置，余下的理事会成员将决定新的人选，与以往一样，将根据可能的候选人的专业素质、职业及个人素质来决定。理事会理事因此认为，没有可能考虑您们的想法，即从基金会创立者家族中，从你们这一代人中，任命一个或几个代表，来担任理事会理事。
您们对这个回答可能很失望，我请求您们的理解。根据目前基金会的法律地位，理事会在完成其章程规定的任务情况下，不可能出现另一个结果。但贝托尔特·拜茨并没有得到我们的理解。他的任何一个理由都没有说服力。家族这方面根本不是在谈章程的修改。一个空位随时都可以有。拜茨在几年前已经有过先例，他把章程规定的理事会人数从7个提高到了9个。为什么不能是10个呢？当然，因为那些可能成为候选人的冯·伯伦先生们都还很年轻，与其他理事相比，我们可能缺少一些职业和专业条件。在我们眼里，他们内心里有着对家族强烈的责任感，而没有这个家族就根本不会有基金会。
我们也要问，为什么没有一位理事努力自己去考虑这件事，而是很显然，他们乖乖地听从了理事会主席的建议？
艾科伯特把拜茨的拒绝信寄给我时，他写道：“遗憾的是，这个拒绝信使我们小小的愿望也化为泡影，但老实说，我们也几乎没有期待任何别的结果。但肯定并不用为这些花费感到遗憾，因为，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教训。”这是他给我讲的心里话。通过我们自己，从贝托尔特·拜茨那里，我们学了许多东西，但我们的愿望，并没有减弱，反而更强烈了，我们要在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冯·伯伦和哈尔巴赫基金会理事会代表克虏伯精神。
阿尔弗里德去世后，已经有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代替他的人，贝托尔特·拜茨，已经75岁了，他肯定越来越频繁地想到一个问题，什么时候他才把权力交到年轻人手里？
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将基金会与它的创始人及创始人家族直接联系起来的最后一个纽带也要折断了。这个家族一代一代成长起来的思想财富仍然非常生动地体现在年轻的冯。伯伦们身上。这种思想财富不应该离开基金会，而应该补充并丰富基金会理事会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