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实践是对称哲学的基本范畴，理想与现实的对称、理论观念与实践观念的对称是实践的两大基本层次。对称的、作为整体范畴的实践的发展方向和必然结果，是建立社会系统工程。是对策还是博弈，是实践中主体性高低的标志。作为社会系统工程的实践过程，只能是对策不是博弈。对称经济工程是有序工程、双赢工程，是结构出效益、结构产生生产力的经济工程，只能是对策的结果。经济活动是对策还是博弈，是对称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区别。
关键词：实践 理论观念 实践观念 对策 博弈 理想 现实 社会系统工程
知行合一 实践是对称经济学的基本范畴
理论是灰色的，实践是常青的。当低层次的理论在实践中遇到不可解释的现象时，必须在更高层次理论指导下，修补自己的理论，理论适应实践而不是剪裁实践。
实际上，许多经济学中所谓的问题，在企业管理实践中都早已得到解决，比如信息不对称问题。关键的问题不在于问题的产生，而在于问题的解决；而真正要解决问题，则必须走出问题看问题。这就需要把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经济学与管理结合起来，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理论是灰色的，实践是常青的。当低层次的理论在实践中遇到不可解释的现象时，必须在更高层次理论指导下，修补自己的理论，理论适应实践而不是剪裁实践。
当然，实践也可以创造，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创造。在这时是实践符合理论。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经济需要解释和证明，在解释新现象时证明新理论的正确性。因此在这个时候不是实践顺应理论，而是理论符合实践。
实践是对称哲学的基本范畴：实践是本体论的基本范畴；实践是历史观的基本范畴；实践是认识论的基本范畴；实践是逻辑学的基本范畴；实践是对称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实践之所以是对称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是因为实践是对称的整体范畴。
哲学的实践是整体范畴，经济学的实践是整体范畴：实践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实践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实践是事实、逻辑、价值的统一；实践是实体、属性、关系的统一；
实践标准是事实标准，逻辑标准，价值标准的有机统一。实践标准也即检验实践标准。本体论、历史观、认识论是以实践为基础、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关系为中心的统一。
对称哲学把“实践”理解成意识活动和物质活动相对称的人的创造性活动。因为任何创造性活动，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无论是体力的、还是脑力的，都是物质活动和意识活动的统一，只不过物质和意识的比重不同而已。对称经济学把“实践”理解成主体活动和客体活动相对称的人的创造性生产活动。因为任何创造性生产活动，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无论是体力的、还是脑力的，都是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的统一，只不过物质和精神的比重不同而已。
重新定义的、作为整体范畴的实践：本身即应集中体现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的统一，以相对主体为中心和相对客体的统一。它是人类历史上各种实践观的扬弃、综合、升华。
人类社会自始至终的一切活动都是实践活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实践活动从简单到复杂的展开过程；相应地，人类对实践的认识，也有一个从具体到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不是因为有了实践哲学，才有实践在人类社会的地位；而是实践哲学是人类对实践的认识史的概括和总结。人的实践，也是一个立体动态五维系统，因此人的实践进程也就是系统的有序化过程。
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实践是个有机整体，知和行是完整的实践系统中的一个互相依赖、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两个基本层次，没有哪个在先，哪个在后的问题。“知先行后”，“行先知后”包含有片面的真理，在全体上都是错误的，谈不上哪个更正确。因此，真理标准应是一个系统的标准。这个系统标准中的任何一个要素、层次、环节，孤立开来单独作为真理的标准是不可能的。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实践，应是物质活动和意识活动中所包含的多层次规律的统一，其中当然也包括思维活动的规律——逻辑规律。逻辑作为实践系统中的最高层次和人类实践的历史成果的内化和积淀，是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系统的最高层次、直接形式和不可缺少的环节。
科学预见，就它已经接受了逻辑检验这一点来讲，说明它已经接受了以前的实践和当前实践的最高层次的检验，因而有可能是真理。科学预见的科学性就在这里。就它还没有接受当前实践的其他层次、部分、环节的检验以及没有接受今后的实践的检验这一点来讲，还不能最后断定它是真理。实践是一个立体动态五维系统，现在的实践不等于过去的实践，今后的实践也不等于现在实践。
只有把目的（最高形式是理想）看成是理性认识的灵魂，才能理解反映认识和价值认识的一致性、真善美的一致性。实践之所以是整体范畴，表现在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比理论低一层次的、理论向实践转化中介环节的所谓实践观念，包括实践目的以及实现这一目的计划、方案，最能标示人们意识的本质特征。
物质活动是实践活动，精神生产也是实践活动，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后者的比重更大，重要性、意义也更大。把实践看成相对范畴，把物质活动看成是唯一的实践活动的根本原因，同社会发展的落后程度有关。
作为空间和时间、历史和逻辑、逻辑中观点和方法的统一的实践哲学体系就是实践范畴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的发展，即实践中主体和客体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的由无数小圆圈构成的中圆圈再构成的大圆圈，是人类实践的立体动态五维系统在逻辑中的再现。迄今为止人类所有哲学体系都是它的构成环节。应把实践本体论理解成实践在发现、认识、创造并由此确证本体的作用，即实践的本体论意义，而不是把实践本身理解成本体。一方面，只有科学的实践观才有科学的本体论，科学的实践观是科学的本体论的必要的充分的条件，所以否认实践的本体论意义，认为实践只有历史观甚至只有认识论意义的观点是片面的；另方面，认为实践本身即本体，或实践可以创造本体，本体本身离不开实践或没有实践就没有本体的“实践一元论”也是根本上错误的。
社会有机体的层次性、规律的层次性、人的实践活动的层次性是对称的。实践哲学就是对称哲学。
三思而行 经济活动的理论观念与实践观念
今天的理论观念就是过去的实践观念，今天的实践观念就是今后的理论观念。二者的相互转化，体现了人类实践的发展。
就人的经济活动的最根本的本质是创造性生产而言，人的有目的经济活动过程同自然界的无目的运动过程没有本质的差别。毋宁说前者只是后者的微观过程的宏观展开、特殊表现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自然界、整个宇宙的运动过程也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创造。所谓自觉和自发的区分也是相对的：对于个人来讲是自觉的，对于人类来讲是自发的；对于人类来讲是自觉的，对于宇宙整体来讲是自发的；任何人的任何程度的“自觉”，都只是宇宙本性的自发表现而已。如果把人的目的同宇宙的“目的”绝对对立起来，就不能对人的目的产生和作用作科学的本体论解释，就只能从反对宇宙目的论出发而陷于主观唯心论，而神学目的论也只是扩大了的主观唯心论而已。人的目的本质上只是宇宙“目的”的一个阶段、一个环节、一个部分而已。
情绪是欲望、需要是否得到满足的心理活动，属于潜化意识的范畴。情感是情绪和感性认识的结合。某种事物所引起的感性认识，同人们的欲望、需要的结合，对人的欲望和需要的肯定、否定及其程度的心理活动，就是情感。因此，情感是基于或建立于情绪之上的感性认识。欲望和需要则直接属于潜生意识的范畴，欲望需要——情绪——情感——潜生——潜化——感性，包含在人们实践中，构成人们实践中的一个层次和环节。
任何知识都是滞后性与超前性的统一。所谓实践观念，实质上就是超前性的知识，或知识的超前性的外化凝结。滞后性知识是手段，超前性知识是目的。手段服务于目的，因此，超前性知识高于滞后性知识。同时，目的又是超前性知识的最高层次，所以，目的是最高层次的知识，而理想是最高层次的目的。
无论是滞后知识还是超前知识，都是观点和方法的统一，所以实践观念也是观点和方法的统一。把实践观念等同于方法是不对的，把实践观念看成是比理论观念（即滞后知识）低一层次的知识更是不对的，它虽然是理论观念（把滞后知识说成理论观念，把超前知识说成实践观念是不对的，因为二者都是理论，都包含在实践中，成为实践的一个环节）向行动转化的中介，但比理论观念更高。
同理论观念一样，实践观念也包含观点和方法两个方面。工作方法的本质是科学方法，科学方法的本质是意识方法，工作方法是科学即意识方法的具体化，二者之间是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工作方法体现了实践观念中的科学方法，工作方法论体现了理论观念中的科学方法论体系。因此工作方法不是外在于科学方法论体系的独立的或与之并列的方法论，而是后者的延伸和具体运用。只有属于意识范畴的科学方法论体系才是唯一的方法论体系。
理论观念和实践观念可以相互转化。理论观念就是凝固的实践观念，实践观念就是行动的理论观念。今天的理论观念就是过去的实践观念，今天的实践观念就是今后的理论观念。二者的相互转化，体现了人类实践的发展，体现了人类实践发展中的精神的发展；说明了人类实践发展中的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的不可分离，是实践中的两个不同层次。它们的相互作用是实践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也说明，理论归根结底是实践中的一个环节：明天的理论观念，作为今天的实践观念，构成今天的实践中的一个环节；今天的理论观念作为昨天的实践观念，构成昨天的实践中的一个环节。人类实践是整体范畴，人类社会的各个要素，是人类实践的各个环节。生产力作为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是人们实践能力的结果。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经济发展史也即人类实践发展史。
凡事予则立 对策、控制与博弈
任何概念都有一个从模糊到精确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和社会整体发展过程是对称的。
博弈源于封闭，对策来自沟通。均衡是博弈的结果，对称是对策的成就——智慧经济时代要有同工业经济时代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与之对称，经济活动的主体性必须用对策代替博弈。用信息控制论来代替现在通行的信息认识论，可以实现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通过制度设计（机制设计）以实现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原理，可以运用于市场的任何一个角落。
以人类社会为参照系，思维和存在的对称关系是宇宙基本的对称关系。“天人合一”即对称，是思维与存在的对称关系。思维和存在是对称的，说明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世界是可知的。人不但可以认识规律、把握机会，而且可以创造机会。人可以自觉地运用经济活动的对称规律，提出相应的对策，重新建构“自然——社会”统一系统的有序结构，使之符合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要求，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活动的成功。对称经济学就是对策学。
信息不对称问题，实质是信息认识论问题；而要解决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就要转信息认识论为信息控制论。换言之，用信息控制论来代替现在通行的信息认识论，可以实现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
只要信息停留在认识层面，不管对象是否主动提供信息，主体都只能是被动接受，在这种情况下，都不可能做到信息对称；但如果深入到控制层面，那么对象的信息不管是否被动提供，都只能是对称的；虽然在整体上，也许这种对称只是相对的，但对于特定的实践目的来讲，这个对称是绝对的。因此，在信息经济学（包括信号理论）解决信息不对称是不可能的；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必须用控制经济学代替信息经济学，把信息经济学作为控制经济学的一个环节。信息经济学由于把信息的对称问题停留在信息层面，就信息谈信息，因而不但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且还会助长信息不对称，造成劳动就业市场上假学历、假文凭泛滥，在商品市场虚假广告盛行，成为劣币驱逐良币的理论基础。实践证明：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必须走出信息看信息，在控制论领域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从信息经济学层面来看，信息不对称不仅源于对象现象和本质的不一致，而且源于主体的种种心理因素：西方经济学家卡尼曼的“参照点”、“偏好逆转”，“前景理论”、“阿莱悖论”（偏离期望效益理论）、“定位效益”、“小数法则”等，就是从不同角度来揭示人的作为主体产生信息不对称的各种心理因素。这进一步证明：不确定性既可以发展在客体身上，也可以发展在主体身上；仅仅从信息层面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是不够的，必须从控制论层面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受控的实践是一个主体与客体从不确定到确定，从不对称到对称的双向融合过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蕴含了“时间可以证明一切”。在这个过程中，仅仅靠观察、展示、甚至实验来实现对称是不可能的。
实验经济学是从信息经济学向控制经济学转化、延伸的一个过渡环节。通过实验得出来的经济学结论，如果没有在实践中通过实践主体自觉的控制，不可能产生预期的结果。经济实验的可能性，是经济控制可能性的依据；经济控制的可能性，是经济实验可能性的完成。从经济实验到经济控制，实现了经济信息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而如果仅仅停留在经济实验阶段，不可能完成这个转化。
这种通过制度设计（机制设计）以实现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原理，可以运用于市场的任何一个角落，包括劳动力市场与经理人市场，以及股票、债券、期货、借贷市场。市场经济的信息对称问题，实际上可以归结于制度设计问题。科学的制度设计，完全可以回避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从而实现经济主体与客体的对称。
和谐管理的本质是对称管理，对称经济学与对称管理学通过对对策与博弈、对称与均衡等概念的分离与重新定位，使之内涵与时代的发展、新范式的要求相对称。在经济活动中，主体的行为方式是对策还是博弈，构成了新旧经济模式、管理模式的本质区别。对策学还是博弈学，是新旧经济学范式、管理学范式的本质区别。它们体现了两种世界观的本质区别。
对称和均衡的本质区别，由对策与博弈的本质区别造成。对策的目的是对称，博弈的结果是均衡。对称的途径和手段是对策，均衡的途径和手段是博弈。对称，是通过对策来实现的“均衡”；均衡，是通过博弈来达到的对称。对称和均衡，有着不同的本质，体现了不同时代的发展模式。均衡是消极的、自发的，是博弈的结果，是工业经济时代的“对称”；对称是积极的、自觉的，是对策的结果，是智慧经济时代的“均衡”。均衡，核心是物和物、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对称，核心是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配置；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再生。博弈，不均衡是绝对的，均衡是相对的。博弈经济学就是不对称经济学，不对称经济学就是不和谐经济学。对策，不均衡是相对的，均衡是绝对的。对策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对称经济学就是和谐经济学。
传统经济学的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只是厂家与消费者的均衡，而非主体和客体、人和自然之间的均衡。博弈的指向是横向的，停留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作文章。无论是非合作博弈还是合作博弈、传统博弈还是进化博弈，都只是作为资源配置、交易过程的手段。对策的指向是人对自然、主体对客体，是纵向的，不仅是交易的手段而且首先是生产再生产的手段，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做到和谐合作。在对称经济学中，提高信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活力，提高生产力。所以，博弈论是舍本求末，对策论是从本到末。在对策论看来，不但宏观经济活动，而且微观经济活动都可以实现“均衡”，关键是通过对策，而不是通过博弈。
传统经济学把物和物的对称关系看成基本对称关系，甚至把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也纳入客体和客体的对称（“均衡”）的范畴，是把人物化，贯彻的是客体性原则。而主体性原则，则是把物人化，认为主客体关系以人为主导；以人为主导的对称关系，是经济领域基本的对称关系，其他一切对称关系是其展开和具体化。
对称不仅仅是微观经济过程的“均衡”，而且是经济形态的增长方式、运作模式、经营模式、发展模式、系统功能的对称。用对策来代替博弈作为经营模式，用对称代替均衡作为发展模式，是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模式转变、经济领域中确立主体性原则的必然要求。对策论则像一根红线，把微观经济过程和中观、宏观经济过程统一起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统一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对各种经济学从方法论的角度重新定位，使之功能化、本质化、简单化，从而扬弃了各种经济学流派在方法论上的对立。
只有以对策论为核心的对称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经济学，只有以对策论为核心的对称管理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管理学，只有以对策论为核心的对称发展观才是真正的科学发展观。通过对策来实现的对称，是一个从主观到客观、经济主体到经济客体的自上而下层层递进的过程，是通过主观整合客观、经济主体整合经济客体的立体动态系统，体现了主客体的相互转化原理。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相对主体和相对客体是相互创造、相互生成的过程。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两个基本层次，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的对称是社会经济系统的基本对称关系，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整个经济社会系统是否对称协调有序，将决定经济社会系统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
望梅止渴 理性、理想与现实
人的“理性”，其内涵与外延必须与时俱进。人的理性是表现为自私还是表现为合作，是表现为低层次的合作还是表现为高层次合作，也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
西方经济学的“满意化”实际上就是利益最大化，是综合考虑成本收益等各种因素后的利益最大化；而传统的“最大化”本质上是线性最大化，只能抽象地存在人的大脑中，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也就是说，线性最优，实际上并非最优。是否最优，只能以主客体相统一的完整态系统为参照，而不是以纯粹客体为参照。在这里，与其说是“满意化原则”与“最大化原则”之间的区别，好不如说是不同参照系中的“最优”。其中，只有以主客体相统一的参照系的最优，才是现实的、真正的最优。
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人的理性既是有限的，也是无限的；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有限理性”和“完全理性”是从两个极端割裂了人在主客体统一过程中理性的具体性、人的理性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相对于特定的经济过程来讲，人的理性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在这里，“完全理性”就是通过“有限理性”体现出来。这就是对策。但如果把二者割裂开来，把“完全理性”看成是“有限理性”的彼岸，则只能陷入不可知论而成为“博弈”。
西方经济学的“近似理性理论”，说明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统一不仅是理性同客体的统一，而是理性、非理性的综合同客体的统一；人的理性的“最优”，不仅仅是金钱的最优，而是金钱、文化、习惯、名誉等因素综合考虑的最优。把金钱最大化看成“最优”，其他的都是“次优”，这与其说是理性与非理性、近似理性的区别，还不如说是对“理性”理解的参照系不同，也即经济学范式的不同。主体理性的有限性向无限性转化，主客体的信息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客体因素由不确定向确定性转化，不是博弈的过程，而是对策的过程；对策不是通过建立模型一步到位的决策，而是决策—反馈—控制—修正决策的循环反复，不断接近目标，最后实现目标的系统工程。在这里，“不确定性”的排除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总体上是相对的，但相对于特定参照系来讲是绝对的。
西方经济学的所谓“理性”只是偏狭的理性，仅仅从“经济人”的自私本性角度理解理性。在天灾人祸面前，如果每个人都按经济学家们的“理性原则”行事，后果不堪设想。利他主义同利己主义是对立的，但同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并不矛盾。因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在自然灾害之中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关怀本身就是人的本能、也是人的利益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助人也即助己，帮助自己实现了自己人格的升华，因而也实现了自己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雷锋以及同他一样的人的行为并不“傻”；同样也是理性的人与人的理性行为。
西方经济学的所谓“理性”只是偏狭的理性，仅仅从价格经济学角度理解理性。从价格经济学角度理解的非理性，从价值经济学角度来理解却恰恰是理性。花六块钱的汽油费去买5块钱的商品，从价格（货币）的角度来看是非理性的，然而却是实现价值的必须手段，因而是理性的。从汽油费和商品价格的相关性可以看出，发达的工业社会，市场已经越来越立体化了；商品交易已经不是简单的价格关系，而是包括各种复杂的价值转换过程的综合体；价格关系只不过是复杂的商品交易关系中的一个环节。把简单的价格换算关系说成是理性，把除价格关系以外的关系说成是非理性，是把简单的、平面的商品交换关系的思维方式移植到具体的工业市场经济与知识市场经济，是思维方式与时代要求的不对称。
人的理性不是线性的、单要素的，而是由“自我意识”、“他人意识”、“对象意识”、“自我与对象相互关系的意识”四个部分组成的完整系统。“认识你自己”是自我意识，“设身处地”是他人意识，“放眼世界”是对象意识，“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自我与对象关系意识。“人的本质是自私的”、“理性的人都是自私的”，是把人的自我意识同人的其他几方面的意识割裂开来，把其看成人的理性的唯一要素，是片面的。而且理性与非理性也非绝对割裂的，人的理性往往要通过非理性来升华和体现；人在特殊的情况下的直觉能力，往往是各种理性和经验因素综合体现的结果。认为只有能够通过数字模型来表达的行为才是理性的也是片面的。因此，人的理性不等于自私，人的理性不一定能够通过数字来建模。正因为人的理性是一个由多要素组成的系统，所以人的许多理性行为是非自私行为（如舍己救人），而人的许多自私行为是非理性行为（如为了眼前利益而铤而走险犯罪；如吸毒、酗酒）。把自私和人的理性划等号没有事实和逻辑依据。在动物界，同类之间的相互合作总是多于同类之间的相互残杀；同类之间合作地较好的，其生存竞争能力总是高于同类之间合作较差的。既然人是理性的动物，就应该比一般动物更知道这一动物界生存竞争规律。如果人与人之间是狼，那么人类将比其他动物类种更早走向灭亡。所以，人的理性，应该是自私的反面，而不是自私。无论是作为人格化的政治法人，还是政府官员，除非独裁政府，否则他们的理性同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应该是一致的。如果他们把理性定位为仅满足个人利益，并为此而不择手段（包括权力所有与权力寻租），那么他们很可能就会走向自己利益的反面。民主，就是把政治法人和政府官员的利益同人民利益统一起来的纽带。企业法人也一样：如果老板不顾工人死活，那么其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也将受到影响。在这两种情况下，人的理性更多地表现为合作。
事实与逻辑证明：人的“理性”，其内涵与外延必须与时俱进。人的理性是表现为自私还是表现为合作，是表现为低层次的合作还是表现为高层次合作，也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在商品经济早期，社会经济联系的有机性较弱的情况下，人的理性更多地表现出自私的一面；在社会化大生产时期，社会经济联系的有机性大大增强时，人的理性则更多地表现为合作。认为人的理性是自私的，体现了线性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同系统化的社会大生产的经济运行模式是不对称的。在这里，对人的本质考察的逻辑与历史必须统一。
工业市场经济与知识市场经济，其“交易”过程是立体的、全方位的；因此，要求人的“理性”也是立体的、全方位的。必须走出价格看商品。仅仅从价格看商品，即使在简单商品交易时期，本来就有局限性，新的时期使这局限性得以放大。如果在新的时期仍然固守简单商品交易时期的思维方式，以“价格”为标尺衡量“理性”、“非理性”，必将陷入“价格悖论”，使“理性”成为真正的“非理性”，从而走向“理性”的反面。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人的思维方式、“理性”必须同各个历史时期对称的辩证法。
再生源于创造理性。再生经济学与配置经济学、价值经济学与价格经济学：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也有不同的理性标准。人类第一次创业与第二次创业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本质不同；在人类第二次创业时期，经济学范式同人类一次创业时期的经济学范式有本质不同，因而也有本质不同的经济理性标准。选择哲学与配置经济学一样，其历史背景是小商品经济；创造哲学与再生经济学一起，是知识市场经济的时代精神。随着选择哲学被创造哲学所代替，配置经济学范式将转换为再生经济学范式。
人的“理性”必须被理性地对待；过分“理性”，使之庸俗化固然不行；但没有理性，或让感性战胜理性，也不足取。人需要理性，也同样需要把“理性”约束在合理的范围内。同时，人的理性不仅表现在选择，人的理性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创造。在价值高低、生死面前人可以理性地选择，但人的理性的真谛，在于创造价值，创造生命。把人的理性限定在选择，是配置经济学的思辨产物；把人的理性升华为创造，是再生经济学的哲学概括。
人的最高层次的理性就是理想。理想：实践目的升华；实践目的：理想的现实凝结。目的和理想的关系是部分和整体、个别和一般的关系。
理想和现实的对称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理想和现实的对称，推动了主体改造客体的活动。主体和客体之间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组成了社会关系发展的规律和社会发展的规律。
把理想和现实的对称看成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就能把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结合起来。主体和客体的对称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其现实表现，就是理想和现实的对称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理想和现实的对称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理想和现实都有整体和局部、绝对和相对之别。社会的理想，就是每个个人的理想升华；社会的现实，就是每个个人的现实总和。推动每个人活动起来，进行创造性活动的根本动力，就是满足需要的愿望同需要满足的现况的对称。如果人没有满足自己需要的愿望，或者人的一切需要都实现了满足，那么人就不会活动起来，成为现实的实践活动的主体。人的满足自己需要的美好愿望，就是理想，整个人类的理想就是人类化的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就是使每个人都成为主体，使社会成为由主体组成的社会；每个人的理想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实践的目的。人们从满足自己需要的目的出发，运用一定的实践工具，作用于一定的实践对象，获取一定的实践结果，从而改变自己需要得到满足的现状，使自己的需要得到了进一步的满足。这样，就使实践中的主体和客体两方面都得到了发展。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这样做了，就使社会实践、社会实践中的主体和客体都得到发展，从而使整个社会有机体都得到发展。
理想和现实的对称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从微观来看，每个人的目的（长远的根本目的是理想）和现状的对称是推动个人实践发展的动力；从宏观来看，作为每个人的目的、理想总和的社会理想和作为每个人的现状总和的社会现实的对称是推动社会实践发展的根本动力。所以理想和现实的对称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理想和现实的对称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主客体的对称是社会的基本对称，而主客体的关系本质上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最高层次的目的是理想，而最高层次的手段是现实。因此理想和现实的对称是对主体和客体的对称这一社会基本对称进行再概括和再抽象的结果。
目的是上升为理想的自觉需要。需要属于潜意识范畴，目的属于显意识范畴。理想和目的关系，对应于需要和兴趣、动机的关系。但前者属理性认识范畴，后者属潜意识的范畴。
需要只能是自发行为的直接动力，而自觉行为的直接动力则是目的，目的升华就是理想。把理想和现实的对称看成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理想和现实的对称不断产生和解决的必然过程，则可以解决历史必然性和历史主体性的对称，把历史规律论和人道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二者内在地有机地统一起来。这就是对称哲学。
登高望远 社会经济系统工程
单个资源的最优利用，必须放在整个社会系统的环境中，才能得到合理的利用，才能真正做到最佳利用。在社会经济化、经济社会化的今天，要用系统论来扬弃矛盾辩证法，用社会经济系统工程建构和谐社会。
工程：系统性、操作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按美的规律来建构、按美的规律来造型的人类系统的实践活动。社会经济工程与一般经济活动的区别：有没有自觉的主客体的对称性。任何工程本质上都是社会工程，任何社会工程本质上都是社会系统工程；在社会经济化、经济社会化的今天，任何社会系统工程本质上都是社会经济系统工程。
单个资源的最优利用，必须放在整个社会系统的环境中，才能得到合理的利用，才能真正做到最佳利用。用线性规划对单个产品优化利用，既不可能做到最优，又无意义。单个产品（如钢板）的优化利用方案可以运用数学方法（线性规划理论），但作为企业不可能仅仅考虑单个产品的优化利用，而要考虑怎样提高整个企业的系统功能；而要提高整个企业的系统功能，就要考虑规模效益问题，这个问题不是线性规划可以解决的，更多地要靠非线性规划、靠信息方法、系统方法、对称方法，其中最根本的是对称方法。所以，对企业和社会生产只能用系统工程方法。对价格不宜采用“客观制约估价”，而应综合考虑技术、市场、成本等多种因素。“客观制约估价”只适合计划经济，不适合市场经济；只适合传统经济，不适合知识经济。
系统论是社会系统论的基础，社会系统论是系统论的升华；社会系统论是社会工程论的基础，社会工程论是社会系统论的升华。生产的内部结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结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及其内部结构，如果不能还原为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之间的对称关系，就不能抓住本质，也不具备可操作性。
造成人与自然分裂的原因不在于工程，而在于片面理解的工程，把工程仅仅定位于物质生产过程。要使人与自然重新走向统一，就必须把原有的工程概念移植到社会领域与思想领域，形成社会系统工程的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形成社会工程学，从而大大提高社会效益和思想效益，实现资源再生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如果把改革看成是社会系统工程的组成部分，那么就会减少改革的盲目性，提高改革自觉性、系统性、有序性，更快更好地取得更大的成功。
社会经济系统工程以创业系统工程为基础。社会工程的核心是社会经济工程，社会经济工程的核心是创业工程，创业工程的核心是国民创业体系。工程——社会工程——社会系统工程——社会经济系统工程——创业系统工程——国民创业体系：创业路线图的逻辑与历史。
对称方法，用有序整合无序、用无序填补有序、从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转化的对称方法，是非系统向系统转化、低级系统向高级系统转化、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对称发展也就是可持续发展。只要运用对称方法，经济的主体与客体就是对称的，社会的公平与效益就是对称的，市场的价值与价格就是对称的，企业的无形与有形就是对称的，管理的战略与细节就是对称的。
所谓系统，就是有序与无序的统一。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不是系统论、矛盾辩证法也不是系统论，或在层次上低于系统论。因此，《资本论》与自由主义都否认了社会经济主体、经济过程是一个系统，因而都是不能合理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却是把社会经济过程看成支离破碎、充满矛盾斗争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以合作为主导的过程，这根源于配置经济学的经济学范式。
经济活动的对称，归根到底是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的对称。其他一切具体的对称，如贡献与索取的对称、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对称、产品定位与营销手段的对称、知名度与资信度的对称等等，无一不是这一根本对称的具体体现。什么时候对称了，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做到了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企业就发展，否则就陷入困局。经济困局的本质：企业内外人和人、人和物的不协调、结构不合理。困局的根源：人类新的实践模式所要求的新的经济学范式、新的经济模式、新的管理模式同现有的经济学范式、经济模式、管理模式之间的不对称。而摆脱困局，靠的也就是变不对称为对称。困局管理是比危机管理更深层次的管理。
对称经济就是通过对称经营、对称管理实现对称发展的对称发展模式与对称经济工程。
对称经济工程，是经济过程人和人、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对称，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结构的对接，是政府、企业和市场的协调，是老板之间、股东之间、出资者和管理人员之间、老板和员工之间、领导和群众之间、上级和下级之间、合作伙伴之间、团队成员之间、企业和顾客之间的双赢合作，是上游产品和下游产品之间、生产链的上一个环节和下一个环节之间的最佳组合；通过经济过程、企业内外各种要素合理搭配，发挥经济体的最佳功能。
对称经济学就是对称工程学。在对称工程学看来，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市场经济，就是在控制“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制度、机制设计中，实现从不完善向完善转化的。这与其说是真——信息对称不对称问题，还不如说是善，制度健全不健全的问题。在这里，停留在微观经济学层面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难以理解与把握属于宏观经济学范畴的制度设计层面的。对称工程学原理突出了通过人的自觉活动使社会由无序向有序转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对称工程学是把经济学与管理学结合起来走向新的综合的纽带与框架，是经济学与管理学向经济活动实践转化的桥梁。对称工程学通过自觉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对称规律、建立对称的经济学、管理学、创业学、工程学范式，使经济学、管理学、创业学、工程学范式同人类对称的经济发展模式相对称、经济活动模式同人类对称的整体实践模式相对称，摆脱经济学、管理学、创业学与工程学的脱节，使企业和社会经济协调有序快速发展。
§§后记 全球性金融危机与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全球性金融危机及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各家各派、五花八门、林林总总的思考，其中不少观点和流派针尖对麦芒、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以典型的方式说明了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性质，说明了对经济现象进行形而上学思考、对经济学进行形而上学反思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对全球性金融危机思考的层次和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看法的一致程度成正比，而全球性金融危机又使经济的各种深层次矛盾或不对称得以充分暴露。对投资和消费哪个更根本的类似“鸡和蛋哪一个在先”的喋喋不休争论，源于对金融危机的视角仅停留在政策或金融学层面，而对经济的各种深层次矛盾或不对称一叶障目。所谓对经济现象进行形而上学思考、对经济学进行形而上学反思，就是通过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思考，认识经济现象后面的深层次本质、经济与经济学发展的规律，理清经济学发展的脉络，找出各种经济学理论、经济学范式产生的内在必然性，给人类历史上大的经济学流派以合理定位，推动符合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要求的一般化、人类化的经济学理论与范式的产生与发展，并在此经济学理论指导下自觉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我国经济更快融入经济全球化、知识化进程。
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经济关系的对称是绝对的，不对称是相对的；正好像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一样——经济关系的对称要求，是各种经济关系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根本动力，而各种经济关系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促进了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学范式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基本的经济关系就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经济发展的规律就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规律，经济增长方式与各种经济学范式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规律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规律的展开和表现，通过这种转化使经济学得到不断发展。历史上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类型的经济危机，就是实现这种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契机。隐藏在经济危机后面的经济学发展的契机就是我们把握经济学史上各种经济学理论相互交替的线索，把握经济学发展规律的线索。
马克思《资本论》可以说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批判”。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物，是为了分析、解释、解决资本主义频繁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应运而生的形而上学思辨成果。在《资本论》中，可以说实现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经济学的有机统一，实现了经济学与形而上学的有机统一，当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统一。如果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产生《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批判》的历史契机，那么同样，《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也是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产物。全球性金融危机，实质上是全球经济增长方式从资本运营为主导向知识运营为主导转变时期的经济危机；危机的根源，恰恰就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同现有国际金融体制、经济体制之间的不对称。如果说，工业经济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时期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只能产生矛盾辩证法、矛盾逻辑、历史唯物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均衡点”理论与两大部类生产理论、传统的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理论、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那么产生于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新时期的经济危机也同样说明了对称哲学、对称经济学的历史必然性。只是，正好像不同时期的经济危机有不同的深度与广度，不同历史时期产生出来的“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也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而阐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经济增长方式条件下不同经济危机和不同经济学范式、不同经济学范式背后的不同哲学范式之间的内在连接，用不同时期不同经济危机产生的必然性揭示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必然性，用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必然性来解释经济学范式、经济学范式后面的哲学范式转变的必然性，本身就是经济学形而上学反思的最主要内容。
《资本论》的辩证法是矛盾辩证法。在《资本论》中，历史唯物主义只讲遵循客观规律，不讲主客体的相互建构，实质上限制了人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因此，《资本论》和其他西方经济学，是殊途同归、异曲同工，归根结底未能摆脱客体而非主体、科学而非人性、实然而非应然、描述而非规范的经济学范式框架。这是《资本论》不能为社会主义提供“现成的模式”的深层次的根源。《资本论》中蕴含的劳动价值论与劳动主体论、历史主体性与历史规律性的矛盾，是《资本论》的悖论。《资本论》的悖论说明：矛盾辩证法不能作为对称经济的哲学基础，能作为对称经济的哲学基础的只能是对称辩证法。发展只能是对称的而非线性的。人类经济活动是系统工程，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社会系统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斗争是相对的、同一是绝对的；矛盾是相对的、对称是绝对的。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实际上就是对称运动规律。以对称哲学为哲学基础的对称经济学是以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经济化、经济经营化为背景，以提高企业和国家生产力和竞争力为目标，以建构和谐社会为归宿建立起来的完整有序的经济理论体系。因此，对称辩证法不等于矛盾辩证法，对称经济学性质不同于政治经济学。
经济危机既是反思“左派”经济学的契机，也是反思右派经济学的契机。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经济全球化与民族主体化、经济主体化不但不矛盾，而且是双向同步过程——经济全球化与民族主体化、经济主体化是对称的。新自由主义右派经济学的要害：时空错位——用近代定位当代，用西方统驭东方，用客体吞并主体，用洋人代替祖宗，用科学消解人性。他们不理解社会发展的辩证法，也不懂历史发展的螺旋式。他们不懂历史。他们不懂中国的过去，不懂中国的现在，更不懂中国的未来。他们否认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可以把民族文化的传统优势转化为后发优势使中国经济后来居上。在西方已经步入人性化管理的今天，新自由主义的“右派经济学”却主张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要步西方近代史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阶段，再经历一次血和泪的洗礼；他们认为，中国要重演近代史，要重头再来，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要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要成为西方资本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世界工厂。他们有一副典型的洋奴嘴脸。他们背祖忘宗，挑起了一次又一次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所谓“合法性危机”，从思维方式（“天人合一”）到哲学到宗教到历史到文学到中医到文字到民族象征；似乎只有西方文化是合法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是非法的；在用合法来代替“非法”的过程中全盘西化，在全盘西化过程中，他们在各个领域取而代之，取得领导权与话语霸权。他们不懂得对称辩证法，因而也不懂得对称经济学。实践证明：隐藏在右派经济学家话语霸权后面的“科学观”就是线性观，他们的“经济发展观”就是线性发展观。在他们那里，腐败之所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中国之所以只能做世界工厂，大量国有资产之所以可以容许流入少数人的腰包，是因为这是科学，是规律，是提高效率的需要，是帕累托最优的需要，是资源优化配置的需要！而公平？只是效率的补充，小菜一碟不值一提。他们之所以把市场化等同于私有化、金钱化、产业化、自由化，把中国改革定位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源于以西方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的标准模本，在理论上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画等号。当旧计划体制失败、作为旧计划体制的理论基础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出现信仰危机、改革开放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时，中国出现了理论真空。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却有着一套相对完整的市场理论体系，并有着似乎在西方成功的经验，这就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得以乘虚而入，并在中国大地上横行霸道，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此间虽有过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论战，但由于缺乏抵挡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使论战仅停留在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层面。当后者给前者扣上反对改革、想走回头路的帽子时，前者要还手还真的底气不足。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在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公平与效率、自由与监管、主体与客体、全球化与区域化是对称的两极，任何一方失去了对方，自己这一方也就不复存在。这有点像对立统一，但不等于对立统一——作为“矛盾”的“对立统一”的双方，其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斗争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对称，其双方的同一性是绝对的，斗争性是相对的，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驱动力即双方的同一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左派经济学的矛盾辩证法离对称辩证法只有一步之遥，那么右派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非对称思维则与对称辩证法风马牛不相及。相对来讲，左派经济学有更多的思辨色彩，右派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则更具实用主义特征。但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不仅是对“左派”经济学的反思，而且也是对右派经济学的反思——所谓“左右派”经济学实际上只不过是对称经济学的不对称展开；扬弃它们，才能实现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经济学与经济发展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是把改革定位于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理论基础，是抵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使改革坚持正确方向的理论武器。
只提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未能提出社会主义具体模式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科学的科学社会主义。如果说，工业经济时期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预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那么发生在知识经济时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则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是两张皮，社会主义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
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所谓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规范与实证的对称、控制与自由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对称。市场经济是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完全的自由，是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自由，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充分的自由，是以平等为核心、平等制约下的自由。完全的竞争，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充分的竞争，是法律、诚信制约下的竞争。因此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平面的市场经济，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的市场经济。平面的市场经济产生线性的思维方式，立体的市场经济产生对称的思维方式。线性的思维方式产生价格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实用主义，对称的思维方式产生对称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对称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就是对称辩证法；因此只有懂得对称辩证法，才会懂得对称经济学。
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政治与经济是对称的；政治与经济的对称集中体现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使政治体制成为民主与法制相统一、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相对称的、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制度保障，经济自由化的结果只能是泡沫经济与经济危机。如果说，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微观经济发展的现状、趋势同宏观调控手段的不对称，那么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与迄今为止的改革开放并未消除所有经济危机的根源。相反由于在制造新的不对称，因而形成新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在生产效率低下（改革开放以前）与泡沫经济（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的经济系统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从不对称转向对称的必然结果。如果说资本主义（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宏观经济落后于微观经济、因而不足以实现对微观经济的有效调控，那么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则是用宏观经济来否定微观经济，造成对微观经济的过度控制。只有对二者的扬弃才是全面的真理——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的社会形态。
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是对称的；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要建立经济危机的防火墙，就必须做到经济学范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对称、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增长方式的对称、国内生产方式与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对称。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时代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其国内生产方式同国际经济增长方式不对称或落后于人类总体增长方式转变的脚步，隐含着巨大的危险；即使没有全球金融危机，也会造成国内泡沫经济。如果说，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是由西方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对称引起，那么国内经济危机则主要是国内低端制造业为主的生产方式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不对称使然。把国内的泡沫经济、经济危机归结于全球金融危机波及的结果，是“附庸风雅”、本末倒置。知识经济以知识为主导、知识产业为龙头产业的经济增长方式与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其对应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只有自觉建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才能使我国充分发挥“先天优势”与“后发优势”，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中后来居上。
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背后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本质是基本的经济关系的不对称，基本的经济关系就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关系。以人为中心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改革的主体与客体必须对称。经济体制改革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主要表现在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同生产关系的对称，政治体制改革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主要表现在应该由改革者来领导改革。由被改革者来领导改革，由被改革者来自己否定自己的利益，是改革的主体与客体的不对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面好的政策到了下面就会走样变调、走向政策制定初衷的反面，是改革的主体与客体的不对称造成的悖境。改革固然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但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否定。要使深化改革能顺利进行而不被扭曲变样，唯一的办法是使邓小平“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的思想转变为改革的根本方针，从指导思想、根本制度入手，重新设计改革方案。其中最根本的是进行真正的民主化改革，用“外部力量”——非既得利益者的力量来催化改革，剥夺既得利益者非法的既得利益，清算原罪，才能使改革走上正轨，并健康发展。这是改革作为系统工程的必要坏节，是改革顺利进行绕不过去的“坎”。渐进性改革策略总体上是正确的，但“渐进性改革”和“改革是一场革命”之间的差距及所造成的副作用，必须在进一步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中消除。
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必须对经济和经济学重新定位。对经济的重新定位，产生对经济学的重新定位；对经济学的重新定位，产生经济学的全新范式；而对称经济学的范式，体现了经济学方法与对象、形式与内容、主体与客体、结构与功能、理论与实际的对称与统一。
全球性金融危机展示了经济危机—经济周期—经济趋势—经济规律—经济本质的内在联系。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本质展开为规律、规律展开为现象的过程；而趋势—周期—危机—各种经济领域的测不准关系，就是由经济本质—经济规律展开来的各种经济现象。经济学的逻辑就是揭示经济现象的本质，把握经济发展的规律，提出经济发展的对策，推动经济和经济科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规律与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对称的。
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从空间上展开的不同经济学范式，体现了时间发展的不同阶段。在这里，时间、空间、层次是对称的。研究时间、空间、层次对称、转化规律的辩证法，就是对称辩证法。对称辩证法作为人类化时代的人类哲学，体现了主客体的统一。从空间来讲，它体现了中西哲学的统一；从时间来讲，完成了人类哲学发展的大圆圈；在逻辑上，它实现了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本原论、历史观、意识论、逻辑学的统一，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统一，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统一。同时，空间、时间、逻辑三者又是统一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概括和指导。对称辩证法，是扬弃了一切哲学对立的、新时代的全人类哲学，正好像对称经济学是扬弃了一切经济学对立的、新时代的全人类经济学一样。
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黄枏森教授晚年提出要使哲学科学化的命题与建立哲学的科学体系的设想（黄枏森：《哲学的科学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哲学的科学之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本人认为，哲学科学化的命题与设想是黄先生长期从事的马哲史研究的总结与升华，其学术价值大大超越了我们耳熟能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空洞说教。“化”，既是名词也是动词；“哲学科学化”，既是逻辑也是历史，既是哲学发展的必然也是哲学发展的目标。哲学科学化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哲学发展观；哲学发展史，本质上就是在天与人、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中，使哲学逐步科学化的历史。哲学科学化的进程，是天与人、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哲学科学化的逻辑，是天与人、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历史关系的浓缩。哲学史上的各种唯物论、唯心论、二元论、不可知论、证伪主义等流派只不过是这种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历史过程中的不同环节；而对称哲学，作为对它们的扬弃、综合、升华，本身就既是哲学科学化的结果，也是哲学科学化的总结。长期以来，人们把哲学等同于形而上学，又把形而上学等同于玄学。就哲学研究外部世界的本原和一般本质来讲，把哲学说成形而上学没错，但把哲学说成玄学，就把哲学和科学对立起来。任何一门学科，只要有明确的可具体界定的可实证的研究对象，能够建立起完整严密的逻辑体系，都可以成为科学；而有明确的可具体界定的可实证的研究对象是能够建立完整严密的逻辑体系的前提。科学与玄学相对而言，哲学的科学化与哲学的玄学化相对而言，哲学的科学化与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质、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定位是对称的——哲学的科学化程度同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地位成正比。“世界观和方法论”本身具备指导性、实证性与可操作性；当我们说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时，实际上就已经承认哲学是一门科学。因此，“哲学科学化”与“哲学是形而上学”这两种提法之间并不矛盾，更不对立；哲学科学化的提法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哲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作为科学的哲学（不是关于科学的哲学或科学哲学）是一般的科学，而不是具体的科学。以往的哲学——形而上学之所以不能当作科学而往往被人看成玄学，就是因为没有明确的可具体界定的研究对象。其中，“可具体界定”又是“明确”的必要条件。“外部世界的本原和本质”、“宇宙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等提法均太抽象，还未具体界定；而只要还未具体界定，就不能算是真正明确。“矛盾”、“对立统一规律”是一种具体界定，但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说明此界定不够完善。只要哲学的对象能通过科学的具体界定得到真正明确，并能随着科学的发展不断完善，形而上学与玄学就不再画等号，哲学与科学就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一部人类哲学史，就是哲学随着具体科学的发展，其对象不断明确、哲学与玄学渐行渐远、哲学与科学越来越近、哲学逐步科学化的历史。把哲学看成玄学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当今时代哲学与科学已走向统一。从逻辑与历史两方面来看，哲学有实证科学的功能，实证科学有形而上学的性质；哲学只有具备实证科学的功能才成其为哲学，实证科学只有具备形而上学的性质才成其为科学。
只是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科学可以区分为一般科学与具体科学——哲学或者形而上学是一般的实证科学，而通常意义上的科学实际上只是具体的实证科学。因此，一般哲学或者形而上学同通常意义上的科学的关系不是玄学和实证科学的关系，而是一般实证科学和具体实证科学的关系。作为一般实证科学的哲学与作为具体实证科学的科学之间不是并列的——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前者是后者的概括和指导，并为后者提供科学之所以是科学的依据。具体科学以具体领域的特殊本质为研究对象，一般科学以宇宙的一般本质为研究对象。什么是宇宙的一般本质？科学的最新成果说明，对称关系就是宇宙的一般本质，意识和物质、思维和存在、天与人、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就是社会的一般本质、宇宙的特殊本质，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就是经济社会的一般本质、社会的特殊本质。本质决定规律，一般本质决定普遍规律，宇宙的对称本质决定了对称规律是宇宙的最普遍规律、社会的最根本规律，也决定了对称原理是科学的最基本原理。“对称”范畴和“矛盾”范畴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对称”是具体科学成果的提升，是具体的、可操作的，因而是实证的；“对称辩证法”和“矛盾辩证法”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对称辩证法”的形而上学性质与实证性是内在一致的。真正科学的哲学必须以宇宙的对称关系为自己的对象、出发点和建构体系的基本原则，以宇宙的对称关系为自己的对象、出发点和建构体系的基本原则的哲学就是对称哲学——真正科学的哲学就是对称哲学。对称哲学通过“对称”范畴使哲学的对象实证化，通过哲学的对象实证化使哲学本身实证化。特殊本质以一般本质为根据，一般本质制约特殊本质，科学的、实证的哲学为经济学的科学性与实证性提供依据与说明。只有以对称哲学为哲学基础、以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对称关系为自己的对象、出发点和建构体系的基本原则的对称经济学才是科学的经济学。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的对称关系就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因此所有以不确定的经济“假设”（如“人都是自私的经济人”假设）和非对称的经济要素（如“商品”）为对象和出发点，以非对称的、把实证性和规范性对立起来的纯客观的“实证原则”为建构体系的基本原则的经济学都不可能是科学的经济学。如果说，从矛盾辩证法到对称辩证法是哲学科学化的必然结果，那么从物质经济学、知识经济学到对称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科学化的必然产物；而使经济与社会的对称本质、对称规律得以充分展现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则是使哲学科学化与经济学科学化统一起来的契机，是为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的必然产生开辟道路、使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产生的必然性得以实现的偶然性。对称哲学就是当今时代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只有对称哲学才能使经济学真正实现从非科学向科学转化，只有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才能使社会主义真正实现从空想到科学发展。这就是对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进行经济学形而上学反思给我们的启示，而对全球性金融危机进行经济学形而上学反思的成果就是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本人请德高望重的名人为自己的拙作写序仅为了表明自己的原创思想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与前辈的思想有着承前启后的延续性；本书请黄枏森教授作序同时也是为了说明对称哲学的产生符合黄教授提出的哲学科学化的要求，是实现黄教授建立哲学的科学体系夙愿的一个尝试。黄枏森教授88岁高龄仍为哲学的科学体系的建设笔耕不止、奔走呼唤，并在百忙中为本书作序，非常难得，谨在此表示由衷的钦佩与衷心的感谢！
再版后记 范式的力量
知识经济与知识经济学之所以会成为意识形态上水火不容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共同敌人，要么一致讨伐，要么一起采取鸵鸟政策，证明了后二者虽然在特定层面上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科学共同体”，然而在更深层次上，它们又都属于同一个经济学范式、同一个“科学共同体”——政治经济学范式与政治经济学共同体。而知识经济与知识经济学则动摇了政治经济学范式与政治经济学共同体赖以合法存在的经济基础，使政治经济学范式出现了“范式危机”，使政治经济学共同体面临着生存危机。原来大动干戈的两大阵营突然发现原来双方都在同一只船上讨生活，双方也是利益共同体，如果非要争个你死我活结果只能一起沉没。急中生智、大彻大悟的它们现在终于联起手来对付共同的敌人。而“知识经济学”之所以在一段时间的喧闹之后近几年近乎偃旗息鼓、风光不再，除了上述“共同体”们借助教育行政化与学术行政化手段进行扼杀以外，其自身的“范式缺陷”——本身没有形成范式是更根本的原因。这就好像临军对垒，一方组织严密、训练有素，另一方只是游兵散勇，虽然是所谓新生事物，也算代表了新生势力，但也只能一触即溃。由此可见，“学”和“范式”还有一段差距；要使“知识经济学”能站稳脚跟并能得到发展，就必须使“知识经济学”有自己的范式，这就好像刘备只有取得蜀地，才有资格三足鼎立而结束颠沛流离。
对称经济学就是这样的范式。有了对称经济学范式，“知识经济学”就有了自己的家，就可以安营扎寨、准备粮草再出发。《对称经济学》作为学术著作能这么快再版，可以看成是知识经济学的再出祁山。
无论是知识经济学，还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幸福经济学，所有这些新的、时髦的经济学理论在它们形成新的范式之前，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真正接受；在主流经济学范式框架中即使能找到这些字眼，也已经被消费得面目全非，与它们本来应有的含义大相径庭。而它们一旦有了自己的范式，也已经另起炉灶、独树一帜，和主流经济学分庭抗礼了。所以经济学要真正发展除了用新范式代替旧范式，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本书第二版增加了《范式与经济学范式》一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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