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最精彩的一段莫过于民国了。
武昌起义莫名其妙胜利，全国各地立宪派、革命党、帮会乘机举事，十几个省迅速独立。尚在美国筹款的孙中山得知国内革命成功、各界殷勤推举自己当临时大总统，颇为意外：“不可思议，没想如此迅速！”等孙先生回国，云集南京的各派代表多数想的并不是如何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在考虑改朝换代后能否加官进爵。更有谣言纷纷，说孙在海外多年，募集了巨额经费。孙苦笑不得，只得宣称“本人一文不名，带回的仅是革命精神”。精神能当饭吃么，精神能当军饷么？精神能封赏“功臣”么？松散的南方顿时寄希望于执掌北洋军团的袁世凯。
不管定都南京北京，“临时政府”的构建也相当怪异。宋教仁提出“责任内阁”被孙中山否定，后者主张实行美国似的总统制，确保元首权威便于除旧革新；等孙让位给袁世凯的时候，临时议院匆忙翻出宋的议案，通过《临时约法》规定“国家政体必须是法国式的内阁制！”
也就是说，同盟会认为孙中山的人品可信，不会乱用权力；袁世凯则不可信，必须以责任内阁加以限制。可是谁都没想过这样一个问题：立国之本如此草率，又怎能让老奸巨猾的袁心服？遑论北洋集团的赳赳武夫们？既然同盟会能操纵议会将法律条文随便更改，其他人为何不能？
等宋教仁改组的国民党在全国大选中获胜，宋即将出任内阁总理时，几颗子弹就彻底破碎了国民党的共和之梦。宋遇刺身亡，国民党仓促发起“二次革命”，结果被北洋军打得大败，国民党一干人纷纷逃亡海外。
其实，辛亥革命之不彻底重点不在于袁世凯怎样，关键是不同政治团体对“革命”的性质尚不清楚，立宪派倾向于改革，激进派重在“恢复汉室”，江湖帮在民国初建后会被政党踢开，同盟会几大主要盟军显然分解。即便改组后的国民党内，懂宪政的人也不多。
封建帝制瓦解，袁世凯还想当皇上，更有辫子大帅张勋鼓捣清廷复辟——如果没有政界动荡、军队反复、议会吵嚷，“还不如有皇上”之论调也不会有群众基础。
《临时约法》虽然规定了国体，北洋军团却随意解散国会、议院；即便是“赞成共和”，也用军警提枪威胁议员选举；或者认认真真走过场，明码实价出钱购买选票，甚至出现“总统能买”的闹剧。
国民党内部也是一团乱，它本由五大政党联合组成，“九大理事”为了各派利益彼此攻击；即便孙中山无能为力，甚至宣称“这个党我不要了”。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另组中华革命党，规定入党者必须发誓效忠党魁，如同帮规。此举更导致了国民党的全面分裂，大批元老认为有悖于共和宗旨，拒绝入党。多年后，孙认识到了自己的失误，联合共产党再次举起国民党大旗。孙去世后，党内争权夺利更是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一个小小的军校校长居然能步步上位。
如何厘清民国政界之乱相，基本能如此概括：一个皇帝、两大阵营、三系军阀，四大集团、五派主义、六位领导。
一个皇帝，当然是袁世凯（溥仪已经退位，十二天的复辟闹剧权当玩票），袁本身就是个农民，当了总统也时常用袖子揩鼻涕，能指望他弄清共和真谛？
两大阵营中，前者是北洋集团，以控制北京政权为己任，自诩中央正统。袁世凯以下，皖系段祺瑞、直系曹锟、奉系张作霖每人嚣张四年，与老袁当权的时间一样长，从1912年开始，到1928年谢幕，相当公平；后者是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从民国初建便没能停止征战，老袁当国时有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段祺瑞掌权后拒绝恢复国会、践踏约法，有护法运动；曹锟贿选总统，有“广东大元帅府”讨贼；张作霖问鼎京畿，正好赶上北伐。夹在两阵营中的就是墙头草西南六省，两广陆荣廷、云贵唐继尧只求自保，川湘无论愿不愿意，反正被南北打成了“缓冲区”。
三路军阀，北方皖、直、奉连年征伐不亦乐乎，后皖系衰亡，新三强出炉：江西孙传芳、湖北吴佩孚、北京张作霖——也就是历史课本上说的北伐对象。
四大势力则是国民党新军阀，军既成阀必祸国殃民，最大的军阀当然是蒋介石，桂系、冯系、阎系与蒋并称“四绝”。川、粤、滇、青、宁等小军阀有的喜欢内斗，如四川军阀们“蜀中别有天”；有的见风使舵，如粤、滇；有的要钱就不作乱，如青海、宁夏、新疆等土地主。小军阀们无问鼎中原之心，“四绝”为争取天下第一，难免斗得你死我活，五派主义，大致可分蒋介石“集权派”、汪精卫“改组派”、仇共“西山会议派”、胡汉民“党内民主派”和总理继承人孙科的“太子派”。各路人马都明白“枪杆子跟笔杆子”同样重要，前有刀斧手，后有仪仗队，方能显得威风凛凛。五大派合纵连横，与军事斗争相互辉映，煞是精彩。
至于六大领导，出自孙中山先生构建的“五权宪法”：国民政府主席是名义上的领袖，辅以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行政院是全国最高行政机关设各部，设内政、外交、军政、财政、农矿、工商、交通、卫生等部），政府主席与五院院长如何分配，各派各系自然争得昏天暗地。
尤其繁琐的是，政府六大领导已经不好安排，国民党在党务方面又设置了一套机构，设有总裁（总理一职为孙中山先生特有，后改为总裁）、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常务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下设中央政治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
总裁，顾名思义是最高精神领袖；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党务机关，闭会期间由“常务委员会”负责执行；中央监察委员为最高监察机关——三者三位一体，象征三权分立。
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又设中央政治委员会抓意识形态，中央军事委员会指导军队。
这些五花八门的机构独立于行政体制之外，导致指挥系统一片紊乱。
更有领导喜欢兼职，如蒋介石曾兼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又代理行政院院长。假设蒋之心腹、行政院某部长犯了贪污案，司法院将案卷绕过行政院，直接提交国府主席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就会出现这样滑稽的局面：行政院长蒋介石不会看到案卷，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都能过问该案——如果蒋想保下某人，换个身份就行了；又如冯玉祥曾任军政部长，如果有人举报其部将贪污受贿，直接向中央监委和中央军委检举，军政部长冯玉祥不能干涉，但是中央监委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冯玉祥就能过问了！
除了上述一二三四五六，还有乱七八糟的地方小实力派，新旧军阀此起彼伏，稍微有几支枪便自封司令，对所谓的中央听宣不听调。直系兴衰、奉系崛起、阎系扑腾、桂系更迭、粤系演变，无不影响着民国历史的走向，让纷乱之民国大放异彩。用狄更斯的话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是为序。
吴安宁
2011年7月蜗居于武汉万科魅力之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