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还是武汉？
国民党中央党部接着推举蒋介石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26年7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张静江以“足疾”为借口提出辞职，蒋介石遂被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至此，蒋介石成为国民党的第一号领袖人物。
为彻底摧毁北洋军阀，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临时全体会议，通过了出师北伐方案，并特任蒋介石统率各军出师。
当时，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雄霸中原，张作霖占据黄河以北，三支军阀总兵力七十多万。吴、张两支军阀在当时以“讨赤”为基础又联合起来，在北方发动了对冯玉祥的国民军的进攻。据此，国民革命军制定了各个击破的方针，首先打倒吴佩孚，接着依次打倒孙传芳、张作霖。
7月9日，蒋介石举行了总司令就职及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典礼，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为李济深，总政治部主任为邓演达，前敌总指挥为唐生智，行营参谋长为白崇禧，共辖八个军，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第六军军长程潜；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八军军长唐生智。
北伐军出师几个月，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不仅打垮了吴佩孚，而且赶走了孙传芳。这年11月，北伐军先后攻占了武汉、南昌，蒋介石的北伐军则移驻南昌，又策划进军东南，以利渡江北上直捣南京。
北伐军在军事上的进展虽然顺利，蒋介石的独裁作风却引起了很多国民党人的反感。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大部分国民党人赞成他排俄排共。蒋当权后大权独揽，又让人们回想起“作风民主”的汪精卫主席的好处。就在此刻，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发生了分歧。
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大部分人希望“定都”武汉，蒋介石却竭立主张迁都南昌，他的理由是政治应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总司令部在一起，实际上蒋是企图把党政军控制在他手里。
1927年1月1日，宋庆龄、徐谦、陈友仁、吴玉章、鲍罗廷等国民党中央委员宣布“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在武汉执行职务”，并举行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胜利的庆祝大会。蒋介石无奈之下，表面上服从了会议决定，但同时又制造各种借口，排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军事上，他调集部队摆出向南京、上海进攻的态势，准备攻下江浙，以期获得江浙财团的支持。
蒋介石大耍两面派，引起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高度警惕。为了防止他叛变革命，国民党左派于2月初举行“高级干部会议”，推举吴玉章、邓演达、徐谦、孙科、顾孟余五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机关对抗蒋。会议针对蒋介石的独裁，还发表了宣言，指出：“巩固党的权威一切权力属于党是目前党的第一标准”，主张“军队在党的指挥下统一起来，并准备与某系武装决斗！”
在“行动委员会”领导下，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的运动，同时发动了“欢迎汪精卫回国复职”运动。
孙科等人也组成“迎汪行动委员会”，以“国民党临时中央会议”的名义致电汪精卫，敦促他回国复职。蒋介石深知汪精卫回国对他的地位不利，内心对“迎汪”十分反感，甚至说：“我认为党政军只能有一个领袖，如果大家要汪主席回来，我便只好走开。”
可惜“拥汪”浪潮实在太热，蒋介石只好也电请汪归国复职：“如果先生再不回国的话，我就要出国了”。汪精卫看到这些电报后感叹道：“看来我不回去不行了”。2月下旬，汪精卫离开法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只是此时的蒋介石羽毛已经丰满，汪精卫手里又没有军队，已经无法与蒋抗衡了。
就在汪精卫回国的途中，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各地中央委员陆续抵汉，只有蒋介石和留在南昌的中央委员们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反蒋会议”，与会者们一致认为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现在又挟军力与党和政府对抗，如果不及早加以抑制，必将成为袁世凯第二。
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议案，“中央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条例”等，均意在提高党权，削弱蒋介石的个人权力。会议还通过今后“中央军事委员会”不设主席，由汪精卫为首的7人集体领导。汪精卫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陈有仁任外交部长，宋子文任财政部长。只给蒋介石留了个“北伐军总司令”的虚名。
蒋介石根本没料到反对者们会跟他来这招，气得直咬牙。据蒋的小妾陈洁如会议，当武汉方面派何香凝（廖仲恺夫人）赴南昌告诉蒋介石大会决议时，蒋气得要找枪自杀，后来竟然嚎啕大哭，连他后来都承认：“在那怒不可遏的情况下，我真想自杀！”
何香凝走后，蒋介石逐渐冷静下来，只要军队在手上，武汉方面奈何不了他！北伐出师前，蒋介石的嫡系只有6个师，北伐部队8个军中，他只有一个军。但当北伐军打到南昌时，国民革命军已经发展到40个军，其中大部分是蒋高官厚禄收买的军阀部队。因此，他对武汉政府表面上虚以委蛇，暗地里却调动军队，加强九江、南昌的防御，以应付武汉方面可能的军事突袭。另外加紧跟上海、江浙的一些财团联系，企图用以对抗武汉政府。
翻脸如翻书
要说这蒋介石的运气实在不错，北伐军连连胜利，很快拿下南京、上海，这时国民党已形成在汉口的国民政府和在南京的蒋介石派系两大阵营，双方都期望拉拢汪精卫加入。以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威望，加入哪方，就会大大加重该阵营的砝码。
1927年4月，汪精卫乘坐的邮轮到达上海。蒋介石派私人代表吴稚晖前往码头迎接，蒋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向全军发表欢迎汪精卫回国领导的通电：“自今以后，所有党政、民政、财政、外交等等，均须在汪主席领导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统帅全军而服从之。”
老谋深算的汪精卫当然不会被蒋的几句甜言蜜语所迷惑，他明知道对方包藏祸心，但也不敢轻易与其翻脸。在上海会谈中，蒋介石、李宗仁等纷纷劝汪精卫留在上海反共，不要去武汉，汪却坚持表示“遵循总理遗愿、联俄联共”。
年近六十的吴稚晖甚至跪倒在汪精卫面前，流着眼泪说：“汪先生，汪主席，看在党国面上，你就放弃袒共立场，留在上海领导吧！”汪精卫被此举搞得不知所措，口中连声说道：“稚老，您是前辈，这样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资料22吴稚晖一生不当官）
第二天继续开会，这次汪改变了昨天的强硬态度，表示先到武汉看看形势，至于“分共”和“联共”的问题可由中央全会讨论决定。为了在政治上占据优势，汪精卫还找到找中共领导人陈独秀，要求陈发表一个不反对国民党的宣言，堵住蒋介石说共产党要搞暴动的口实。
陈独秀当然愿意，立马与汪联名发表了一份《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宣言说：“中国共产党坚决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重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最后说，“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携手到底，绝不受人离间。”
此事引起了蒋派的极大恐慌，如果汪精卫牢牢抓住共产党和俄国人，那么蒋派就危险了。有人劝说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汪精卫软禁起来。宋子文得到消息，觉得简直太离谱了，迅速连夜将汪精卫偷偷送上了到汉口的轮船。
汪精卫到达汉口时，受到大量群众的夹道欢迎，在10万民众参加的“迎汪大会”上，汪意气风发地说：“中国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表明自己“坚决执行孙中山的联共政策”。
正当汪精卫在汉口高呼“反共即是反革命”的时候，在上海的蒋介石却于1927年4月12日发动了“武力清共”，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四一二政变”。蒋介石关闭了共产党在上海的总工会和党部，解散了工人纠察队，大肆抓捕共产党员，三天之内就处死300余人，逮捕500余人，还有数千人失踪。
“四一二政变”引起全国轰动，汪精卫在武汉发表讲话，痛斥蒋介石，又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为反动，罪恶昭章。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党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职。著全国将士及各革命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
蒋介石已非昔日吴下阿蒙了，岂会坐以待毙？他为了对抗武汉国民政府，干脆在南京也成立一个新的“国民政府”，另立中央！
1927年4月18日，“拥蒋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吴稚晖、谭延闿、张静江等元老级人物在南京开会，建议成立“国民政府”。为了与汪精卫武汉革命政府抗争，除靠军事实力之外，蒋派还需要一面“政治旗帜”。而在国民党内资历、影响足以与汪精卫相抗衡的，唯有胡汉民。
蒋介石迅速给在海外的胡汉民发了个邀请电，请他回国主持大计，出任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立法院院长。
胡汉民的老友邓泽如劝胡不要前往南京任职，蒋介石不会给什么好处。胡汉民却说：“自古文武结合，武人马上打天下，文人动笔治太平。难道蒋介石就不需要帮助了吗？国民党多年奋斗，还只有蒋介石干出点名堂。过去得失我不想计较，我想扶蒋介石治理天下。”邓泽如见他不听劝告，就赠给他一个精致的竹笼，里面装了一只小黄雀，暗示你到南京将成为“笼中之鸟”。胡汉民明白其用意，但不相信蒋会如此对待他。
胡汉民到南京后立刻为蒋介石出主意，从法理上讲，“南京政府中央委员会”是不可能召开的，因为中央委员人数不足。但可以开成“座谈会”，这不限人数。蒋介石一听，连称妙招，立即拜托由胡汉民出面，召集聚在他身边的几个中执委开了个所谓的座谈会，决定定都南京，否定武汉国民政府。
为显示座谈会的合法性，胡汉民又煞有介事地将座谈会内容拟成会议纪要的形式，报给“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批准，只是这个政治委员会前主席是张静江，后主席是蒋介石，自然顺理成章的通过。如此一来，南京政府在“法理上”就完成了合法手续。
其实，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的较量中，无论对谁来说都是一场生死考验。蒋介石和汪精卫打交道多年，也深知汪精卫的为人，汪不可能和共产主义合作到底，无非是想利用共产主义的力量来和自己争权。
以退为进吧
就在宁汉双方各施计谋的同时，控制着北京政府的张作霖抓住国民党内讧的机会调兵遣将，会同孙传芳军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沿京汉、津浦两线南下，大军直指武汉、南京。宁汉双方顿时都感受到了压力：总理去世刚刚两年，国民党就成了一盘散沙；北伐尚未成功，兄弟就闹起别扭，也太让人揪心了。
蒋介石当然要好好表现，立马让何应钦、白崇禧和李宗仁率领三路大军“讨奉”，口号喊得震天响“完成总理北伐遗愿！”无论如何，北伐军的战斗力不容小觑，很快将直鲁联军击溃。
战局稍显有利，蒋介石就开始算计如何对武汉用兵了。当时在北方的冯玉祥拥有几十万大军，是一不可忽视的实力派，其地位与态势举足轻重。1927年6月，蒋介石同冯玉祥举行徐州会议，蒋送给冯250万元军饷，希望冯倒向南京。但蒋、冯二人对作战部署存在分歧：蒋介石主张先消灭武汉汪精卫，再打北京张作霖；冯玉祥则要求先消灭张作霖，以减轻自己的压力，不赞成蒋介石出兵吞并武汉。
蒋对权力表现得如此猴急，让李宗仁、白崇禧也不满，打仗的总是咱们，掌权却是老蒋，谁都不爽；连何应钦也站在李、白一边。蒋密使嫡系第一军何应钦安排兵变，将桂军一部缴械，何应钦受李、白拉拢，便推辞说动手把握不大。李宗仁、白崇禧竭力反对对武汉用兵，仅同意抽调部分兵力，防备武汉方面的异动，以便主力继续北伐。
汪精卫在察觉到南京方面的动向后，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策略，派人厉兵秣马作沿江东下的部署；张作霖也乘机大举南下，进逼蚌埠、淮阴；孙传芳为报江西之仇，也调集重兵沿着津浦线杀过来。汪精卫、张作霖、孙传芳似乎达成了默契，三方成品字形慢慢逼向蒋介石。蒋有些措手不及，赶忙把李宗仁从前线召回，会商防御武汉进攻的计划。李宗仁的回答是：“北洋军阀是我们一定要打倒的敌人，武汉方面是兄弟间的意气之争，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放弃一定要打倒的敌人，从事兄弟阋墙之争，恐怕国人不会谅解吧！”
鉴于南京陷入两面作战的不利形势，李宗仁建议缩短战线，将主力撤回淮河南岸，必要时放弃徐州，待宁、汉对立问题解决，再挥师北进。蒋介石仅同意缩短战线，不同意放弃徐州。
李宗仁不加理会，将桂军后撤，孙传芳乘机攻占徐州。蒋介石调不动桂军，又气又急，决定亲赴津浦前线督战，他召集黄埔系将领密议：“武汉方面被共产党控制，不愿意北伐，我方应及时夺回徐州，以振声威。”出发前，蒋还在孙中山像前立誓：“此次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
只是命运之神这次没有眷顾蒋介石，他一出战就连吃败仗，回到南京后万般沮丧，恼羞成怒地将前敌总指挥、军长王天培枪决。既没宣布罪状，也没军事会审裁判，北伐军总司令随便杀人，国民党一些高级将领纷纷怨蒋无能，深为不满。
汪精卫也没闲着，在“夹攻中奋斗”的口号下讨蒋，分兵三路东下。蒋介石面临北军和武汉的两面压力下，只得矮颠颠求李宗仁与白崇禧出兵相助。李宗仁见火候差不多了，提出“对汉宜先礼后兵”，同时致电冯玉祥，“宁汉双方一致反共，既已志同道合，请速进行合作”，又写信给汉方将领唐生智，表示“只欲武汉反共，予愿已足”。
8月8日，李宗仁、白崇禧、胡汉民、蒋介石等联名发电“武汉分共，愿与武汉合作”。此次电报由李宗仁领衔发表，蒋介石仅名列第四名——宁汉合流的态势已经出现，蒋显然已经不是主角。
蒋介石是不想走也得走了，据传他曾以迟疑的口气向李、白试探说：“我想趁此休息一下。”不想白崇禧冷冷道：“总司令如果真需要休息，我也赞成，否则徒然在政治上掀起一个大风浪，那就大可不必了。”李宗仁更为干脆：“自决出处。”蒋十分难堪，只得扯了个幌子“深念党国前途”为名，宣布辞职下野。
15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通电辞职，李宗仁继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
蒋介石虽然暂时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了，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却掀起了新的高潮，宁、汉两方“党部”各以“正统”自诩，指称对方为“非法”。更滑稽的是，从国民党中央分裂出去的“西山会议派”也在上海租界里打起了“正统”的旗号。（早在1925年11月，邹鲁、林森、张继、居正等人就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的议案，在上海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民国出现南京、武汉两个国民政府不说，还冒出了三个“中央党部”（宁、汉、沪）。
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等人铁心跟着蒋介石，先后宣布辞职，省的操这份卖白粉的心抓在桂系手上夺白菜帮子大的权。李宗仁、白崇禧虽然高兴这些大佬纷纷安静地走开，但他们也面临了新的问题：在党内资历过浅，很难服众。正好西山会议派一干人手上无兵，与桂系眉来眼去，西山派圈子中本不乏资历“元老”，桂系乐得弄几个人物来撑场面，双方一拍即合。
威风背后的难处
有了元老支持，李宗仁、白崇禧底气大增，向汉方发出一电，力言统一国府之必要，主动“请汪主席指示今后方针”，明确表示“以武汉中央为正统”，并派出手下湖北籍大将胡宗铎前往武汉与汪精卫接洽。汪见蒋已下野，李宗仁又如此善解人意，喜滋滋高调发表声明愿意称“还都”南京。
汪精卫典型的诗人气质，当年跟蒋介石赌气辞职去了法国，现在应广大党员邀请回国又被兴奋冲昏了头脑，他还真以为李、白诚心服从中央，便公然以“领袖”的口气对外通电。李宗仁等本来就是拉汪到南京当个傀儡，哪里受得了他的颐指气使？再说桂系一干将领带兵从南打到北，现在即将分战利品，居然被汪精卫抢了风头，谁心里都憋着气。
李宗仁必定能看清大是大非，为救燃眉之急，不得不先退一步，大肆宣扬对汪来南京“表示欢迎”。幽默的是，李宗仁态度越是谦恭，汪精卫越想统驭全局，结果又闹出了不愉快。
本来宁汉双方约定好：武汉政府于9月3日前迁往南京，在南京筹备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桂系第七军负责南京卫戍，武汉方面的军队北上，协助南京北伐，打垮孙传芳余部。
再说孙传芳也不是善类，乘着南京、武汉尚未安排妥当，倾其“五省联军”全部剩余力量，加上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号称“雄兵十万”狠狠杀进江苏。李宗仁立即调兵遣将应战，当时南京可调之兵除桂军外，便是蒋介石的第一军。而第一军在蒋下野时即接到指令，逐步撤至江浙边界一带保存实力——蒋介石下野前就预料到孙传芳会南犯，有意陷桂军以孤军作战的境地。
李宗仁苦劝何应钦出手相助，何犹豫再三最后终于答应。在李宗仁、何应钦的联兵之下，孙传芳暂时被压制打垮。
阵脚站稳，李宗仁越发雄心勃勃，他表面做着迎接汪精卫的准备，暗中积极筹划对付汪的办法。当然，他不会亲自出面倒汪，自有人帮忙：在上海的胡汉民、张静江等人和西山派激烈反汪，一致借口武汉“联共”“将国民党变成了共产党”，要求以“叛逆罪”对汪派进行审判，此举正中李宗仁下怀。汪精卫带着心腹干将陈公博、顾孟余等抵宁，一下轮船便觉察气氛不对，城中竟贴出不少反汪标语。
鉴于党内躁动，汪精卫提出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企图在会上确立自己的绝对领导地位。胡汉民发表声明称：“四次全体会万不能开，武汉方面也无主持会议可能，因其多卖党罪人，应受党的公开裁判，安有资格列席？”李宗仁不动声色，一面拉拢西山会议派，一面拉拢原为武汉方面的孙科等人，着手将汪的亲信陈公博、顾孟余等从权力中枢中清除出去。
汪精卫自然不甘心，也分头拉拢中央委员，几方明争暗斗。终于在9月15日勉强达成协议，“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成立，同时由特委会改组了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名义上的国民政府实行“集体领导制”，有46人组成，以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李烈钧、于右任等人构成“常务委员会”，轮流担任主席；军事委员会有66人组成，以程潜、何应钦、白崇禧等人为常委。
不过这两个“委员会”都是桂系手中的工具。
国民政府中，谭延闿、李烈钧虽然表面领导政府工作，一举一动都必须遵循李宗仁、白崇禧的意旨行事，两大佬多次表示“这窝囊事情，不干也罢！”
军事委员会的情况也是如此，三个常委虽然把程潜放在首位，但程潜的第六军被解散，新组织的部队不为人所重视，李、白只是利用程的老招牌发发通电，壮壮声势而已。
蒋系何应钦也在拼命扩张实力，把第一军扩充为一、九军两个军，提拔黄埔系的刘峙、顾祝同分任将领，还推荐蒋的心腹陈诚调充军事委员会军务署署长，暗地里与桂系抗衡。
这乱七八糟的草台班子注定玩不长久，李宗仁、白崇禧等虽然表面上把持了南京中央，实际上磕磕绊绊，走的并不顺畅。
还是得请蒋介石
桂系把持南京特委会后，一心想当“最高领袖”的汪精卫仅得“国府委员”的空衔，不免大为恼火，当时李宗仁可是划了一张大饼：以国民政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相许，现在居然都没兑现，还鼓捣了一个“集体领导”，他老汪在几年前就兼任“三大主席”，而今沦落成“委员”，也太欺负了！
汪精卫心知桂系压根就是利用自己，当即率亲信顾孟余等返回武汉，并拉拢在两湖拥有重兵的实力派唐生智，打起了“反对非法特委会”的旗号。唐生智本来就想拥汪自重，很兴奋地出兵“讨桂”，不料短短几天就被打了个头破血流，10余万大军一败再败。唐为保存实力，以“休息”为名通电下野，李宗仁、白崇禧如愿以偿将唐部5个军全数收编，南京政府另外设“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让程潜上任统领两湖。
新桂系锋芒毕露，其他派系领袖心生不满，于是逐渐把攻击目标从蒋、汪等身上转向了李、白。汪精卫在武汉失败后，又跑到广州重新打起“国民党中央”的旗帜反对特委会。
汪精卫跟李宗仁闹别扭，引得一干人吵吵嚷嚷，而最着急并不是蒋介石，蒋此刻正在日本悠闲地追宋美龄。那么，谁揪着心呢？冯玉祥和阎锡山哥俩。
北伐军步步胜利，冯玉祥跟阎锡山便在先后通电响应，结果引来张作霖的拼命攻击；南京方面迟迟不动，冯、阎就吃了大亏，于是两人每天都发一通电报“希望蒋兄回国组织大局，早日北伐！”
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内谭延闿、李烈钧也纷纷致电蒋回国。李宗仁、白崇禧、汪精卫也半真半假地致电，恭请蒋“尅日移节回宁，主持军事”。
早就知道李宗仁构建的班子是兔子尾巴长不了，蒋介石心满意足，这时候更不着急了，火到猪头烂，国民党继续争斗，更能太高他的身价，因此并没有轻允复职，对国内雪花般飞来的电报，蒋介石一句话回复：“我先得追到美人宋小姐。”
（资料23，蒋介石的情书）
冯玉祥、阎锡山着急上火，谭延闿、李烈钧哭笑不得，李宗仁、汪精卫料到蒋在玩花样。
可是能怎么办呢？请他出山，他还拿腔拿掉，又不能提着枪逼他回国？
直到11月10日，蒋介石才从日本慢悠悠回到上海，可谓踌躇满志，一方面加紧筹备与宋美龄成婚，一方面进行复职活动。
蒋介石明白，要再度独揽党政军大权，就必须摧垮桂系发起的“中央特别委员会”。为了打击特委会，他暗示亲信陈果夫煽动中央党务学校的学生在南京街头多次闹事；又在集会游行中又高呼“打倒西山会议派”、“打倒特别委员会”等口号，闹得鸡犬不宁。南京军警气愤不过，开枪弹压，结果打死了三人、打伤数十人。
这些不知名的悲情学生无疑成了蒋介石上爬的垫脚石，蒋派很快利用这一事件向特委会和西山会议派发起猛烈攻击，大骂桂系“枪杀革命学生，践踏民国约法，违背总理遗训”等等，政治帽子是一顶接着一顶。一时间，李宗仁等人遭到党内千夫所指。
接下来蒋介石加紧拉拢汪精卫，此刻汪正想将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济深弄走。
李济深本是广西人，早年一直在粤军中任职，北伐前他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兼任黄埔军校副校长。北伐军起征程的时候，李济深第四军两个师和叶挺独立团由副军长率领参加北伐，他则被任命为“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留守主任”，代行总司令职权（总司令蒋介石在前方指挥作战），此外兼任广东省政府主席。
李济深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私人关系素来很好，因此他也有“半个桂系”之称。有他在坐镇广东，汪精卫想“倒桂”，自然翻不起浪。
汪精卫此刻是走不得留不得，蒋介石适时递过来橄榄枝，他自然高兴；南京方面的谭延阎、孙科等也致电邀请汪精卫和李济深一同北上，“和平商议”南京的政治纠纷。蒋介石和汪精卫便与新上任的粤军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密谋，先由汪“敦请”李北上，等李一走，张发奎就发动兵变，事成之后，广东由张发奎掌管！
张发奎是广东人，青年时代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后参加同盟会，在粤军中由排长慢慢干起，升到师长，北伐时屡立战功，由此升任第四军军长。他一向不满广西人治理广东，早就有广东自治之心，蒋介石和汪精卫一煽动，自是同意——反正就算失败，也有蒋、汪顶着。
11月16日，张发奎“好心”用军舰将汪精卫、李济深送离广州。当晚，张发奎即发动了反桂“护党运动”。李济深的留守部队被包围缴械，驻粤桂军也被迫退回广西。随即张发奎宣布“反对南京特委会”，并通电谴责“桂系新军阀”，张自任“广东军委会主席”，以汪派陈公博代理广东省政府主席，黄琪翔为广州卫戍司令。
广东倒桂让李宗仁后方大乱，蒋、汪又在上海密谈，约定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相互扶持，恢复昔日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两人同时复出。
就在蒋、汪的如意算盘打得贼精的时候，广州又发生一件大事：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广州起义，张发奎所属的教导团和警卫团大部分参加。桂系和反汪派又激动起来，李宗仁操纵南京政府迅速下令解除张发奎、黄琪翔等职务。与此同时，张的部队又受到“拥蒋派”军人陈铭枢、陈济棠等联合进攻，张、黄被迫通电下野出国。
汪精卫好容易拉到的粉丝三两下就被整下来，桂系和反汪派系乘机对汪大加攻讦，说汪是共产党，存心将广东变成“共产党的天下”。一时闹得沸沸扬扬，蒋介石也想落井下石，此时假作镇静装得不偏不倚，听任局势发展。
李宗仁、汪精卫斗得两败俱伤，国民党内的一些军政人物出于各自不同的动机，都把蒋介石视为收拾混乱局面的顶梁柱，纷纷发电敦请复位。
在国民党各派军阀、政客的“强烈呼吁”下，1927年12月3日，蒋介石终于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在预备会期间，蒋介石、李宗仁、汪精卫三者展开激烈的角逐。汪精卫为了能跳出陷阱便拥蒋自救，会同其他粤籍委员提出《请蒋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案》。尽管李宗仁不甘心蒋，最终无力阻挡。
汪精卫为了摆脱麻烦可是对蒋介石投怀送抱，谁知蒋此刻地位已经相当稳固，根本对汪不再领情。他甚至接受了李宗仁《关于处分汪等九委员提案》，加上“广州起义”之罪，南京方面扬言要“彻底清查”。
汪精卫的热脸算是贴了冷屁股，只得再次黯然出国。
蒋介石跟李宗仁达成协议，李济深暂时挪位，拥蒋派军人陈铭枢继任广东主席。
汪精卫一走，国民党内还有一位声望相当高的人物——胡汉民，如果胡汉民参与角逐，蒋介石不见得能占据优势。为了保证能在大会上稳操胜券，蒋又竭力拉拢汪派委员，以此降低胡汉民的支持率。胡汉民、孙科看出与蒋实在难以合作，于是宣称不参加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以“出国考察”为名离开了上海。
“驱汪逐胡”再次成功，放眼国民党内似乎无人再能与己抗衡了，蒋介石一手操纵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终于在南京召开。
会议通过了戴季陶起草的“四中全会宣言”，攻击共产主义运动是“民族独立运动之大敌。”随即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蒋介石为组织部长，兼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至此，党政军大权又一次集中在蒋介石手中。
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担心蒋介石过于坐大于己不利，提出“分治合作”主张，蒋也采取“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手法，以“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名义给各大实力派领袖以“分会主席”的名位，除划定江浙一带为“中央区”外，国民政府统辖的其余地区分为四块：
广西、广东属“广州分会”，分会主席为李济深；
湖南、湖北为“武汉分会”，分会主席为李宗仁；
河南、陕西、甘肃属开“封分会”，分会主席为冯玉祥；
山西、绥远、察哈尔属“太原分会”，分会主席为阎锡山。
为了保证这些大佬们满意，大会还确定“政治分会”在所辖区域“有权处理党政军一应事务”，实际是暂时保留军阀割据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