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军反蒋
在蒋桂争斗中，冯玉祥在徐州印刷了大量“讨逆公告”，该“公告”十分特别，只有“贪赃枉法、横征暴敛、屠杀民众、迫害青年”一类的罪名，却不印究竟“讨伐”谁。冯玉祥有着这样的心思：蒋、桂谁败，就在布告上填谁的名字。
桂系全面溃退之计，冯玉祥立即通电讨桂，令驻扎在河南武胜关的韩复榘迅速向武汉推进。但蒋介石动作更快，赶到武汉电令韩复榘停止进兵，然后派人带着10万元现款前往犒赏，并邀韩到武汉相会。
对韩复榘这个二愣子，蒋介石也是下了大功夫，他与夫人宋美龄亲自招待韩与其二太太纪甘青，蒋不仅对韩复榘在武胜关观望和欲取武汉的行动避而不谈，还对韩嘉奖备至，口口声声称“向方兄（韩复榘字向方）战功卓著”，捧得韩复榘忘乎所以。
韩复榘临走之时，宋美龄又送了一枚昂贵的戒指给纪甘青，韩又是感激又是高兴，说良臣择主而事，蒋总司令才真是真正难得的领袖，我跟着冯司令，总被呼来喝去，哪像蒋总司令这样客气，称我为“兄”啊！
其实蒋介石是在算计冯玉祥，他收买了韩复榘后，接着又派人到襄樊用几十万元把冯的大将石友三也“买”了过来。同时蒋又广泛散布谣言，说冯玉祥意欲与苏联勾结，要对抗中央，然后向山西发展攻打阎锡山。
阎锡山虽不相信冯玉祥要打自己，却也被弄得疑虑重重，晚上经常做噩梦。
接着，蒋介石发表了《和平统一为国府唯一之政府》一文，宣称“欲消弭内乱，非铲除军阀不可。”冯玉祥争锋相对，指责蒋发饷不公。蒋复电说“一集团军士兵向来生活水平较高，二集团军士兵向来生活水平较低，士兵习劳耐苦惯了”。冯玉祥气得直抖：你的部队习惯吃肉喝酒，我就习惯喝西北风啊！
眼见蒋介石要拿自己开刀，冯玉祥采取果断措施，即刻令韩复榘、石友三从信阳、襄樊撤退，炸毁武胜关的隧道；同时命令原在山东、河南两省的孙良诚、庞炳勋部向潼关以西撤退，将洛阳以东的铁轨拆毁，以阻挡蒋介石进兵。
冯玉祥想反！蒋介石看出苗头，发了几份试探性的电报，要冯赴南京共商国是。冯当然不会上当，称“不愿做李济深第二”。
既然你不来，我就有借口政治你。蒋介石很快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革除冯玉祥的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其党籍，并下令查办。在国民党中央发布的各项文告中，冯玉祥被称为“统一之梗”，成了“阴险成性、反复无常”之徒。至此，蒋、冯矛盾公开化。
冯玉祥也通电成立“护党救国军西北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并在陕西华阴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反蒋，宣布缩短战线，把山东、河南一带部队西撤在潼关集结，威胁阎锡山一起反蒋，要是阎锡山不同意，就先打阎锡山。
韩复榘却提出异议，说西北太穷，军队给养很成问题，而且全军将士刚从贫寒地区打出来，谁也不愿意再回去受苦，另外阎锡山也狡猾，很难合作……
没等韩复榘说完，冯玉祥便不耐烦地训斥道：“西北再穷，也饿不死你！”说着把桌子一拍，“就这么定了。”韩受了一顿训斥非常窝火，开完会便直奔自己驻地陕州。
（资料25韩复榘被逼跪下）
韩复榘是冯玉祥一手提拔起来的，虽然作战勇敢，后来当了河南省主席就迷上嫖赌玩乐。冯玉祥对手下高级将领管束得特别严，多次批评，韩很反感，加上蒋介石的收买，便产生了叛冯之心。他找到难兄难弟石友三，道：“把整个河南省放弃，部队全撤到潼关以西，这不是自取灭亡吗？以后我们吃什么？穿什么？”石友三瞒着冯玉祥抽大烟纳小妾，也对冯治军严苛有些不满。二人一拍即合：冯大个子要回陕西，让他自己去吧，咱们投靠中央吃香喝辣！
蒋介石忽接到韩复榘、石友三表示投靠的电报，真是喜出望外，他立刻复电嘉奖，大意是韩复榘继续当河南省主席，石友三当安徽省主席，将来打垮冯玉祥之后，所有驻陕甘部队概归韩复榘指挥，石友三为讨逆军第十三路总指挥，另送现款五百万元作为犒赏，每人“二百五十万”。
两名部将的公开叛变，冯玉祥痛心疾首，他在华阴日夜哭泣，咒骂自己，甚至打自己的嘴巴。
由于冯、蒋之间隔着韩、石两部，西北军将士们不愿打自己人，冯玉祥失去了迎战信心，突然宣布：“自今日起，所有各处电文，一概谢绝，从此到华山读书，遂我初衷。”他下野当然不是为了“读书”，而是为了保存西北军的实力。这一招果然有效，蒋介石的武力进攻成了无名之师，只好暂时停了下来。
阎锡山变脸
冯玉祥宣布下野后，一口恶气出不来，就派心腹到太原找阎锡山，对阎带话道“老西啊，这桂系老李垮了，我西北军也给倒了，老蒋下一步肯定要弄你！不如咱哥俩联合搬到老蒋！”阎锡山表示“蒋中正心术不正，我老早就看出来了，等时机成熟，一定跟老冯你合作！”
这所谓的“时机成熟”是哪天呢？阎锡山也没数，他只是想既媚蒋压冯、又拉冯抗蒋，使自己处在蒋、冯都要拉拢的有利位置上。
蒋介石岂会不知阎锡山的把戏，只是他无法一口吞下冯、阎，只好笼络阎锡山。
1929年6月7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委任他为“北路军总司令”，要他帮助进攻冯玉祥余部。阎锡山则回电表示不愿内战，扬言他要与冯玉祥一起下野出洋，并派人专程赴日本安排住处，还在天津订购了船票，摆出一副真要引退的架式。
蒋介石慌了，生怕阎锡山出洋后晋军和西北军同仇敌忾联合起来，于是极力挽留。其御用报纸《国民日报》还专门发了社论，称“西北大事待阎商办，阎应以党国为重，不宜外出云云”。阎锡山是否能否出洋，一时居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阎锡山声名陡涨，就请冯玉祥赴太原“共商大计”。冯玉祥先怀疑阎有其他的企图，不敢贸然到山西去。后来见阎“真的”要出洋，闹得声势庞大，也就打消了顾虑，携妻女前往太原。
冯玉祥一到山西，阎锡山自以为“奇货可居”，遂暗中同蒋介石谈起交易。蒋介石明白他的居心，便投其所好，与阎在北平面谈。经一番讨价还价，蒋介石允诺委任阎锡山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阎则答应尽快解决西北军。
冯玉祥一直被蒙在鼓里，还以为阎锡山到北平是为了给他老冯争取“福利”。待阎回到太原，冯便觉得不对劲了，之前阎隔三岔五登门拜访，哥俩喝酒骂娘，现在老阎先是“称病”住了医院，后又寻个借口将冯玉祥骗到五台县建安村软禁起来。
冯的住所与周围隔绝，阎派了一名师长带着卫队监视。冯玉祥这才知道自己上了当，被老西卖了还再替他数钱。他要见阎锡山，阎总是托词不见，冯忍无可忍开着汽车冲出建安村，声言要去太原。卫队师长急忙用电话通知沿途驻军，在通往太原的公路上挖了一条大沟。冯的汽车无法通过，不得已只好返回。
冯玉祥渐渐冷静下来之后，就设法采取行动，他授意留在陕西的部下宋哲元设法直接与蒋介石联系。第二集团军将领们见阎锡山落井下石，非常愤怒，便策划活动通蒋压阎。
8月间，出身西北军的代理军政部长的鹿钟麟、外交次长唐悦良、卫生部长薛笃弼主动去南京复职。宋哲元也派人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表示归附。蒋自然欢迎，立即派人到西安慰问。
阎锡山始料不及，他在冯玉祥身上下那么大的功夫，目的就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现在西北军倒向蒋的一边，自己便会孤立。
蒋介石则乘热打铁，在南京主持召开“第二次”编遣会议，有了打败桂系和冯系的本钱，比上次威风多了，会上严厉地宣称“谁不裁兵，谁就是新军阀，就是反革命，就一定要被歼灭。”阎锡山接到报告后，头发都树了起来：看来老蒋要拿他开刀。无奈之下，他只能厚着脸皮再去拉拢冯玉祥。
中秋节晚上，阎锡山带着大批礼品来到冯的住所求见。冯玉祥冷并不起身，阎脸上堆笑，口口声声称呼“大哥”，表白“小弟向大哥请罪来了！”说到为难伤心之处声泪俱下，末了坚决地表示：只要大哥肯原谅，愿追随大哥反蒋到底，决无二心！
冯玉祥见达到目的，也就顺水推舟，表示不计前嫌，并建议从此合力反蒋。俩人商定：冯玉祥在山西控制全局，通电西北军各部先发难，晋军随即跟上。
1929年10月10日，西北军宋哲元等二十多名将领联名通电，表示拥戴冯阎，讨伐蒋介石，并且列举蒋介石的罪状，宣称：“蒋氏不去，中国必亡；为国杀贼，万死不恤。”接着兵分三路，向驻河南的蒋军发动大规模攻势。
蒋介石也不示弱，亲任总指挥，部署五路精兵全力讨伐：第一路“湘军”方鼎英部，第二路嫡系刘峙部，第三路原西北军韩复榘部，第四路原桂军何键部，第五路原湘军唐生智部。另有总预备队指挥、原北洋军陈调元部，运输总司令贺耀祖等。从这“阵营”能看出来，蒋介石动用的大部分是杂牌，用非嫡系当炮火。
可惜冯玉祥又上了阎锡山的当，西北军与蒋军打得昏头暗地的时候，阎锡山不仅不出一兵一卒，而且与蒋暗中往来，待价而沽。蒋表示不计前嫌，仍旧让阎担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阎权衡之下，觉得还是蒋的拳头更大，于是通电“山西完全拥护中央”。
信誓旦旦的同盟军一下子变成了讨伐军，无疑于在西北军背后捅了一刀。蒋军弹药粮食充足，西北军一直就穷，加上孤军深入，很快全线溃乱，全军退回到陕西潼关以内。
仅仅一个多月，蒋介石就打败了西北军，冯玉祥第二次反蒋又失败了。所幸这一次冯玉祥身在幕后，从表面上看，反蒋的只是是西北军旧部军官，并未与冯发生直接的冲突。因此西北军战败后，蒋介石也不敢过于逼迫冯玉祥。
10月28日，蒋介石把“特任阎锡山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命令公布于众。阎喜洋洋地宣布就任此职，就在阎的笑容还没褪去的时候，蒋接着下了道命令：“在中央有职务者，不得再兼省职，国府委员应驻京，无公事不能离职。”按照这个规定，阎锡山就不得不到南京去当官，实际上被蒋架空了。
接着，蒋介石又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到平、津两市整顿税务，把平、津税收尽数归为国有，使盘踞平、津的阎锡山从此无税可收，阎连连吃了几个“哑巴亏”，不得不考虑出路。可惜能选的无非只有两个，或者拥蒋任其宰割，弄个有名无实的闲官当；或者反蒋，拼个鱼死网破。
“改组派”起事
其实，蒋介石也是麻烦缠身。几年来他利用“合法中央”的名义动辄派兵“讨逆”，不仅使他和桂、冯、阎三大地方实力派的斗争尖锐，其他小派与蒋的关系也紧张起来，西北军石友三、湘军唐生智等人均对蒋介石起了疑心——万一蒋把那些大鱼都吃了，咱这些小鱼肯定也会被一锅炖。
被蒋介石排斥在国民党“三大”之外的汪精卫，也极力在反蒋势力之间奔走联络，并以“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正统”名义，企图联合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石友三等大小军事集团共同反蒋。
汪精卫资历高，可惜一直没有军队，因而几次被蒋介石赶走，汪认识到仅靠政治斗争斗不过老蒋，必须搞军事斗争，就在西北军跟蒋介石闹别扭的当口，汪在香港组织国民党“第二中央”，向各实力派颁发“委任状”。流亡香港、越南等地的张发奎、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联合通电拥汪反蒋，打算以“护党救国军”的名义先拿下广东，尔后“再次北伐”，打倒“新军阀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等人均收到密电，驻南京浦口的石友三也秘密加入这些人的行列。
无论海外怎么折腾，对蒋来说就是挠痒痒。唯有驻郑州的唐生智统帅10万湘军，尚且有点实力。唐得益于蒋的提携、赶走白崇禧才能重新上位，但在“蒋桂战争”中蒋曾许诺将湖南送给唐，战争结束后却再也不提。唐生智郁闷之余也秘密接受了汪精卫改组派总部委任的“护党救国军”第四路军总指挥头衔。
起事之前，唐生智与阎锡山达成协议：山西提供50万元作为唐的军费；唐在郑州先起事，山西立即响应。阎锡山表面答应，暗地命令部队不要轻举妄动。
12月初，唐生智联络杂牌军将领七十余人发表讨蒋通电，宣布自己为“护党救国军”总司令，将阎锡山任为副总司令。当时蒋介石与西北军的紧张局势尚未完全消失，内部又冒出了发难的势力，一时间造成很大混乱。西北军在前挥舞大刀，唐生智在背后又是一枪，如果阎锡山再从旁边刺一剑，蒋介石恐怕只有宣布下野了。
更离谱的是，一日深夜，驻扎在南京浦口的石友三部用数十门大炮轰击南京城，蒋介石吓了一跳。只可惜大炮的命中率不高，炮弹并没有击中蒋的官邸，只是炸毁了附近的几所民宅。另外，江苏的“改组派”也发动了溧阳暴动，占领了溧阳专署，炸毁了一座军火库；南京“改组派”策划由中央军校的一名航空教官驾驶装有数枚重磅炸弹的飞机随时待命，准备炸死蒋介石，后来被蒋手上的特务破坏掉……
眼皮底下出了大事，蒋介石不得不急忙召集党国要员开会。几番商议后，蒋认定争取阎锡山和张学良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只要拉住阎、张反对汪精卫，各路小角色则不难平复。
于是，蒋介石派吴铁城以“劳军”的名义去东北，派阎锡山的老友赵戴文到山西。
在说阎锡山，他见唐生智好大喜功，所发通电自己当总司令，他老阎只是“副总司令”，心里很是不悦；另外他也害怕奉军入关，自己受到蒋、奉的夹击，态度变得很暧昧。惶惶不安的蒋介石极力做出亲近的姿态，发来电报说：“弟德薄能鲜，致有今日，不知吾兄何以教我。”
阎锡山经过盘算，觉得不妨利用对唐生智再捞一把，于是与张学良联合发表通电，“毅然决然拥护中央”，反对汪精卫的改组派。蒋介石大喜，立即委任阎为“讨唐总司令”，出兵河南对唐发起进攻。晋军集结之后，阎锡山又令军队暂不出动。
蒋介石同时派何应钦入广东与陈济棠联合击退张发奎和桂系拼凑起来的“护党救国军”，又调刘峙部北上攻打唐生智。唐生智节节败退的时候，阎锡山觉得时机成熟，于1930年元旦在太原召开隆重的“誓师大会”，亲自上河南前线督战。
（资料26唐生智迷信误大事）
唐生智很快再次下野；石友三则宣称“炮轰南京”是某连长作为，找了几个人背黑锅，他自己继续对蒋表示忠心；蒋介石一时难得吃了石友三几万人，只得假惺惺勉励一番。汪精卫改组派的反蒋军事投机宣告失败。
阎锡山本想着趁讨唐之机把势力扩张到河南。蒋介石也不傻，等唐生智一解决，马上密令河南省主席韩复榘逮机会把阎给活捉。阎也很警惕，到了郑州后秘派心腹长期驻扎电报电话局，检查往来电报并偷听电话。
一日上午，张象乾监听到南京方面与韩复榘通电话，有“最好是活的”之句子，张吓出了一身冷汗，马上报告给阎锡山。阎慌了，迅速命令驻在河南新乡的部队派一个火车头挂一节车厢开到郑州接他，他则化装成商人连夜乘车北上。翌日凌晨阎锡山逃脱后，便致韩复榘说山西有事，请原谅不辞而别等等，彼此相互间打着哈哈，都心照不宣。
老西发火
河南之行，让阎锡山深感蒋介石咄咄逼人，他这次是真的下了决心反蒋，准备备战。
1930年1月16日，吴铁城奉蒋介石委派来到太原，请阎锡山到南京“补行副总司令”就职仪式。阎知道去了南京自己就彻底玩完了，这次是被挤到绝路上，于是拒绝，并借机发表了反对蒋介石的演说，指责蒋独裁，致电：“戡乱而不如止乱，不止乱而一味戡乱，国内纷乱，将无已时”，并要求蒋下台，“在野负责”。
蒋介石一面反唇相讥，一面调兵遣将进行武力威胁。随着阎、蒋大打电报战，参加倒蒋的国民党各派系及各大小军阀的代表纷纷麇集太原，形成新的反蒋阵线。
冯玉祥看到了转机，故意让部将鹿钟麟与蒋介石联系，并将消息泄露给了阎锡山。阎锡山果然上当，认为蒋、冯打算联合对付自己了，惊慌之下又去找冯玉祥。
这次老西可谓是痛定思痛，狠狠哭了一场，对冯玉祥深表忏悔：“大哥来到山西，我没有马上发动反蒋，使大哥受了些委屈，这是我第一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宋哲元出兵反蒋，我没有迅速出兵响应，使西北军受到损失，这是我第二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唐生智反蒋，我没有及时跟进，扰乱了大哥的步子，这是第三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现在我痛定思痛，铁心跟着大哥反蒋，希望大哥马上回陕西潼关发动军队。如果大哥对我仍不谅解，我就在大哥面前自裁。大哥回去以后，倘若带兵来打我的话，我决不还击一弹。从今以后，晋军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大哥的军队也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我心耿耿，唯天可表。”
为了表示诚意，阎锡山当场交给冯玉祥现款50万元、花筒手提机关枪200支、面粉2000袋。
冯玉祥内心很厌恶阎锡山善变，但返回来一想，无论如何蒋介石才是西北军的头号敌手，要反蒋还是得联阎。为形势所迫，还是得跟他联手。
阎锡山比其他军阀高明一筹，反蒋之后不仅进行军事上的筹划和准备，而且十分重视在政治上取得主动。汪精卫正蛰居香港，阎锡山为扩大影响和号召力，就积极与汪联络，“西山会议派”也不断策动反蒋，阎锡山也是积极电请。因此，国民党内的左、右两派就都聚集到了阎锡山周围。
为给军事行动制造舆论，阎锡山装腔作势，作出“以天下为重、个人在所不计”的姿态，提出要与蒋共同引退，组建“元老院”，自己与蒋介石、冯玉祥和李宗仁四人一起进入，脱离军队以此促进天下团结。
蒋介石却态度强硬地表示要以武力戡乱，弄得老西很丢面子。
阎锡山现在可是不怕蒋介石了，国内各派反蒋势力在太原几乎都有常驻代表，太原俨然成了全国政治中心，冯玉祥对此次倒蒋决心也很大，阎认为军事上有第二集团军、第三集团军、第四集团军联合，另外东北军张学良也表示“友好”，政治上有汪精卫的合作，足见是“得道多助”。
3月11日，西北军鹿钟麟、晋军商震、粤军张发奎等五十七名将领联名通电，推举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正式树起联合反蒋的旗帜。
其实参与反蒋的各派势力中桂系刚被重创，冯系也元气大伤，其余杂牌军不过是摇旗呐喊的随从。只有占据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和北平、天津等广大地盘，拥有20多万军队的阎锡山可以充当主角。
阎锡山当仁不让，大模大样地以霸主自居。4月1日愚人节，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职总司令，发表通电指斥蒋介石“专制独裁，为所欲为”，以致“党不党矣，政不政矣，国不国矣，民不聊生矣。”
冯玉祥和李宗仁也分别在潼关、桂林就任副总司令，召集旧部。东北的张学良并没有就职，他与双方都保持着联系，用张的话来说，是：“决定采取善意的中立。对蒋先生，东北决定中立，对阎先生，我们要加上善意二字。”
蒋介石在南京以中央的名义免去阎锡山所任各职，“永远开除”其党籍，中央宣传部且编发了《讨伐叛党祸国殃民的阎锡山、冯玉祥》一书。在大造舆论的同时，蒋介石又赶到武汉召开军事会议，他在会上对各将领训话说：“作战的关键问题，是对敌兵员的杀伤。只有对敌兵员的大量杀伤，才能解决战事……你们应当大胆放手地尽量利用我们的优势炮火，予敌以重大的杀伤。”
当时，蒋介石投入的总兵力大约有60万，一半左右是杂牌军。反蒋的军队总计集中了70万，兵力上稍占优势。
张老弟，帮帮忙
因为汪精卫尚未回国，反蒋派在北平先设立了“军政府”，宣布与南京政府脱离关系，阎锡山还向驻北平的各国公使代办发出照会，俨然以一个独立主权政府的面目出现。之后命令：
李宗仁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出兵湖南，攻击武汉；
冯玉祥兼第二方面军总司令，由河南进攻平汉路；
阎锡山自兼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沿津浦线进攻济南；
石友三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进攻济宁、兖州，协攻济南；
预留东北张学良、四川刘文辉、湖南何健、河南樊钟秀为第五至第八方面军总司令。
蒋介石对这场战争早有应变准备，将其嫡系部队调到徐州、蚌埠一带集结，随时准备应付冯、阎两部的异动。另外电告第三集团军将领：“切劝百川兄及早自拔，公私两全，固党国所利赖。”同时委派吴稚晖致电冯玉祥，劝冯屏弃干戈。
1930年5月11日，“中原大战”正式打响，双方把主要兵力使用在陇海线方面进行较量。
反蒋联军一开始就各怀异志，指挥不统一，各部队均以保存实力、抢夺地盘为目的，不肯努力作战。而蒋军来势甚猛，又有空军配合。激战数日，联军遭到了极大的挫折。由于西北军刘茂恩部在河南前线倒戈投蒋，劫杀了河南省主席万选才，又袭击友军，结果导致陇海前线阵地后退100余里。蒋军一口气攻占归德、围攻兰封。
蒋介石亲自到归德督战，想一举把陇海线正面的晋军打垮。阎锡山集中了九个炮兵团三百门大炮实行墙壁射击，蒋军损失惨重。冯玉祥派吉鸿昌、孙良诚增援晋军，孙良诚素以骁勇著称，一经接战，就把蒋的精锐陈诚部包围；另有西北军骑兵奔袭归德烧了飞机场，当时蒋介石在归德的朱集车站指挥作战，身边只有200多卫兵，附近又没也其他部队可调，如果这支骑兵知道蒋介石在车站，肯定能杀了蒋。
历史不可能假设，蒋介石能坐上民国第一把交椅，很多也靠运气。
此时李宗仁的桂军也踏入湖南，冯玉祥为了配合桂军作战，下令向平汉线蒋军发动全线进攻；桂军虽占了岳阳，却被广东陈济棠截断后路，后方不稳被迫回师；晋军于6月底攻下了济南，蒋军于7月中旬开始反攻，晋军抵抗不住。阎锡山派人到郑州见冯玉祥，请冯救援。
冯玉祥于8月上旬在陇海线又发动了全面攻势，然而由于连日大雨不停，冯部的士兵疲惫劳顿，阎锡山答应提供的补给又迟迟不到，冯军极为困难；晋军为保全实力，又不与冯军密切配合，致使冯军遭受巨大损失。冯玉祥多次被阎所骗，气得大骂“阎老西真不是个好东西”。
阎锡山在军事上不肯吃亏，却在政治上花了不少心思，经过长时间的联络会商，汪精卫在北平组织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第一次会议，会议代表只有21人，阎锡山派出的担任警戒的部队却有400人之多。会议通过了《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宣言》、《组织大纲草案》，指责蒋介石背叛党义，篡窃政权，个人独裁，罪不容诛，非打倒不可。
会议还产生了以汪精卫为首的“常务委员会”，汪如意地当上了“党魁”，完成了党的“改组”；其后又通过了《国民政府组织法大纲》，宣布成立与南京政府对抗的“北平国民政府”。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谢持、李宗仁、张学良、唐绍仪等七人被推举为国民政府委员，阎锡山则“荣任”国民政府主席，当上了“国家元首”。
可此时倒蒋战争已经走向滑坡，8月下旬，晋军抵抗不住蒋军的重重攻击，被迫撤往黄河以北，数万大军纷乱地抢渡黄河，被水淹死和被蒋部的飞机炸死的不计其数。蒋介石随之发表训令，争取冯阎的部将：“阎锡山冯玉祥倡乱魁率，法无可有，至其所部将士，皆曾为革命尽力，如能大义灭亲，听候中央惩治，自当特予赏。”明码标价“各军先占领洛阳、郑州者赏洋100万元”。
古怪的是，前线如此吃紧，阎锡山和汪精卫还忙着上演“登基”的把戏。
9月7日，阎锡山在大批亲信的簇拥下，从津浦前线赶到北平参加国民政府主席的就职典礼。阎迷信风水，接受了一些大仙的建议，把典礼安排在民国19年（即1930年）9月9日9时举行。
按阎老西的意思，还想在“四九”之上再加一个“九”，将时辰定为民国19年9月9日9时9分，以合《易经》中所说的“九五”之象，君临天下。可能是这第五个“九”操作起来实在困难，阎最终接受了“四九”，被人们称为“四九小朝廷”。民间还有了新的说法：四个九字相加是三十六，恰好与“三十六计，走为上”相合，预示着这个小朝廷的狼狈和短命。
1930年9月9日9时，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内熙熙攘攘，数十名中外记者进行采访。阎锡山、汪精卫等头面人物依次在主席台就座，满脸严肃和得意。阎和汪在誓词中说：“余誓以至诚，尊奉总理遗教，实行本党三民主义及政策，必信必忠，始终不渝。谨誓。”自以为他们取代了蒋介石，成了孙中山遗训的执行者。与会者鼓掌欢呼，气氛自是热烈。
不管阎锡山和汪精卫等人感觉如何良好，军事行动却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地步。随着战事进展，蒋介石已取得明显优势，标榜“中立”的张学良也渐渐向老蒋靠拢。
早在混战的时候，阎锡山就派代表去了东北，但老阎只给了几千元的“活动经费”，其代表简直不好意思跟人搭讪。张学良的秘书提出要山西资助军费，开口就是300万。阎锡山得知后，咬咬牙答应给50万。
蒋介石却阔绰多了，让吴铁城在中国银行开了帐户，吩咐不拘数目随时提用。吴铁城用金钱把张学良的左右都收买下，奉军要300万，吴铁城还加了200万，给500万。在政治上，蒋介石也开出大额的优惠清单：答应由张学良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其部下任“平津卫戍司令”和“河北省主席”，人事任免等中央都不予干涉等等。
如此丰厚的报酬，当然有极大的诱惑力。9月18日张学良通电入关，呼吁交战各方立即罢兵停战，等候中央政府处理。东北军源源不断开进关内，压向平津。
反蒋联军背腹受敌，李宗仁受到广东牵制，早回广西；冯玉祥得不到阎锡山的物质供应，慢慢后退；汪精卫和阎锡山也只好回到了石家庄。
败局已定，阎锡山不知如何善后，汪精卫却主张跟硬干到底，冯玉祥觉得张学良不过是乘机占地盘，得到平津后，不会对联军实行大规模进攻，建议集结于黄河北岸，依凭天险与蒋斗下去。阎锡山却担心实力受损，不主张再打，会议不欢而散。
接着晋军撤出战场，给反蒋联军带来一片混乱，西北军吉鸿昌、梁冠英等部被迫先后降蒋；鹿钟麟、宋哲元等部狼狈退往西北，通电接受中央的“整编”。
10月5日，阎、冯联名致电张学良，表示同意“和平解决”，阎锡山就任北平国民政府主席不到一个月兵败下台，汪精卫带着一帮人再次流亡，其他各派系更是惶惶如鸟兽散。11月，阎锡山和冯玉祥联名发表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蒋介石不依不饶，逼迫他们出洋，并发布了通缉令。在这种情势下，阎锡山不得不离开太原逃到大连。冯玉祥则秘密潜入晋西，到他的老部下宋哲元驻防的稷山县居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