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沈阳发生的多起三陪小姐被害的消息传诸报章后，引起一些议论。有人从远方来电垂询，我却期期然无法应答。在沈阳，我看过三陪小姐，却没有害过，无论是哪一种的害法。从报上看，使她们致死的方法也并不特殊，用电线之类箍颈，而无香艳的轶闻。死就是死，在哪里都是毁灭。小姐们的尸体被发现后，也像其他搁置时间太久的尸体一样，出现腐烂和蛆虫。报上又说，当警方征求死者父母的意见，后者冷冷回复：我们早就不认这个女儿了，尸体怎么处理都行。一般说，被害人遗体从尸检到收敛，总须千元以上费用。但这笔钱，小姐的父母并不肯掏，且无一丝怜悯。原来，这个人们认为十分赚钱、十分风光的行业竟然连收尸的人都没有。因此，当暮色来临，三陪小姐们美目巧笑地打出租车“赶场子”时，我竟不合时宜地想到她们被害，腐肉生出蛆虫的样子。想，她们本是受人眷顾最多的一群，却身后凄凉。这厢没有其他好办法，先将一篇悼文做出来，为着那些被害和陆续被害的三陪小姐。
听说过李敖吗？小姐们太忙，可能没有听说过。他有一本书，叫《我的皮肉生涯》。这名让人听着亲切，显见是自己人。但李敖说的是挨抓及挨揍的事，却宛如三陪事业的隐语。人说当三陪小姐，个个繁花似锦，美酒笙歌，俯仰俱是。身旁常有领导干部关怀。但这是表面现象，或曰工作需要。这一行最大的缺憾是缺少法律保障。首先是一种违法行为。在一个法制社会里没有法律保障，能够维护生存权益并获得可持续发展吗？“我的皮肉生涯”固然有钱，但倘若遇到一位“大盖帽”不给你钱，能将其扭送公安机关吗？能请律师起诉此人长期欠债并补交滞纳金吗？日本在1957年颁布“反卖淫法”，确立了卖淫合法与不合法的界限。在法定的地点，税收和健康检查之下，卖淫仍有法律的保护。而在吾国，操此业只能冒险为之。因此，说三陪的高额利润之中，包含着风险成分，也不算言之无据。
有一些无知的人说：当三陪最简单，不需要设备、技术与培训。什么话？真应该派小李子前去掌嘴。什么叫设备？什么叫技术？只是各人理解不同而已。三陪小姐的技能岂是人人可为？最难过的叫作辛酸。什么叫辛酸？就是接受百般凌辱却假装百般娇嗔那种滋味。只有当过三陪小姐的人，才知道天下有多么无耻的、粗俗的、野蛮的男人。他们在其他所有场合大多显示着人性，在三陪小姐面前，就只剩下兽性。因为他有钱，因此小姐远不能像一位妻子那样维护尊严。今年早些时候，辽宁铁岭一个嫖客把气体打火机塞入小姐私处，造成爆炸。有人甚至搞笑，说打火机厂商应在机身注明：此物不可放人小姐下体，否则后果自负。多么下流，又多么悲惨。但三陪的人是不能用“下流”这个词来形容别人的，此业没有这个词，也没有“悲惨”这个词。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只是无法传诸笔墨，在悼文里稍稍提一下就可以了。
一个西方人说“如果你心里有屎，你心里就应该有厕所”。嫖客们心里有卑污，却拿别人当厕所。他们甚至愚蠢到以为自己魅力非凡，像梧桐树一样引得小姐纷至沓来。倘若没钱，谁会喜欢这些脑满肠肥的、气喘吁吁的、散发烟酒臭气的男人呢？但说恨，倒也不是。一手钱一手货，就像一个卖鞋的人并不注意买鞋人是什么长相，多恶心的人都有权利买鞋。这和找小姐的道理相同。
北京有一盘录像带在民间小范围流传，它记录了三陪小姐们常态的生活，包括谈话。其中最有噱头的是小姐们挤在一个长沙发上神色严肃地谈论着1998年的洪水，谈到了庄稼、逃难和家园。好多人每看到这里就哄堂大笑，好像小姐关心时局是一种反讽。实际小姐也是人。她们多数人想挣足了钱，开一个发廊餐馆，当老板。找一个心爱的人，过正常生活。有时也想到父母，想到兄弟姐妹。但不敢深想，只好用酒精和狗日的日本人发明的卡拉OK来麻醉自己。什么叫“挣足了钱”？没等挣足，人可能就命归黄泉了。好多被害的三陪小姐不就为了有个家，死死缠住客人反而被害的吗？三陪小姐倘若出身农村，这辈子也回不去家。忍不了那种贫乏、也忍受不了唾沫星子。在城市安身谈何容易？烟酒熏蒸又催人老。老了之后，没有儿女满堂，没有笑语欢声。想一想，倒不如早点让“伟哥”用电线勒死。在沈阳“三陪小姐”被害案披露之前，各地早有暗娼被杀的消息。小姐们虽然看上去明眸皓齿，气度非凡，其实是最薄命的人了。
为此，请多情的人们向已死与将死的三陪小姐们致哀，致哀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