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西汉时期著名思想家，是继孔子、孟子之后的一位儒学大师。少治春秋公羊学，以天人三策得汉武帝赏识。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在黄老清静无为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犹如一声春雷，惊醒汉朝统治者，为汉武帝推崇和推行。从此，儒学思想成为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正统思想。
一治春秋公羊学，教书育人
西汉文帝前元元年（前门年），董仲舒出生在河北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广川镇）一个大地主家庭。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和公孙弘一起向儒士胡母生学习春秋公羊学。
相传，孔子经过一生的颠沛流离，怀才不遇，到了晚年，他知道自己的主张不被统治者看好，就退而著述，根据鲁国历史删定而成《春秋》，文字隐约其辞，寓褒贬于字里行间，有的地方晦涩难懂。为了让后人读懂，有人为《春秋》作传，解释春秋，先后形成了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三派各成一体的传授体系。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排斥异己思想，愚昧百姓，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依李斯之言，焚书坑儒，烧掉了秦史官、法家、医药、农艺、卜筮以及国家所藏图书以外的“诗书百家语”等一切书籍，活埋了大批儒生。文化典籍毁于一旦，儒家思想受到一次沉重打击。然而，秦统治者的高压政策，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压制诸子百家语。相反，欲禁不止，包括春秋三传在内的诸于百家语，通过师徒间日耳相传在民间学术界得以传承。到了汉朝初年，更加发扬光大。《公羊传入《谷梁传》传习体系更完备，并在汉初著录成书，研习者众多。但是，当时黄老清静无为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以《公羊传》、《谷梁传》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尚不足以取而代之。秦朝以法得国，故以法治国，横征暴敛，逐役不断，导致社会矛盾全面激化，最终爆发了农民大起义，灭亡了秦朝。汉朝建立后，面对的是一个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烂摊子，甚至“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书·食货志》）。在政治上，异姓诸侯控制着大片土地和人口，北方匈奴又趁机南侵骚扰。无论是新建王朝统治者还是老百姓，都希望有一个安定祥和、丰衣足食的环境，得以休养生息，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汉朝统治者总结了秦亡之教训，以黄老清静无为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儒生出身的叔孙通、陆贾为汉高祖刘邦制礼仪，规范了朝廷的尊卑等级秩序，令讨厌儒生的汉高祖刘邦对儒生刮目相看，井封他们为太常，主管朝廷礼仪。此后，汉朝的文化事业慢慢发展起来，学术空气较为自由。朝廷设置博士，研习各种学说，民间讲学活动也逐步恢复。至汉惠帝四年（前191年），汉朝废除了秦朝私藏诗书灭门的法令，诗书百家语得以公开传习。董仲舒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开始了他的春秋公羊学的学习。他从小聪明好学，博览了先秦诸子著作后，与公孙弘一起拜胡母生为师，潜心学习春秋公羊学。董仲舒学习十分刻苦专心，三年都不曾到家里的园子看一看，甚至连他经常骑的马都不辨雌雄。他钻研经传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认识，又杂揉了阴阳五行。神学方术，博学多闻，又专精一思，成为“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的大学者，“进退容止，非礼不行”（《汉传·董仲舒传》）的君子。
他获得了很高的声誉，时人称他为“汉代孔子”，受到人们的敬重。许多读书人都尊他为师，向他学习。汉景帝时，由于他的学识和声誉，和他的老师胡母生一起被置为博士，开始招收门徒，“下帷讲诵’（《史记·儒林列传》）。随着影响、声誉日益扩大，他招的学生越来越多。他在讲堂上挂上一幅帷幔，他在里边讲，学生在外边听。有时，听他的得意学生吕步舒等转相传授。这样，有些人跟他学习了多年，却很少直接听他讲课，有些人甚至多年没跟他见过面。董仲舒广收学生，宣传儒家经典，客观上为汉朝培养了大批人才。他的学生著名的有褚大，官做到梁相；吕步舒，官至长吏。其余当大夫、为郎等官职的有一百多人。
二以天人三策走上仕途之路
汉初以“清静无为”为指导思想，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很快就收到了实效。生产迅速恢复，经济发展，国力增强。到汉武帝即位之时，国家集聚了大量财富，“都鄙凛痰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凖书》）。经济上的繁荣富裕，要求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同时边境上要抵御匈奴南侵。早在楚汉战争的时候，刘邦为了集中力量击溃强大的项羽势力，不得不分封韩信、英布、彭越等异姓诸侯为王，以换取他们的支持。这些异姓诸侯控制着西汉大部分国土，对朝廷怀有二心。刘邦建立政权后，为巩固自己的统治，铲除了这些异姓请王的势力，大封同姓子弟为王。刘邦分封的同姓诸王，据有“跨州兼郡，连城数十”的广大国土，掌握着地方财政。军事大权，势力渐渐强大，窥伺皇权，对西汉朝廷构成了严重威胁，最终在景帝时发生了七国叛乱。叛乱被迅速平定，但加强中央集权成为西汉朝廷的首要问题。景帝开始采取措施，剥夺了诸侯王治理封国的权力，把封国的土地分封给皇子，诸侯王的势力被大大地削弱，西汉的皇权得到进一步加强。待汉武帝即位，是继续推行黄老的清静无为，还是有所作为呢？年轻的汉武帝面临着选择。他选择了后者。他要内求统一，外攘夷狄，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首先，他要把大权独揽于自己手中，要树立皇帝的最高权威。同时要继续消除诸侯王力量过大这个内忧，匈奴侵扰这个外患，建立大一统的汉帝国。这样，汉初以来始终占据统治地位的黄老无为思想就成为汉武帝欲有所作为的障碍，为了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他的远大抱负，他必须寻求合于他的政治主张的思想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他从小受的是儒家思想教育，儒家思想所宣扬的大一统思想正合他的胃口，他要以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所以，他迫切需要网罗一批人才。于是，在建元元年（前140年），汉武帝下了一道诏书，要求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诸侯相等各级官僚，推举贤良方正、敢于直言极谏的读书人，到朝廷做官。同时，又鼓励天下吏民直接给皇帝上书，提建议，发议论。汉武帝任用了一批儒生，以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大尉，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接着，他又接受卫络建议，黜退治刑名、习纵横之人，置五经博士，提高儒家经书的地位。汉武帝推崇儒家思想和对儒生的优待，引起了崇尚黄老思想、不好儒术的窦太后的极端不满，发誓要杀死这些迷惑皇帝的儒生。终于，她找了一个借口，把赵绾、王臧打入监狱，窦婴、田给被免职。在窦太后的淫威下，汉武帝只好忍气吞声。不久，窦太后就病死了，汉武帝失去了推行儒家思想的障碍，没有了在政治上掣肘的人。他一改汉初黄老治国的传统，毫无顾忌地推行自己的大政方针，大批重用儒士，重新启用田呼为丞相。虽然，汉武帝为了自己“有为”的政治需要，极力扶持儒家而打击其他各家，尤其是道家，但汉武帝仍心有疑惑：汉初儒学之士，虽然极力鼓吹加强中央集权，鼓吹皇权，但并没有建立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作为推行政治主张的支柱。汉武帝还无法摆脱汉初推行的黄老无为的道家学说带来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的影响。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他尊儒黜道，但他更看到了道家黄老之学无论是其思想体系的建构，还是具体的政治主张，都有许多比儒家成功。高明的地方。因此，他迫切需要发展儒家思想，形成一种以儒家思想为中心，而又全面吸收道家思想长处并能超过道家的全新的儒学思想体系。为了吸纳人才，元光元年（前134年），他再次下诏，命令推举贤良文学之士，与之对策。所谓对策，就是皇帝提出问题：贤良文学之士来回答，阐明自己的思想主张。前后有数百名儒生参加了这次对策，董仲舒是其中之一。汉武帝首先向儒生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即位以来，希望能治理好国家，深感责任重大，昼夜不敢安心，深思国家之事，惟恐有什么闪失。所以，广泛吸纳你们这些贤能博学之人，向你们请教治国方针大计，你们有什么好的见解，我虚心诚受。我知道，五帝三王之时，改制礼乐，天下融洽平安后代贤王都仿效他们。及至桀纣之世，王道大坏。此后五百年之间，贤明之君。有识之士都想效法先王之道，辅助当世，然而都没能实现，难道他们的作法与先王。阵谬吗？天命不能恢复，一定要达到大衰才能重新开始吗？呜呼！难道我每天忙忙碌碌，夙兴夜寐，致力于效法先王之道，又将没有补益吗？夏、商、周三代受命于天，祥瑞是什么？灾异之变，缘何而起？治理国家都希望达到政令通达，轻刑罚，改邪恶，百姓和洽。那么，如何治理才能达到普降甘露，五谷丰登，德润四海，泽及草木，秉承上天的洪福，享受鬼神的保佑，使恩德施及域外，延及普天之下一切生命？你们这些人，通晓先王之业，知风俗之变、终始之序，把你们的想法全部写出来，不要有遗漏，更不要有隐瞒，我将亲自审阅你们的对策。”
汉武帝说到做到。他详细审阅了这数百人的对策。其中一个人的对策深深地吸引了他，这就是董仲舒的回答。
董仲舒把儒家经典结合汉代的现实进行阐述，又杂读了道家、阴阳家的精髓，以其雄辩机智、滔滔不绝的文章回答了汉武帝。他在对策中写道：
臣仔细阅读《春秋》经，根据前代已经做过的事，来观察天人之间的关系，天命可畏啊！国家将要发生失德的坏事，上天肯定先出现灾害来谴责、告诫统治者。如果统治者不知道自我反省，上天会继续出现一些怪异之事来警告。如果还不知道改变，国家败亡就要接踵而至。由此可见，上天对人君有仁爱之。希望制止人世间的祸乱。只要不是特别无道之君，上天尽力去扶持、保全他。能否受到佑护，关键看人君是否勤勉。勤勉于学问，那么人君见多识广，所知更力。明白。勤勉于道，那么德行就会日日提高，建功立业。这些都可以很快做到，立竿见影。
道，是国家通往治世之路，仁、义、礼、乐是其工具。所以圣王死了，他的子孙能够保有天下数百年，这些都是礼乐教化的功劳。礼乐能够改变民风民俗。用礼乐改变民风容易，周礼乐教化人民效果显著。因此，先王王道衰微，而管弦之声未衰。虞氏失政很长时间，乐颂遗风尚存。人君没有不希望国家安宁、憎恶危亡的。然而，政治混乱，国家危亡的却很多。其原因在于用人不当，也没有遵循先王之道，致使国家一天天走向灭亡。周朝到幽王、厉王时，国家衰微，这不是天命如此，是他们不遵循先王之道。及至宣王，追思先王之德，兴利补弊，发扬文武功业，周朝得到复兴。国家治理得好坏，朝代的更替，都在于统治者自己，言行是否悼谬，是否失先王之道，并不是天命不可换回。
臣听说，天尊奉并使之为王的人，一定有非人力而自至的祥瑞，这就是受命之符。天下的人齐心归附就像归依自己的父母，天的祥瑞就会应和其诚心而至，这是积善累德的功效。后来，王道衰微，人君骄奢淫逸，不能治理国家，诸侯背叛。为了争夺土地，不惜残害百姓，废弃德教而任用刑罚。刑罚不当，就会产生邪气，邪气积累于下，怨气积累于上，上下不能调和，阴阳错位而灾害就出现。这是灾异出现的缘起。
臣听说，命是上天的命令，性是天生的本质，情是人的欲望。有的命长，有的命短，有的对人亲善，有的庸俗浅陋，就像造瓦铸金，不能纯芙，有的由于生于乱世，所以不会整齐。孔子有句话，君子之德是风，小人之德是草，草遇风一定被压倒。在尧舜时代，施行仁德，百姓对人亲善长寿。桀纣之世，行暴虐，百姓庸俗成陋短命。在上位者教化下民，下民追随在上位者，就像泥在制陶的转轮中，靠制陶之人来旋转；亦像金属在铸器的模范中，需要铸金之人来铸造。
臣仔细考察《春秋》经文，探求王道的发端，当从“正”开始。“正”之后是“王”，“王”之后是“春”。“春’是天所应做的，“正”是人君所应做的。大意是说，人君上承天的作为，在下端正自己的行为。既然这样，人君欲有所作为，应该向天寻求这一开端。天道的根本是阴阳。阳是德，阴是刑，刑主杀，德主生。所以阳永远居于夏天，主宰生长繁育；阴永远居于冬天，积聚在空虚不用的地方。从此可以看出，上天任用德行而不重视刑罚。天使阳出现在上，主管一年的成就；使阴潜伏在下，时常出来辅佐阳。阳得不到阴的帮助，是不能独立成就一年的功业的。最终依靠阳来成就一年的功业，尚德不尚别，是天之意。人君秉承天意做事情，所以任德行教化，不任用刑罚。刑罚不能用来治理国家，就如同阴不能主宰一年的成就一样。治理国家，任用刑罚，不顺乎天意，先王都不肯这么做。现在废弃了先王德教之官，单单任用执法的官吏来治理百姓，这不就是任用刑罚了吗！孔子说过，不教育人却杀他可谓暴虐。以暴虐对待百姓，却想让德教遍及四海，很难实现。
臣考察了《春秋》经文所说的“一”为“元”的用意，“一”是万物的开始，“元”是“本”之意。以“一”为“元”，表示重视开始，并且要正其本。《春秋》深入地探究王道之根本，从尊者开始。所以，人君心正，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百官正，百官正则万民正，万民正则四方正，四方正则远近没有敢不归依于正，也就没有奸邪之气参与其间。因此，阴阳调和，风雨有时，百姓和睦，万民增加，五谷丰收，草木繁茂，天地之间遍及润泽，四海之内闻有盛德都来归附臣服，招祥致福之物全都拥有，是王道的最终目的。
现在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处在可以成就上述目标的王位，掌握权势，拥有资质，行为高尚，恩德深厚，智慧高超，意图美好，爱护百姓，喜欢士子，可谓有道的君主。然而，天地没有感应，招祥致福之物没有到来，为什么？关键在于教化不立，万民不正啊！老百姓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不用教化来做堤防，就不能禁止。教化立，奸邪停止，是因为堤防完好无损。教化废弃，奸邪并出，刑罚不能制止，是因为堤防损坏的缘故。古代圣王明白这个道理，继位之后皆以教化为第一要事，立太学，教于国中，设学校教于乡里，用仁来浸润感化百姓，用义来流项百姓，用礼来节制百姓，尽管刑罚轻也没有人犯禁。所以，施教化，则民俗民风就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