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活动如此富有戏剧性，但它的发展毕竟获得了令人瞠目的胜利。在1947年10月的市镇选举中，人民联盟获万人以上市镇的40％的选票。例如，在巴黎市政委员会里，共产党得25席，社会党得8席，人民共和运动得5席，而戴高乐主义者得52席。将军的弟弟皮埃尔·戴高乐成为首都市政委会主席。法兰西人民联盟在很多大城市里从社会党人手中夺得了市长的职位。这些城市有波尔多、里尔、尼斯、沙特尔、南锡、米卢兹等。
戴高乐似乎可以庆祝胜利了。但糟糕的是，这是市镇选举，而不是议会选举。所以，他离执政的道路仍然很远。因此，市镇选举后，戴高乐向议会发起新的进攻。他声言，现政府只能代表微弱的少数，所以必须号召全国提前选举，然后对宪法进行根本修改。戴高乐要求国民立宪会议以2／3的多数通过决议，解散立宪会议，进行新的选举。
这一最后通牒遭到议会各主要政党的坚决反对。10月28日，戴高乐的要求被国民议会否决了。这样，戴高乐对第四共和国的第一次进攻失败了。
1948年春，法兰西人民联盟达到了顶峰。4月，在马赛举行法兰西人民联盟全国代表大会。雅克·苏斯戴尔在代表大会上做报告说，人民联盟的成员已有150万人。大会闭幕时举行了壮观的仪式。在旧码头边一条浮桥船上筑了讲台。众多听众拥挤在岸上。戴高乐做了没有新内容的讲话。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思想武器库显得贫乏无力。从此开始到1949年，人民联盟很明显地下滑了。人民联盟的人数减少到了35万人。
1948年举行共和国议会选举时，法兰西人民联盟仅获320个席位中的58席。这与达到161席的距离相差甚远。而1949年举行议会选举时，人民联盟再一次下滑，仅获25％的选票。
这时，戴高乐不安地意识到，这一切举动破坏了他在战争年代赢得的威望。保罗一马利-德·拉戈尔斯在《戴高乐传》中写道：“他能得到几乎一致尊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作为一个政党的领袖现在遭到了严重打击，经受了不光彩的和近期无望的无休止的斗争。如果要保证他能东山再起，就必须磨掉上述恶劣的印象。因此，他迫切希望恢复自己的纯真而崇高的品质。否则，历史不久会指责他，说他这个发出‘6·18’号召并体现法国解放的人的进化值得怀疑，甚至变种了。毫无疑问，戴高乐已预感到失败，并为此忍受着极大的痛苦。”
但是，要退却还为时尚早。于是，戴高乐决心下大力继续领导法兰西人民联盟。要知道，法兰西人民联盟尚未经过一次重要考验——1951年举行的议会选举。尤其这时发生了一些似能证明联盟路线是正确的事件。例如，1950年爆发朝鲜战争，国际形势急剧恶化。似乎戴高乐关于大战不可避免的预言得到了证实。国内对掌权的“第三势力”不时更换内阁的政策极度不满。印度支那战争使法国背上了沉重负担。第四共和国的领导们早已忘记了独立自主的政策。法国距戴高乐所向往的“伟大”空前遥远。法国现在只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的一个“交通地带”，它的统治者紧跟在美国国务院的尾巴后亦步亦趋，由于害怕失去“美援”，法国不敢有任何独立自主的表现。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也彻底破产：在莱茵区以外不久前死去的敌人重又复活。1950年底，由戴高乐在伦敦时的战友普利文领导的法国政府原则上同意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在战争年代，戴高乐犹如一头雄狮，为法国权利而同盟国搏斗，并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所取得的一切全部付诸东流。在这样条件下，如要停止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活动，那对戴高乐是不可思议的。
吉罗、罗斯福、戴高乐、丘吉尔（1943年）戴高乐以极大的毅力试图给法兰西人民联盟重新点一把火。他又举行一些群众集会，大力开展宣传活动。15天内，他发表30次演说。他以吓人的口吻预言说，如果法国不拥护法兰西人民联盟，法国将会灭亡。
由于既反对共产党又反对法兰西人民联盟的“第三势力”把持政府，玩弄政治技巧，推迟国民议会选举，并制定出新的选举法，结果在1951年6月17日的国民议会选举中，人民联盟仅获118席。当然，与其他非共产主义政党相比，这一胜利还是不小的。社会党得104席，人民共和运动得85席，激进党得94席，右翼政党得98席。但是，这一结果与戴高乐的乐观想像相距甚远。他自己称，这一结果是“有限的”。与1947年相比，法兰西人民联盟遭到了重创。法兰西人民联盟获得的席位，远未达到左右议会所需的席位。这意味着，就戴高乐所提出的目的而言，人民联盟完全失败了。
于是，在戴高乐面前出现了法兰西人民联盟今后策略的问题。当时有两种可能，或融人多党生活，在政府中与其他党分享一块独立“园地”，或继续进行反第四共和国的斗争。戴高乐选择了第二条道路。法兰西人民联盟议员党团必须尽力破坏议会机器的运作。
但是，远非所有法兰西人民联盟议员党团的代表都像他那样热心于消灭传统的议会制和多党性。他们很多人宁愿议会演戏，以便自己当部长和为升官开辟道路。首先是法兰西人民联盟总书记、国民议会党团主席雅克·苏斯戴尔，他不听戴高乐劝说，竟然接受总统要他组阁的要求，出任总理。戴高乐对此很气愤。有一次，他对一位当选议员的联盟成员说：“要是没有我，你就当不了议员。”而这位议员理直气壮地回答说：“要是没有你，我早当上了部长。”看来，戴高乐对这种不可逆转的反叛势头，已无能为力。原来一拥而上的法兰西人民联盟大有一哄而散之势。
果然，1952年3月，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有27名法兰西人民联盟议员参与的“倒戈”事件。他们公然违抗戴高乐的指示，投票赞成曾任维希政府国务委员的安托万·比内出任总理。戴高乐愤怒而伤心地说：“我拯救法国不是为了把它交给比内。”同时，他向女婿阿兰·德布瓦西厄表明，不要再指望通过法兰西人民联盟在议会的活动重新掌权了。
1953年4月，法兰西人民联盟在市议会选举中又遭惨败，总共仅得10％的选票。在政府公布选举结果的第3天，即5月6日，戴高乐将军承认法兰西人民联盟失败，宣布自己退出法兰西人民联盟，并允许联盟在议会的议员可以个人名义各行其是。至此，法兰西人民联盟实际上已名存实亡了。6月，戴高乐又发表了一个措词强硬的声明，说：“凡参加政府的联盟成员即自行脱离联盟。”
戴高乐对法兰西人民联盟的这段历史非常寒心。他在法兰西人民联盟破产之际的一些谈话中充分流露出了他的痛苦和失望之情；他还指责法兰西人民联盟的一些活动家，说他们当了代表就只想升官，不顾组织的利益。至于自己的命运，将军持悲观态度。他说：“这是在现代体制下我的行动的终结。”他曾谈到死，谈到多年后他会得到理解。他在那些日子里曾阴沉地说：“巨人的时代结束了。罗斯福走了，斯大林死了，丘吉尔准备走下舞台了，戴高乐也再无事可做了。”
但是，他那非凡的毅力和活力，他那不安分的激情，仍反对他彻底引退。在这期间，他接受了记者让·莱蒙·图尔努的长时间访问，对许多现象，特别是法国的形势，做了非常悲观的分析。然而，他的结论是乐观的，他还谈了很多有关未来的“国内的1940年6月18日”。“这一次，——他说，——不是发生在伦敦……如果我必须重复‘6月18日’的话，那我必须在我周围有一个能人核心。”的确，他的确是一位有作为的人。但是，他仍不得不再回到自己的乡村，自己的塔楼。不过，与1946年的回归不同，他这次的回归远不如上次的回归那么光彩。让·拉库都尔写道：“他这次回家时已不再是作为一个伟大的英雄，而是作为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失音隐士。”
此后，戴高乐对存在长达5年之久的法兰西人民联盟一直不愿旧事重提。甚至在他的《战争回忆录》中，对这个组织只含糊地一笔代过，连它的名字都回避了。这可能因为他自己也认为，创建法兰西人民联盟只不过是一场闹剧，不值一提。但是，实际上法兰西人民联盟的经验与教训对戴高乐后来的顺利复出和连任总统绝不能说毫无影响。因为通过联盟的兴衰，戴高乐更加深刻地了解了法国的国民性格和法国政治，从而使自己在走上伟大政治家的道路上迈出了沉重而有益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