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不久，将军在一次个别谈话中痛心地说：“解放后，我三次试图拯救国家。我三次都失败了。我曾想给法国一部它需要的宪法，但无人听我的意见。我建立了法兰西人民联盟，并想借助这个联盟重新掌握国家命运……但是这个联盟在1952年垮了。这是第二次失败。我想于胜利日到凯旋门去走一走。有人告诉我，巴黎人民将在那欢迎我。但当我来到星形广场时在爱丽舍大街的人群却不多。这是我第三次失败。”
驻阿尔及尔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成员（菲利普、普利文、勒特罗凯、卡特鲁、加比唐、蒂克西埃、雅基诺、戴高乐、德芒东、克耶、迪特尔姆）于是，戴高乐将军决定站到国内斗争之外，重新试图摆脱某种窘境。1955年7月2日，他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
他对新闻记者们说：“已经一年多未同你们见面了。一切都使我预见到，我们还要过很长时间才能再次见面。因为，我打算不再参与政治活动。”
然后，戴高乐对主要的外交问题做了评论。至于国内的政治问题，戴高乐强调说，他对1956年行将进行的选举完全不感兴趣。谈话结束时，他说：“我向你们说再见……这可能要很久再见。”
1955年7月举行这次“告别的”记者招待会后，到科隆贝来访问的人明显减少了，将军到巴黎索尔菲利诺街也很少了。这是戴高乐最感孤独的岁月。在这孤独的岁月里，他密切关注着国家的形势。好像没有任何事情能说明他可能重新掌权。据社会舆论研究所的资料统计，1955年底，在100个法国人里只有1个人提出要建立以戴高乐为首的政府。到1956年上半年末，在100个法国人中已经不是有1人而是有8人拥护成立戴高乐政府了，因为这时国家“体制”的无能已引起广泛的不满。
1954年11月1日爆发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如同肿瘤开始迅速摧毁第四共和国的机体。居伊·摩勒政府承认阿尔及利亚的邻国突尼斯和摩洛哥独立，但在阿尔及利亚的问题上却使法国政策走人了死胡同。阿尔及利亚问题十分复杂，因为阿尔及利亚与法国本土之间仅有一海之隔，既是法国本土南部的屏障，又是法国控制北非、地中海乃至全部法属非洲的战略基地。在阿尔及利亚除有900万原阿拉伯居民外，约有120万欧洲人，基本上是法国人。法国总习惯于把阿尔及利亚像阿尔萨斯和洛林一样看作是法国的一部分。在1954年底，当在阿尔及利亚爆发解放战争时，法国各政党，除共产党外，都主张对起义运动进行武装镇压。在大选前，居伊·摩勒允许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但当他担任政府领导人后，很快向殖民主义新的要求投降，开始扩大战争。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动用了近50万人，但战斗行动奏效甚微。战争的继续需要大量经费、人员和武器。战争引发了尖锐的内部斗争，影响了法国的国际地位。
从1956年春开始，报上常常说，只有戴高乐才能成功地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毫无疑问，他有一个采取坚决措施的方案，能把法国救出日益沉重的危机。与此同时，舆论强烈要求国家进行改革，尽速强化政权，以使其能定下决心，采取行动。法国的大律师们提出了符合要戴高乐出山要求的国家改革方案。
1956年4月，很多知名人士开始访问戴高乐。5月初，访问戴高乐的有激进党领袖孟戴斯一弗朗斯及阿尔及利亚总督拉科斯特。
当时，各敌对政党发出的相互矛盾和虚伪的声明和诺言导致社会混乱不堪。在这不可思议的一片混乱的气氛下，法国喘不过气来，已经没有人能提出什么肯定的许诺。社会各界感到无望。
在这种形势下，戴高乐于1956年6月在埃恩抵抗战士纪念碑揭幕式上第一次发表长时间讲话。久已沉默寡言的将军现在似乎面貌一新。他说，法国过去没有经受这样的考验，他对未来抱有信心。8月，将军访问了安的列斯群岛及法国在太平洋的其他领地，到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戴高乐重又谈到他对未来的信心：“法国定将恢复它的伟大，否则它就不是法国。”
当戴高乐渐渐成为人们希望的象征的时候，不走运的居伊·摩勒政府却使国家陷入深渊。这位原英语教师胆怯、虚荣、软弱，无意中执政后，采取了不可思议的冒险行动。他利用法国对埃及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不满，竞决定开辟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第二战场”。居伊·摩勒同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和英国首相艾登秘密达成协议，共同对埃及发动进攻。这是法国历史上最短的一次战争，但这也是最可耻的一次战争。法军同英军于1956年11月5日在塞得港登陆，6日即被迫作为侵略者宣布停止军事行动。由于莫斯科发出严重警告，联合国进行干预，华盛顿公开拒绝支持侵略，结果这场战争像闪电般出其意料地失败了。阿尔及利亚的爱国者受到法国在苏伊士失败的鼓舞，加强了自己的战争行动，遂使阿尔及利亚的形势日趋恶化。
戴高乐将军密切关注着这些事件的发展，尽管他没有发表任何公开声明。他早就知道准备进攻埃及的情况，因为有一位将军随时向他通报情况。他原则上赞成对埃及采取最强硬的路线。但在私人谈话中，他愤怒的只是这项作战的准备和组织欠佳，特别是全由英国人指挥。将军很蔑视地对居伊·摩勒政府的一位成员阿兰·萨瓦利说：“法国成了以色列和不列颠人的仆从！等待英国人！英国人总是来之过迟！”
居伊·摩勒在苏伊士冒险的结果，使法国得到的石油比原需要量减少了1／3。苏伊士运河关闭，往来断绝。运河开放后，法国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通货膨胀加剧，货币储备几乎消耗殆尽。在那非常严峻的冬天，法国各城市的情景一片阴暗。缺乏汽油的汽车结冰、积雪，一列列停在街上不得动弹。物价飞速上涨。居伊·摩勒给第四共和国的打击已使第四共和国不得翻身。
戴高乐将军这时有两种感情。一方面，他看到第四共和国体制加速衰败，感到增加了自己东山再起的机遇。另一方面，他痛苦地感受到法国遭到新的失败、失去在近东的重要阵地、国家形势江河日下、国际威望下降……但他仍关心发生的事件，当广播最新消息时，他总在收音机旁听广播。他对巴黎政界的意见愈益尖锐地说：“乱七八糟……小丑……他们没有希望……傀儡……整个的体制都腐烂了。”即使是在痛苦的日子里，他也能保持沉着、耐心，决不失望。
1956年12月，戴高乐应邀去圣西尔军校访问；那里是他在近半个世纪以前学习过的地方。学校邀请他这位老“圣西尔”来主持一个庆祝仪式：毕业学员向新一届学员移交旗帜。病体尚未康复、66岁高龄的将军抑郁地观看学员的分列式行进。当初，他也曾扛着步枪站在圣西尔学员的队伍里，而且也是穿着这样的军装。但是，从那时起，一切都变了！著名的军校如今已换了地方。原在巴黎附近的圣西尔军校的古建筑已于1944年被英国飞机炸毁，剩下一片废墟。现在，圣西尔军校远离首都，位于布列塔尼的科特克丹军营。
一切都变了。可是，法国军队的本身状况却绝未变好。法国解放后，它先后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进行肮脏的战争。不久前，它蒙受了苏伊士冒险的耻辱。它总是失败。圣西尔军校和其他军校每年毕业的军官总不足以补充不光彩的损失。部分法军部署在欧洲，但它在那里是服从北大西洋联盟指挥的。在戴高乐到圣西尔前不久人们就已得知，从1957年初开始，法军所属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中欧的部队将由德国将军施佩伊德尔指挥！戴高乐年轻时深受维尼、贝玑和巴雷斯军事浪漫主义精神鼓舞，对法军未来的伟大光荣抱有无限幻想。但从那个遥远的时候起，却出现很多使他感到可怕的荒谬的恶梦。现在，这成了现实。
不过，将军仍然勉强地以军官的自豪感和圣西尔学员的优越感来鼓舞青年们。他对学员们说：“你们选择了军人职业。这个职业要求要放弃自由，放弃金钱。这一职业要求要经受严重的考验，忍受时时的痛苦和年年的烦恼。但是，它将使你们成熟，使你们感到为伟大的事业服务而快乐，使你们自豪，有望完成伟大的事业，使你们对光荣和洛林十字军旗抱有坚定不移的最美好幻想。”
按照老军人的传统和义务，他也应该在此讲这些话。但是，戴高乐不想仅限于此，他蔑视一切教条，他回忆起法国所经受的“颓废”。他强烈评击威胁法军自身存在的“体制”，说那种体制“要把法军淹死在北大西洋和欧洲的整体里”。他说：“你们是在阴郁的情势下开始军队生涯的。”但是，他在结束讲话时，对法国的命运表示了乐观的信念：“圣西尔的学员们，我告诉你们，我永远不会对未来的法国失去信心。”希望、信念之火重又点燃，这在他当时少有的公开讲话中显得特别突出。……但是，在这次讲话中，他丝毫没有谈到阿尔及利亚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