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认为，这个声明是允诺事实上正式承认阿尔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这一新的提法在政府里引起了很大震动，甚至也触怒了他的总理德勃雷。德勃雷愤怒地抗议说：“但是，要知道，这绝对不符合我看过的提纲！”戴高乐诚恳地回答说：“是的。我原未想说阿尔及利亚共和国。这是真的。可是，我说出了这话。最终这样做还是比较好，因为最后终将如此。”
当然，这也更加激怒了“极端分子”。他们同戴高乐的较量进入了公开摊牌阶段。一时间，他们在阿尔及利亚成立的“法国的阿尔及利亚阵线”和设在法国本土的“保卫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阵线”相互配合，积极行动。11月11日，他们在阿尔及尔组织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抢劫了几幢大建筑物。与此同时，朱安元帅在巴黎宣称：“虽然我和戴高乐将军有50年的友谊，可是作为一个高级将领，作为一个阿尔及利亚人，我要提出抗议，我反对抛弃我们阿尔及利亚兄弟的主张。”定居在西班牙的萨朗将军公开宣称：“我不赞成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从现在起，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负起责任来……”另外，在法国本土的一些极端分子代表人物也都虎视眈眈，蠢蠢欲动。
针对恶化的形势，戴高乐也加快了他实施自决政策的步伐。1960年11月16日，戴高乐在内阁会议上宣布，他决定提出阿尔及利亚问题，预定1961年1月8日进行全民投票公决。为了确保这一决定的实施，戴高乐未通过总理而直接任命自己的战时伙伴、老外交家若克斯出任隶属总统负责阿尔及利亚事务的国务部长，任命让·莫兰接替德卢弗里埃，出任驻阿尔及利亚总代表。
这几天恰值戴高乐70华诞。他在接受来宾的祝贺时说：“你们高兴看到我老了吧？”这时，他的内心充满悲观情绪。他的确已感觉到精力日衰，健康一天不如一天。他说：“我的生命正在渐渐消失。”他回想起过去“自由法国”的时代，说：“我在伦敦的所作所为使我感到鼓舞。而现在……”戴高乐力图保持“6月18日”人的形象，所以在公开场合不戴眼镜。但他看不清伙伴的脸盘，只能看到前面的一个影子。大约就在这时，在接见刚果共和国的天主教神父尤里别尔·尤拉时，他看到尤拉穿着长袍，就对他说：“夫人……”将军痛苦地讲述这个插曲，说明自己感到体力日衰，多么不快。可是在这里他的个性力量占了上风，他声称：“在人的生活中，就像在民族的生活中一样，常有绝望的时刻。但是意志坚强的人绝不会向绝望投降。”
形势又要求他要高度地镇静和自制。1960年12月8～13日，戴高乐最后一次访问阿尔及利亚。他想为下一步的国家自决准备军队和行政机构。那里的形势依然紧张，欧洲居民愤怒不已。他不是在1958年自己一去就把那里的叛乱平息了吗？那时，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欢迎他，见到他热烈欢呼，而现在那些人见到他却是另一副面孔。萨朗将军的间谍专程从西班牙来到阿尔及利亚，想组织游行示威，甚至发动新的叛乱。他们甚至设想在混乱中把戴高乐杀掉，让萨朗执政，以保证“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事业的胜利。在戴高乐这次抵达阿尔及尔前夜，当地宣布总罢工，极端分子号召居民游行示威。在这时专门印发的传单中，有的说“要对戴高乐说‘不’”，有的说“决定命运的时刻来到了，明天将太迟了”。12月9日，戴高乐会见了大批集聚的人群；他们对戴高乐的态度完全不同于戴高乐过去历次的访问。欧洲人对戴高乐公然持敌对态度，他们高呼：“阿尔及利亚足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拯救阿尔及利亚！”而戴高乐会见的阿拉伯人则高喊：“戴高乐万岁！”“阿尔利亚是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本地的居民第一次公开表达自己的意愿。
戴高乐仍像平常一样，极力保持冷静，掩饰着因同胞们的表现而愤怒的心情。他常常直接走进人群，同人们握手，好像没有听到法国人敌意的喊叫一样。情况非常紧张。第二天，又有游行示威。穆斯林打着阿尔及利亚共和国白绿色旗帜上街，高喊：“民族解放阵线万岁！”顿时发生了冲突，枪声频传。“极端分子”向穆斯林发起攻击，到处发生巷战，伞兵对阿拉伯人群开火，街上有数百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戴高乐乘直升飞机在阿尔及尔和奥兰上空看到了这一切景象。但他没有失去自制力，依然保持镇静。
“极端分子”发动血腥冲突，企图瘫痪自决政策，但又得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戴高乐从此得出结论，决不能允许谈判再继续拖延，当然要考虑到对法国最有利的条件。根据这一精神，全民投票公决，在1961年1月如期举行。在全民投票公决中，有75％的选民对戴高乐投了赞成票。虽然投票人数比1958年少，但表明他得到了新的信任。
1月15日，民族解放阵线领袖通过瑞典政府转告，他们准备派人同戴高乐私人全权代表预先秘密会晤。将军把这一任务委托给当时担任洛希尔银行总裁的蓬皮杜。蓬皮杜以“参加冬季运动”为由在银行请了假，于2月19日到达瑞典，在卢塞恩同阿尔及利亚人会面。蓬皮杜返回巴黎，又重去“溜冰”。3月30日，法国发表正式公报称，不久将在埃维昂正式举行法阿谈判。次日，在这个边境疗养小城埃维昂发生一起爆炸事件，市长哈米尔·布朗被炸身亡。接着，全法国发生连环性暴炸事件，在波旁宫也有一颗炸弹爆炸。
事情是这样，3月初，军政界“极端分子”在瑞典举行代表大会，成立“秘密军队组织”，其领导人是萨朗将军。他决定，为反对阿尔及利亚和平，应组织多处爆炸，以使法国陷入惊惶失措、混乱不堪、政治动乱之中。“极端分子”下决心，要铤而走险，同戴高乐展开一场血战。
在1961年1月全民投票公决后，法国政府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进行正式谈判的道路终于打通。3月30日，双方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定于4月7日双方代表在埃维昂会晤。
4月21日夜，在阿尔及利亚发生了震惊全法国的四将军政变。4月22日晨，阿尔及利亚电台发布消息说，到达阿尔及利亚的夏尔、儒奥、泽勒将军已秘密夺取政权。原来，他们于当日凌晨派出几个伞兵团，迅速夺占了首都阿尔及利亚的所有重要设施，并逮捕了戴高乐派驻阿尔及利亚的总代表、总司令、警察总监和正在那里视察的公共工程部长。夏尔任命自己为驻阿尔及利亚总司令，并宣布自己“有权”把这一行动扩大至本土。事发后飞抵阿尔及尔的萨朗将军与上述3将军会合，事态进一步扩大。他们夺取了奥兰和君士坦丁的政权，并声言要派伞兵空降巴黎。22日上午9时，四位将军宣布一项命令：实施戒严；成立军事法庭；逮捕一切参与放弃阿尔及利亚的人员；粉碎来自任何方面的反抗……
这时在巴黎，惊惶笼罩了“马蒂尼翁大厦”。伞兵向巴黎空降着陆的威胁使德勃雷心慌意乱，不知所措。他到电台广播，号召居民愤起抵抗：“一听到汽笛声，你们就赶快步行或坐汽车到机场去……”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总喜欢开玩笑的法国人说：“为什不叫人骑马去呢？”
戴高乐将军显然与部长们那样犹豫不决和惊慌失措不同。“他们怎么胆敢如此？”——他喊道。在得知阿尔及利亚的事件后，他立即采取对军事叛乱进行镇压的方针，尽管要实现这个方针并不那么简单。这时，他的命令一般难以按要求下达军队，因为他的军事办公厅主任博福尔是叛乱分子的同谋。但是，戴高乐对4个将军冒险成功的可能性没有估计过高。他甚至没有改变当天的作息日程。他很了解领导叛乱的这几个人的情况，对他们的勇气和能力了如指掌。对夏尔将军将率伞兵来巴黎的警告，戴高乐回答说：“如果这是费德尔·卡斯特罗，那是可能的。但不是夏尔。”4月23日夜，戴高乐带讽刺意味地问惊慌失措的部长们：“怎么回事，怎么他们还不来空降？”他认为，军队的大多数不会支持那几个将军。实际上，跟着他们跑的只有1．5万个伞兵。开始的时候，戴高乐甚至不想到电台发表广播讲话。但是，4月23日晚8时，他还是身穿军装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尖锐地谴责了叛乱后，说：“为了法国，我命令，必须采取一切手段，我强调——一切手段，布下天罗地网……我禁止任何法国人——首先是士兵执行他们的命令……法国男女公民们，帮助我吧！”
戴高乐的这一席讲话起了神秘作用。24日，叛乱气焰减弱，参加叛乱的中下级军官开始动摇，形势急转直下。25日晚，泽勒换上便衣逃跑。26日上午，夏尔投降。未几，泽勒被捕，并立即与夏尔一道被宪兵押送巴黎。而萨朗和儒奥则乘卡车逃跑，转入地下参与“秘密军队”策划谋杀戴高乐的阴谋活动。
至此，四将军叛乱犹如升空爆竹，发生一声巨响后，便烟消云散，被戴高乐彻底粉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