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自己的路，修改新宪法，奠定阿尔及利亚和平，率先同中国建交，又多次险遭暗杀。
在剜掉阿尔及利亚这个脓疱、经过震惊世界的勒泊蒂一克拉马暗杀事件之后，政府考虑的一个突出问题，如何加强戴高乐总统的安全保卫工作；而总统所考虑的一个突出问题则是如何继续“走自己的路”——进一步完善第五共和国的政治体制。
政府之所以考虑这一突出问题，是因为阿尔及利亚问题解决后，国内政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第四共和国时期的一些主要政党和政客并不甘心戴高乐继续执政。原来他们支持戴高乐复出，那是因为时局所迫，需要他，不得已而为之，是权宜之计。现在法国政局渐趋稳定，他们怕戴高乐继续执政会影响他们的利益，便转而反对戴高乐，想逼戴高乐下台，甚至想支持“秘密军队”把戴高乐干掉，最终恢复他们梦寐以求的第四共和国。
戴高乐之所以考虑这一突出问题，那是因为他有一个远大的抱负——推进法兰西的复兴。在戴高乐看来，虽然他本人是按照第五共和国宪法第89条规定，由一些知名人士组成的选举团选为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的，但是，这种选举制度仍容易受制于政党势力的影响。为了长治久安，确保法国的复兴，必须修改宪法，把由选举团选举总统改为由选民直接选举总统。然而，议员们一想起当年路易·波拿巴经普选当选总统后一跃而成为终身皇帝时，莫不心有余悸，总怕戴高乐会进一步削弱议员的权力，因而奋力反对戴高乐修改宪法的想法。当时参议院议长莫内维尔于1962年2月指示参议院说，若要修改宪法必需经议会同意。甚至有人叫嚷：“全民普选！——政变！——绝对君主化。”
这样一来，形势更加复杂。戴高乐决定：排除万难，“走自己的路”。但他每走一步仍要遇到不少险阻，真可以说是步履维艰。
至于戴高乐的个人安全问题，他自己一向重视不足。塞纳河桥边暗杀事件发生后，内政部长弗雷为了加强总统的安全起见，专门调来一辆灰色高级防弹车，想把总统那辆黑色的“雪铁龙”牌轿车换下来。但总统执意拒绝这一精心安排，仍坚持使用自己原用的那辆轿车。勒泊蒂一克拉马事件后，政府宣布，今后总统的安全问题，由内政部长直接负完全责任。但总统外出时，往往不通报弗雷；到外地视察时，仍喜爱“群众海洋”，喜欢到群众中间和群众握手，根本不重视这样做可能出现的危险。
幸亏，“全国抵抗委员会”曾决定：在戴高乐同旧政党领导人就修改宪法进行斗争尚无结果期间，。暂停对戴高乐的暗杀活动。显然，他们指望旧政党可在这场斗争中取胜，从而迫使戴高乐下台。可是，他们还是失算了。
这时，戴高乐深信，必须利用继阿尔及利亚独立、勒泊蒂-克拉马暗杀破产后出现的相对稳定的大好形势，加速推进修改宪法的步伐。戴高乐认为，要加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采取全民公决，让人民直接投票，直接授权，而不是让议会投票，让议会授权。实行全民投票公决，既能反映出广大选民对一些重大决策的看法，更能反映出广大选民对共和国总统的信任程度。凡属重大政策，都必须根据宪法授权，让人民直接投票表决，让人民真正当家做主。这也是戴高乐在1962年五次运用全民公决取胜的经验之谈。戴高乐认为：“国家政权需要有个头；第五共和国宪法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使国家有一个领袖。”有些人据此攻击他，说他有独裁野心。他则断然反驳说，他决不做独裁者，但要有实权。他每每以反法西斯胜利后不久自请引退而把权力还给共和国的事实，说明自己从来无意实行独裁统治。他说，如果他有独裁之念，那当时完全可以不必辞职。在他看来，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不论从国家利益的需要考虑，或者从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考虑，都必须加强总统的权力。
有人说，按1958年第五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元首应由一个选举团选举产生，并未提出国家元首应由公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而现在戴高乐提出，要规定总统应由公民普选产生，这是完全违反宪法的。戴高乐也对此进行了有力的回击。他引用宪法第13条：“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和通过公民投票来行使国家主权。”他还多次讲话，希望所有选民投他一票，并且明确表明，如果不能达到他的愿望，他的“任务很快就会结束”。
经过深思熟虑后，戴高乐于1962年8月29日通知内阁：“我准备建议修改宪法，以确保政权的连续性。”这一通知使部长们困惑不解和惶恐不安。虽然部长中只有1人要求辞职，但几乎所有部长都试图说服他放弃这一危险想法。蓬皮杜总理及其前任德勃雷、立宪会议及立宪会议主席诺埃里、各部部长、两院主席及爱丽舍宫办公厅同事，都不同程度地想促使戴高乐改变自己的想法。更不用说各政党了，面对总统的计划，他们极度不满，叫道：“人民公决！政变！绝对君主化！”一些传统政党组成了一个所谓说“不”的拥护者卡特尔。原总统科蒂也指责戴高乐。原来，几乎所有政府成员都指望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之后能出现一个稳定、缓和时期，不愿意再动荡了；现在，他们希望政局不要再出现风波——不要再修改宪法。
但是，这些希望如今都化为泡影。因为戴高乐的意图总往往令人难以捉摸。他是一位伟大而富有胆略的政治家，其所见往往独特。他针对众人不同的意见说，要知道，议会的每个代表只能代表一个人数不多的选举范围，而总统一个人将代表全国，并成为人民主权的体现。戴高乐说，近一个世纪来，共和制的法国是一个“没有脑袋的躯体”。总统应成为这个脑袋。但与正式发表讲话不同，他在私人谈话中毫不掩饰自己思想里的君主主义实质。“总统的作用，——他说，——应带有君主性。”按他的话说：“法国需要君主政体，但不是继承以神权为基础的君主政体，而是由选举产生的政体。现在，我来为法国而执行君主的职能。”将军最终不愧为自己父亲的儿子；他父亲自称为“怀旧的君主主义者”。儿子是“获得胜利的君主主义者”。他的行动不顾法国共和制的一切传统。有人认为，他试图把18世纪的国家机构强加给20世纪中期的法国。法学教授莫里斯·杜维尔热写道：“总统的普选——这同旧君主政体在兰斯的加冕仪式别无二致。”
9月12日，政府发表公报称：“戴高乐将军已经表明有意通过公民投票的途径，向全国建议，今后共和国总统将通过普选产生。”据此，政府决定就普选总统举行公民投票。
9月20日，戴高乐发表电视广播演说，明确说了进行这一改革的必要性和目的。他说：“总统必须明确得到全国的信任，才能有效地履行宪法赋予的职权……那些针对我的阴谋和暗杀，使我有义务尽我所能保证在我身后有一个巩固的共和国。这就意味着，共和国要有牢靠的最高领导。”他还说：“对于那些在我之后继任总统的人来说，他们没有像我这样的全国威望……为了使他们有充分的权力全面担负起最高责任，不管这个责任何等沉重，为了使共和国在还存在分裂阴谋的情况下，能够继续巩固，卓有成效和深得人心，他们必须直接得到全体公民的信任。”
关于此举的意图，戴高乐后来在《希望回忆录》里说得更清楚。显然，他提出修改宪法的目的不只是为扩大他个人的权力，更重要的是要限制那些常在国家生活中制造麻烦的各政党的影响，从而保证国家政策的连续和稳定。他在《希望回忆录》里说道：“将来我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离去之后，除非继任的国家元首拥有全体人民授予的惟一最高权力，否则这些政党就会千方百计地恢复过去的制度……我的举措如能取得成功，将使它们要我不久就下台的希望迟迟不能实现。特别是，如果我的提议获得通过，它们重返老路的机会将大为减少。”
10月3日，国民议会开始就宪法修改方案进行讨论。带头对修改方案进攻的是雷诺。此人过去曾支持戴高乐主张建立坦克军，现在领导“独立者”右翼党。除保卫新共和联盟而外，其他各政党领袖都反对改革。
戴高乐在巴黎蒙特帕纳斯火车站（1944年8月25日）10月5日，除保卫新共和联盟外，各政党联合对政府提出弹劾案，指出：“鉴于共和国总统绕过议会两院修宪的做法违反了他本应捍卫的宪法义务，他的这一行动打开了一个缺口，有朝一日，一个冒险家可能通过这条途径推翻共和国并取消自由权利，所以决定弹劾政府。”结果，经过一场激烈辩论后，弹劾案以250票的绝对多数获得通过。这就意味着议会对政府通过了不信任案。这在第五共和国历史上，政府是第一次被议会推翻。
次日，蓬皮杜向戴高乐提交内阁辞职声明。戴高乐随即决定解散国民议会。10月28日举行全民公决，之后重新举行大选。
争票斗争由此开始了。戴高乐几次通过电台和电视发表讲话。他的敌人展开反攻。他们有不少可信的理由和可能进行斗争。在巴黎的12家政治日报中，只有一家无条件支持戴高乐，两家中立，两家有保留，7家绝对反对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