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晴空万里，春意盎然。
骤起“五月风暴”，戴高乐自陷自设的陷阱。
总统“失踪”，取得最后一次胜利。
1968年5月，戴高乐东山再出，重新执政已满10年。在这10年里，他凭着他那超人的才智和胆略，克服了重重困难，解决一个又一个复杂问题，多次使局势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包括：独立外交政策连连取胜；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国内局势稳定，经济繁荣，黄金外汇储备充裕，法郎坚挺，人口负增长的形势也得到有效的扭转。总理蓬皮杜定于5月2～11日访问伊朗和阿富汗，去扩展法国石油政策对美、英取得的战果。总统本人定于5月14日出访罗马尼亚。美国和越南已酝酿和谈，法国首都准备作为和平首都来接待美、越将前来和谈的使者。种种迹象显示，法兰西似乎晴空万里，巴黎一片春色。难怪戴高乐得意洋洋地于4月28日对副官弗洛伊克海军上校说：“如今再没有什么棘手的问题要对付了，也再没有什么英雄业绩可创造了，我反倒觉得没劲。”
然而，谁能料到，天有不测风云。戴高乐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并未得到全体国人的理解和支持。先是巴黎大学生闹事，继而工人、政客和阴谋家相继行动，形成“五月风暴”。一时间，巴黎失控，一片混乱，暴乱分子频频与警察冲突，并高喊“绞死戴高乐！”的口号。面对危局，政府的部长们个个心急如焚，束手无策，而总统则竟演出“总统失踪”36小时的闹剧来。幸而，最后戴高乐还是以其非凡的勇气、超人的才智和独有的魅力，在这强烈的风暴中赢得了在他政治生涯中的最后一次胜利。
有人说，“五月风暴”是突如其来的，其实并不尽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可以说，“五月风暴”是法国国内的诸多潜在激化的结果。
首先，正当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美国洛克菲勒集团总裁正式参加总统竞选、越南拒绝同美国代表在河内会晤及捷克出现杜布切克登台的一些重大国际新闻之际，法国大学生由于对陈腐的教育制度和教育管理体制不满和受性解放浪潮的冲击，纷纷要求彻底改革教育和给予性自由。
面对大学生的要求，当局采取了一些并不全面的举措，制定了一个相应的规定：男生无论成年与否，均可于晚11时前在房间内会客；达到法定成年的女生，可随其所爱，自由行动；如到未成年的女生房间访问，必须得到女生父母的同意。可是，当这些规定正在讨论之际，学潮就开始了，而且一发不可收拾，直到席卷全国。
首先发难的是位于巴黎西郊的农泰尔文学院（现巴黎第十大学）的学生。1967年11月，该院大学生首先对现行教育制度提出疑问和指责，强烈要求改革考试制度、允许参加学校管理，并纷纷成立各种学生社团，不断扩大讨论议题，逐渐表明各自的政治倾向。这时，西方国家的许多首都的学潮也风起云涌，大有波及巴黎之势。农泰尔学院不禁惊慌万状，在当局支持下，暗中整理闹事学生的黑名单，并请求动用警察加强戒备，以致更加激化了与学生的矛盾。
1968年2月，位于巴黎西郊最荒凉地区的农泰尔文学院校园，到处充斥着摇滚乐、汉堡包及性革命，已成为戴高乐主义者所极端厌恶的法国青年的“乐园”之一。当月中旬，青年与体育部长弗朗索瓦·米索夫到该院为一个室内游泳池竣工发表讲话。忽然，一个红发德国留学生尼埃尔·科恩·本迪跳出来打断他的讲话，放肆地要求结束男女生宿舍隔离的做法，同时有一帮同伴为他呐喊助威。米索夫为避免引起这一问题的争论，没有理会他的要求。可是，科恩·本迪仍不肯罢休，于3月22日，先是闯入女生宿舍，后又烧毁了一面美国国旗。学校叫来警察，捉了几个学生。结果，引起学生更强烈的抗议。学生们由科恩·本迪带头占领学校，静坐示威。最后，经过激烈谈判，学生才同意恢复正常秩序，但要求学校把他们的不满如实上报有关领导。同日，科恩·本迪率领一帮人，占领学院办公大楼，遭到警方干预。4月，学生运动波及其他一些省区。26日，科恩·本迪在学生大会上发表演说时遭拘捕，警察搜查了他的住宅。
1968年3月，巴黎大学生纷纷上街游行，抗议美国侵略越南，结果与警察发生冲突，6人被捕。
1968年4月3日，戴高乐在内阁会议上倾听了此事的报告。他说，男女生同居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接着，他决定对大学入学程序进行改革，取消“凡通过中学毕业会考者均可自动升入大学”的规定，并制定了择优录取的办法。这些举措反而更引起了农泰尔学院学生的不满。这年4月，整个农泰尔学院完全被无政府主义笼罩了。
5月1日，巴黎相对平静，天下着雨。多少年来，法国第一次出现未出任何事故的“五一”节游行示威。然而，就在这天，农泰尔学院学生继续举行群众集会，与警察发生冲突。还是在这天，已获释的科恩·本迪因煽动学生占领校园而被该院纪律委员会召去警告。
5月2日，巴黎大学生的活动引起普遍的关注：在以札克卢为首的“忿激派”举行了一次新的游行示威后，学潮不断扩大。鉴于局势失控，巴黎学监宣布农泰尔学院无限期停课，直至恢复平静。这实际上意味着宣布该院关闭。
同日，总理蓬皮杜和外长顾夫·德姆维尔仍按原计划出访伊朗和阿富汗。临行前，他们宣布由司法部长若克斯代行总理职务，主管国家大事。实际上，内阁由总统直接掌管，真正的大事，若克斯并无权做主。
农泰尔学院被关闭的消息不仅没有平息日益此起彼伏的学潮，反而使学潮扩大到巴黎中心的索邦大学（巴黎大学本部）。5月3日，科恩·本迪等8名带头闹事的农泰尔学院学生到巴黎大学本部接受纪律委员会传讯时，集聚在校园的几百名学生一哄而起，起来反对当局关闭农泰尔学院和传讯闹事学生，一些极右翼团体的学生甚至还筑起了防御工事。形势十分危急。索邦大学校长罗什提出要求，经教育部长同内政部紧急磋商，决定出动警察到索邦大学校园控制局势。警察首次包围索邦大学，开进校园，以棍棒和催泪弹驱散学生，并把一些学生押上警车，把其中的4名学生关进桑地监狱。索邦大学也被宣布关闭。这是法国大革命以来，政府首次进入索邦大学的领地对学生动武。这时，在群众看来，法国的“自由”、“民主”已荡然无存，都成了空话。于是，闹事的学生得到了广泛的同情。当晚，在以文化教育闻名遐迩的拉丁区也发生了骚乱，学生与警察之间的冲突持续了5个小时之久。骚乱者仿效法国革命的传统战法，撬起铺路石，筑起街垒，与警察抗争。结果，20多名学生受伤，400名学生被捕。
5月6日，不少青年被投入监狱，拉丁区又发生多起骚乱。圣米歇尔大街及其附近已成了战场。到了晚上，巴黎的登费罗歇罗和圣日尔曼两个区又发生严重骚乱。学生们匆忙用铁栅和门板设置路障，把汽车推翻焚毁。当局从科西嘉调来增援的警察用催泪弹驱赶学生。学生则用石块同警察搏斗，街上一片混乱。到午夜时分，约400余名学生和200余名警察受伤，422人被捕。
这时，暴乱的范围已经不限于巴黎。从格勒诺布尔、波尔多、克莱蒙费朗、普罗旺斯、鲁昂、斯特拉斯堡、图卢兹、南特和第戎等地，都传来了骚乱的消息。
随着事态的发展，目睹警察的镇压，巴黎市民开始支持学生。5月7日，约有2万名学生及群众，手挥红旗，高唱歌曲，来到凯旋门，闹哄了一阵，又返回拉丁区。街上混乱不堪，巴黎面临崩溃。
然而，戴高乐将军并未感到特别不安。他说，骚乱是稚气的表现，那都是些怕考试的学生干的。同日，将军接见一个议员小组，对他们说：“高等学校应当改革，实现现代化。这一点我深信不移。但是绝不能允许敌人呆在大学里，不能允许在街上暴力横行。”他对学生破坏秩序的行为感到愤怒。斗殴、纵火、街垒，这一切使他忍无可忍，他愤怒地向部长们宣布：“这意味着对力量的考验。我们不能容忍这种情况。首先应该恢复秩序……这些混蛋学生不想复课了。他们想搞中国文化大革命。毫无道理！谈不上让步的问题。”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戴高乐（1959年至1969年）这时，蓬皮杜总理正在伊朗、阿富汗访问、游览。开始，由于从巴黎传来的情报简短，他未能完全意识到国内形势的严重性，对国内形势未给予足够重视。后来，他到喀布尔后得知部长们对形势难以招架时，便急忙给若克斯拍电报，要他顶住。
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费特和内务部长克利斯蒂安-富歇像他们的官员们一样，都张慌失措。他们一会儿答应让步，一会儿又进行威胁。大学的领导同学生谈判没有结果，混乱和惊慌情况加剧。
5月10日傍晚，情况特别紧张。谈判毫无结果。大学生在埃德蒙·罗斯丹广场构筑了60个街垒。有的街垒高达2米，街垒上方有黑和红色旗帜飘扬。有几千名警察围在周围等候命令，还未对街垒采取干涉行动。大学生们以混合汽油瓶和鹅蛋石为武器，准备抵抗。总之，一切都带有戏剧性。本来，大学生们没有火器，要消除街垒很容易，只要有几辆推土机就够了。当局下令警察不准开枪。警察虽有毒气手榴弹、粗棍子和防石头的大防盾，也无济于事。富歇和佩雷费特没决定采取任何措施。晚10时，戴高乐上床睡觉，谁也不敢叫他。最后，当局于夜2时下令清除街垒，恢复秩序。毒气手榴弹频频爆炸，许多汽车和房子燃起了燃烧大火。一队队警察手持防盾向街垒发起进攻，开始残酷屠杀学生。激战持续了5个小时。结果，367人受伤，其中重伤32人；460人被捕；188辆汽车被焚毁。大学生四散逃跑。
11日晨一大早，胜利者佩雷费特、富歇、若克斯（副总理）及其他几个部长来到爱丽舍宫，几乎开了一整天会。有人建议接受大学生的要求。“不能，不能，还是不能，——戴高乐说，——在暴乱面前不能投降。国家不能投降。”然而，劳工总联合会和其他工会组织通过决议，定于5月13日举行24小时总罢工，以抗议当局的镇压。形势日益紧张。
5月11日晚，总理蓬皮杜出访阿富汗和伊朗回到巴黎。他立即召开政府会议，并建议采取新的方针，因为他个人还未同事件有牵连。他建议。在星期一，即5月13日，开放过邦大学，答应大学生的要求。有的部长反对，说这样会给人造成一种当局软弱无力的印象，并鼓舞造反的学生。但戴高乐将军同意退却，并让总理对政府的策略负责。
5月13日，劳工组织按原决定，开始总罢工和大规模游行示威。近百万劳动者的游行队伍从共和国广场向丹费尔一罗舍罗走来，其规模和组织性都令人震惊。游行示威表示抗议镇压大学生。但是，示威者的口号具有新的、更重要的政治意义。示威者高喊：“10年——这足够了！”“戴高乐进档案馆！”“戴高乐进养老院！”“再见，戴高乐！”这次游行示威正逢阿尔及利亚暴乱10周年纪念日；那次暴乱导致戴高乐掌权。很多人举着讽刺标语：“1958年5月13日~1968年5月13日。幸福的周年纪念，我的将军！”在大队行进的路上没有出现警察。可是，工会组织人维持秩序。游行示威者得到指示：到达丹费尔一罗舍罗后各自解散回家。可是，有些大学生组织号召继续前进，并要攻占爱丽舍宫！当然，这些人为数不多。他们的冒险主义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同情大学生的激情开始冷却。现在提出的问题已经不仅是大学的改革了，而是更重要的问题了。即铲除专横体制，恢复民主，满足劳动者的迫切需要。这一天，在法国其他城市也举行了很多游行示威。
按预定计划，戴高乐应于5月14日晨一大早出访罗马尼亚。可是，前夕深夜他犹豫不决。内务部长富歇建议他推迟出访，他也已同意。但总理和外交部长劝他照旧出访。由于戴高乐总把外交政策放在首位考虑，所以最后他还是按时飞往罗马尼亚。
这时，法国的局势依旧。警察放弃了索邦大学。那批顽抗的学生盘踞在讲堂里。不过，他们已为数不多，只有几百人了。此时，这里是个“危急的”和“自由的”大学。他们宣布要建立“大学生政权”，要求复课。群众集会日夜举行，演讲者不断互相更迭。有一小撮人号召走向无政府主义；另有一些人要求完全性自由。自然，也讨论一些大学的问题。有的要求废除考试和必修大纲及一些课程，解除所有旧教授职务。甚至有的要求改造整个社会。但是如何改造，又用什么来代替呢？谁也不知道，说不出道理。后来有些学生占领了不远的“歌咏堂”，试图同罢工的工人接触，但是工人对这伙人的无政府主义持怀疑态度，不许他们进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