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就“四将军叛乱”发表电视讲话（1961年4月23日）同月，议会通过《高等教育法案》，废除传统大学校长负责制，改由学生、教师和社会人士组成的委员会共同指导学校的教学和行政工作。
1968年12月25日，以色列飞机野蛮袭击贝鲁特机场，炸毁停在那里的民用飞机。戴高乐未同任何人商议，立即决定严禁向以色列提供已经付款的“海市蜃楼”飞机，从而引起亲以色列势力的不满。这种不满也波及戴派政府的一些成员。于是，戴高乐从前在近东的独立方针引起了他们的愤怒。
关于戴高乐的离职，谈起来似乎已成定局。1968年在阴郁的气氛中过去了。在新年献辞里，戴高乐枉然地号召要“埋葬去年折磨我们的恶魔”。《世界报》在评论戴高乐的讲话时指出：“一切热点问题依然如故，6月选举的胜利实际上没有从根本上铲除5月危机。”在政界，人们所谈的都只是由谁和如何取代戴高乐的问题了。1969年1月18日，蓬皮杜在罗马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说，戴高乐如果离职，他将是总统候选人。3天后，戴高乐声明，他将任总统至任期届满，即至1972年选举。但是，他这个意向是否已很坚定？一切都证明，他没有这种信心。然而，为了树立这种信心，他决定就“改革”问题、改组参议院和新的地方机构的具体问题，举行新的全民投票公决。他想通过公民投票或者能证明国家支持他，他将留任并认真实施“改革”计划；或者能证明他将离职。1969年2月2日，戴高乐宣布，将于1969年4月举行全民投票公决。戴高乐的几个最亲密的伙伴认为，没有必要举行这次公民投票，如要改革，通过议会比较简单。戴高乐同意这一点，但不愿放弃公民投票。而且他说，如果判定要他离职，他就将作为一个社会改革者、一个革新者离职，而不将作为一个陈腐特权的捍卫者离职。要知道，两年前他曾说：“我必须体面地卸任。我应当永远是无可责难的典范……只要法国人这样说，那我一天也不会迟延。我自己会选择时机，但我会走开。”
在任期届满前，戴高乐本还可执政3年。但是，自1968年的“五月风暴”破坏了他的影响、政权和威望的基础以后，他面临的是晚霞、衰落。他不得不让步、随机应变和服从，他的朝代有可能在日益增长的敌视和蔑视的情况下完结。他特别害怕不可抗拒的衰老。要知道，按他的解释，贝当的命运之所以那么可悲，就是因为他在智力和体力上都已衰落。而此时，戴高乐可选择的有两条道路：或者向多方面的反对派有失体面地让步，或者自己卸任。但是，戴高乐选择了第三条道路。他决定再次试图巩固自己的地位，指望在公民投票公决中得到全法国的支持后，仍像以往一样独立自主、不屈地顺利行动。他虽然没有胜利信心，但却要发起进攻。很多民意测验和不可争辩的标志显示了他失败的前景。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和戴高乐自己的党都萎靡不振，对参加新的全民投票毫无热情。戴派人士无意再这样不必要地检验自己的力量，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只会玷污1968年6月的胜利。他们的恩人戴高乐现在显然成了他们的累赘。但是，在预见到不可免的失败时，戴高乐仍像有胜利信心似地指导运动。他两次发表电视讲话，坚决号召投“赞成”票，并警告说，如果大多数投“否决”票，他就卸任。而在这时，他的个人档案已从爱丽舍宫运往索尔菲里诺街他后来在巴黎的办事处。公民投票前3天，他亲笔写了两个文件交给他的办公室主任贝尔纳·特里科保存，让他一直保存至接到特别命令为止。
1969年3月底，戴高乐对社会事务部长莫里斯·舒曼明确表示：“公民投票势在必行，我没有别的办法……两者必居其一：要么，法国人愿意改革，多数人投赞成票；……要么，法国人不再要我，也不愿改革。那么，我就辞职。”
4月4日，政府公布了提案全文。全文有68条，若获得通过，将要修改宪法1／3。
4月10日，戴高乐又在电视上说：“我将继续行使总统职责还是马上引退，显然将取决于全国人民对我提出的问题的回答……万一法国人民说“不”，倘若我不立即从中得出结论，那我这个人还成什么样子。”他就是这样把自己的去留，压在公民投票的结果上。看来，他已失去了理智，不能“知彼知己”了，因为种种迹象表明，这次投票的结果将凶多吉少。难怪他的密友文化部长马尔罗直言说，这将是一次“自杀性投票”。可是，戴高乐虽然这时已经79岁高龄，已经不是过去的戴高乐了，但他仍壮心不已，总给自己找取胜的根据，来自我安慰。有一次，他对副官让·戴斯克里安说：“你知不知道，希腊神话作者索福克勒斯写《俄狄浦斯》这部剧本时已90岁高龄了；意大利画家提香95岁（应为86岁）画《莱庞特大战》，97岁（应为86岁）创作了名画《十字架的降落》；《浮士德》第二部脱稿时，德国歌德已83岁。法国作家雨果著《世纪传奇》史诗第二部时也已83岁……”言下之意，他并不服老。
然而，4月14日，独立共和党领袖吉斯卡尔·德斯坦公开声明，他很遗憾，不会对这次公决投赞成票。要知道，这不是表明只德斯坦一人不去投赞成票，而是表明有10％的选民将不会投赞成票。这时，戴高乐才似乎如梦初醒。他对人说：“我知道这次公民投票必败无疑。从吉斯卡尔·德斯坦声明他不赞成公民投票公决那时起，我确信败局已定。”可是，戴高乐现在已“骑虎难下”。
4月23日，星期三，离公民投票还有3天了。戴高乐主持了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大家就座前，他照例绕桌一周，同阁员们一一握手。谁都知道，这可能是他主持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了！会议气氛十分沉闷。当要宣布散会时，他对大家说：“我们下星期三再开会……否则，法国历史上的这一章就此结束了。”令人闻之，不禁茫然。
同日晚，戴高乐指示雅克·福卡尔当晚把应属总统个人的所有文件转移至戴高乐原在索尔菲里诺街5号的总部存放。这是为27日撤离爱丽舍宫做准备。总统嘱咐福卡尔说：“这一切必须保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已经做了这些布置。”
4月24日中午，戴高乐接见前总理、外交部长德勃雷时对他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骰子已经掷出去，我没有别的办法了。法国人不再需要我，因此，我只能一走了之。”接着，他又说：“法国人希望我走开。但是，我将坚持到底，我要向他们发表最后一次讲话。”当晚，他又接见总理德姆维尔，对他说：“我要彻底引退，任何事情都不参与。”至此，总统已做好了引退的必要准备工作。当天，《费加罗报》发表了最后一次民意测验结果：53％的选民反对总统的提案。
4月25日，上午，戴高乐在爱丽舍宫最后一次为他预定当晚要发表的讲话作了录像和录音。在这次工作完成后，他照例同广播技术人员一一握手，并说再见。这时，在场的人员无不意识到，这种场面可能永远成为历史了。
下午，戴高乐和夫人带上行李，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入主9年之久的爱丽舍宫，于4时半回到自己的家——科隆贝。当他的座车开进拉布瓦塞里寓所的大门时，女佣人夏洛特高兴地出来迎接。将军对她说：“这次我们可永远回来了，再也不走了。”
4月27日，是全民投票的一天。中午，将军到乡政局投了自己的一票后，便回到家里等候全民投票的结果。虽然他明知失败已成定局，但他还是抱有一定幻想。晚上8时，特里科从爱丽舍宫打来电话，报告了投票的初步结果；10时又打来一次电话，报告了投票的最后结果：赞成票为47．58％；反对票为52．42％。一切都证实了戴高乐的失败。戴高乐二话未说，遂于当晚22时10分，用电话命令特里科把预先交给他的两个文件送给总理顾夫·德姆维尔。第一个文件是给总理个人的一封信，信中对总理和部长们表示了感谢之意，并向他们告别。第二个文件是要求立即公布的一个公告。
28日零时11分，法新社经电台发布了这个只有两句话的国家公告：“我停止行使共和国总统的职务。此决定自今日中午起生效。”
没有发表任何讲话，没有举行告别仪式，也没有回巴黎，戴高乐将军就以这两行字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请您同意，——戴高乐对自己亲近的人说，——这是最漂亮的出路。这是在历史面前最漂亮的出路，因为我把国家的注意力引向了‘改革’，这对法国的未来是主要的。这是我能为法国作出的最后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