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画鼻烟壶用玻璃、水晶或茶晶为坯体，用特制的钩笔沾上墨与颜色，将笔伸入鼻烟壶内，再在预先磨好的粗糙内壁上反侧书画。在不到方寸之地的烟壶内壁书写诗词，画出人物山水，飞禽走兽、历史典故，使得鼻烟壶更富文人色彩。内画壶除了要求壶的本身材料洁净、透明度佳及造型款式要好，最重要的是看内画质量如何，是否为名家所作。这里，介绍几位内画名家的简要情况。周乐元：
清咸丰时代的人，擅画山水人物，经常有仿八大山人的作品，其金鱼题材的作品也很精。叶仲三：北京人，生活在清末民初，其内画题材以聊斋人物、山水、花鸟居多，构思巧妙，描绘生动。马少宣：
北京人，生活在民国年间，擅画人物和山水，还善于写小楷。其作品颇有书卷气，带有半工半写的风格，所画人物包括人像和戏剧人物两类。除了这几位老前辈，还有丁二仲、陈仲三、马少先、孙兴伍、严玉田、薛少甫、孟子寿等。丁二仲主要画山水，作品很有民俗味。陈仲三也画山水。马少先是马少宣的侄子，其内画风格颇似马少宣。现代内画又有冀派和鲁派。冀派以王习三为代表，他技艺全面，尤以肖像人物为佳。鲁派则有李克昌等人。李把国画工笔技法用于内画，获得成功。
鼻烟壶名贵与否，主要是看其质料和作工，“一钻镗”玛瑙鼻烟壶不过多地看重其年代。这是因为质料难以伪充，作工不可伪为。质料珍贵、作工奇妙的鼻烟壶，即使年代并不久远，也有很高的玩赏价值和经济价值。况且伪作的鼻烟壶比较容易揭穿，作伪者也卖不上好价钱。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只有瓷烟壶有伪款，其他质料的伪作较为少见。一看质料，二看做工，两者相比，应该说看质料更吃功夫。就是说，分辨鼻烟壶做工的粗细、美恶、奇巧与劣拙，只要具备一定的艺术欣赏水平，一般都可以从外表上观知，但若准确地分辨各种烟壶质料的优劣，那可就不易了。前面提到，鼻烟壶的质料有若干种，一个人很难将各种质料辨别清楚。多数鉴赏者只对其中一两种质料有研究，而对其他质料未必都能鉴别准确。这就需要玩家多见多闻，对各种质料的鼻烟壶多加比较，逐一研求，方不致混沌不明。
目前在我国尚有一定数量的造型各异的清代鼻烟壶。北京故宫博物院是中国鼻烟壶的荟萃之地，虽历经兵燹战乱，藏品仍很丰富，它们多是清代皇宫的遗留物。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民间鼻烟壶玩家也有相当一批，可惜“文革”中遭劫，大多中箭落马，销声匿迹了。这些年来，由于经济和文化事业的繁荣，个人收藏鼻烟壶已出现复兴的势头。现今古物市场也陈列着一些鼻烟壶，其中以内画壶、瓷、玛瑙的居多，但珍品绝少。
五、古琴上的人文积淀
1995年秋季瀚海公司的拍卖会上，一张有明代王守仁铭、名为“泽材”的古琴，标价8万元至12万元人民币。
1998年天津春季文物展销会上，一张款署敬一主人、名为“中和”的明代古琴，标价6万元人民币。据说这两张古琴都以高出底价许多的价钱售出。明寒泉漱石琴在外行看来，那古琴不过是两片木板制成，烧火的话，连一壶水都烧不开，怎么能卖出如此惊人的价钱呢？我以为，古琴的价值的确不在两片木板上，它们的珍贵主要体现在古琴自身的人文积淀上。
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弦乐器，琴乐是中华民族本土音乐之代表。相传琴是伏羲氏（约公元前2910年）创造的。也有传说琴和瑟都是炎帝发明的。文献记载，战国时，一位叫邹忌的名士颇懂琴理，曾向沉溺音乐中不能自拔的齐威王讲述过有关琴的理论。这说明琴这种乐器在两千多年前已经十分完善并为许多人所钟爱。
邹忌抚琴而明理的琴就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古琴。这种古琴有七弦，琴是由弦的振动而发声。琴身上有13个音阶的标记，叫做“徽”；并装有校正琴弦音调的轴（或称轸）。明代文震亨《长物志》称：“琴轸犀角象牙者雅，以蚌珠为徽，不贵金玉。”琴身则是一个共鸣箱，一般用梧桐木制作，表面涂漆。琴弦一般用丝制作，最好的琴弦是用半透明的冰丝做成。所谓冰丝，是由冰蚕而来。
据说冰蚕长7寸，作茧于冰雪之下，茧长1尺，其丝为冰丝，如冰清玉洁。但冰蚕只是一种传说，仅在《拾遗记》中有记载，或许是一种灭绝的蚕种也未可知。
古琴的制作和材质相当考究。宋代赵希鹄《洞天清禄集》说：
“工人供斤削之役，若绳墨尺寸，厚薄方圆，必善琴。高士主之，仍不得促办。”各道工序须极其小心谨慎。至于琴式，古代文人推崇夫子、列子两种式样，认为只有这两种式样才合乎古制。明董其昌说：“琴有孔子、列子两种式样为法式，唐代的雷文、张越二家制琴最为有名”；又说：“宋代设置了官局专门制琴，有规定的式样，不符合式样的称作‘野斫’。”（《古董十三说》）制琴的材料，以梧桐木做面、梓木做底的为正宗。也有面和底都用梧桐木的，其制作方法木是，将梧桐木放在水中，取浮在水面上的那部分做琴面，沉在水里的那部分做琴底，浮在水面上的是阳，没在水里的是阴，故称“阴阳琴”。也有所谓“纯阳琴”，即琴的面和底部都用浮在水面上的部分而不用沉在水里的那部分。此外还有用梧桐木做琴面，杉木或漆做底的。据说，峄山之阳的梧桐树，做琴最佳，是难得的做琴好材料。东汉末年的蔡邕是一位琴道高深的行家。一次，他见有人用梧桐木劈烧做饭，便买来裁木制琴，制好了琴，琴尾上还保留了一块焦糊的痕迹，故有“焦尾琴”之说。古琴一般饰以黑漆，尤其是宋代以前的琴，大多是单纯的黑漆，其中也有用金银珠玉八宝灰作胎的，称作“八宝灰”。明代更有用鹿角焙灰罩以金漆的，称作“鹿角灰”。
琴是一种文化品位很高、文化内涵很深的器物。古人认为：琴为书室中雅乐，古砚等量齐观。琴之为德，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在我国古代，琴被用于抒发文人学士心灵的寂寞和美好的追求，琴声可表达主人超越飘逸的内心世界和高雅的情调，也可沟通朋友间的友情和心声。会弹琴的人，往往被称为贤人和雅士。宋代范仲淹在《与唐处士书》中说到他与崔遵度论及琴艺的事。崔乃得琴道之人，著有《琴笺》。有一天，范仲淹请教于崔公，问：琴是什么？崔公答曰：“清厉而静，和润而远。”开始范对其回答大为不解，思忖之后恍然大悟，并解释说：清厉而不静，去掉的是躁；和润而不远，去掉的是佞。不躁不佞，便是君子，这不就是中和之道吗？一天范仲淹又见到崔公，便问：今之琴家中，谁能与先生您相和呢？崔公答曰：唐处士可与我相和。
范钟淹非常高兴，想着有机会从唐处士那里学得一二曲。无奈唐处士住在京城，相隔千里，未能如愿。若干年后，范仲淹复选于京城，终于访问并请教了唐处士。此事足可见琴在文人心目中的地位及其雅趣之含义。
琴作为一种雅乐和雅器，文人们在琴上追求的不是外在之声，而是内心之声，不是宏大音量，而是一种由琴所激发的内心的满足。大凡琴的主人往往都在琴的身上寄托一种精神、贯注一种韵味。陶渊明不请琴道，但也有素琴一张，此琴无弦无徽，当然不能弹琴，而他却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这位采菊东篱的隐士，以“清琴横床，浊酒半壶”为乐，他“有琴有书”，自给自足，“载弹载咏”，乐在园庐。他在无声之处，听琴音畅流，在意念中，无音亦琴，琴音不灭。它使我们领略了中国古代文人的气度，同时也看到琴所具备的人文性质。
一张古琴往往伴随着主人的一生，主人以琴抒情，将自己的思绪化作一种独特的言语散向云空；一张琴甚至联着主人的悲欢离和、酸甜苦辣，牵动着主人乃至几代人的心。聂鑫森先生《收藏世界的诱惑》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沈阳音乐学院教授顾梅羹有一张名为“飞瀑连珠”的古琴，为稀世珍品。他用这张琴演奏古曲《流水》、《忆故人》，古雅浑厚，清音遏云绕梁，动人心魂。此琴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亲制。琴的外观奇拙雅致，琴面涂漆，色彩灰暗，上面散布一排排细密的“断纹”。明亡后，此琴被辽宁辽阳文士李拙庵在江南做官时购得。古琴在李家收藏了142年之后，又为湖南长沙寿田陆长森所得。琴的最后收藏者便是顾氏一家。陆长森仅收藏二十几年后，恰好顾梅羹的祖父顾少庚在长沙宦居，购买了这张琴，经过顾梅羹父亲之手，再传给了他。
1938年长沙有一场震惊国内外的“文夕大火”。梅先生带着一家老小和这张琴逃出长沙，城内的房屋和其他财产化为灰烬，只有这张古琴有幸保存下来。梅先生于苦闷之中弹奏一曲，不禁涕泪纵横。此后，这张琴一直和顾先生朝夕相处，伴随他，迎来了抗战的胜利，又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他用这张琴赞颂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新生活带给他的欢悦。但不幸的是，“文革”来临了，顾先生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古琴及全部珍贵琴谱被抄走，锁在区革委会保管室，蒙尘达十余年。顾先生身处逆境，心系古琴，希望有朝一日与它相逢，重弹一曲。粉碎“四人帮”后，顾先生平反昭雪，古琴终于又回到他手中。抚琴追昔，他热泪盈眶，欣喜若狂。“飞瀑连珠”在顾梅羹手中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维系了顾先生一生的荣辱悲欢。这张古琴几乎贯穿了顾先生生命的全过程，失而悲，复而喜，此中的人生体验何其多姿多彩！
古琴的人文价值很早就被鉴藏家所认识，并在宋代已跻身于文玩收藏品之列。《洞天清禄集》、《长物志》、《格古要论》、《考檠余事》、《古玩指南》等宋代至民国年间的古玩典籍均将古琴作为一个收藏专项，对其品位、制作和鉴别加以介绍和评析。民国时期，北京琉璃厂海主邮还有一专售古琴的古玩店，名“蕉叶山房”。该店主人非常喜爱古琴，并有所研究，以往的古琴收藏家都托他代为购买，时间长了，喜好古琴者与他都很熟悉。店主人见的实物多，鉴别真伪的眼力高，也增加了该店的声誉，故流传于社会的名琴大多出自“蕉叶山房”。古琴能够保存流传，“蕉叶山房”的主人功不可没。
鉴别古琴除了看它的材质和制作之外，主要是看其历史是否长久，而历史的长久则主要是以“断纹”为依据。断纹是琴因年长日久漆面断裂而出现的细密纹路。行家认为，琴的历史没有几百年是不会出现断纹的。断纹显著的有龟纹、梅花纹、蛇腹纹和羊毛纹四种。龟纹如龟背的花纹，规律有致，此为古琴断纹的最上品。
梅花纹，其纹如梅花头，此琴纹也很难得。蛇腹纹，其纹横贯琴面，彼此相距一寸到二寸，节节相似，如蛇的腹下花纹。羊毛纹，又称细纹，纹如毛发，大多分布在古琴的两侧，虽千百成条也均匀分明，带有这四种花纹的古琴，多为宋以前之物。伪制古琴亦在断纹上做手脚。据说旧时作伪者常用信州薄连纸，先漆一遍，再加灰纸，使其有断纹，或于冬日用猛火烘琴，使之极热后，用雪块激裂，或用小刀刻画断裂。如此泡制的“古琴”，其断纹也有逼真的，但琴的漆色与旧琴差别很大。古琴上的漆传至今日，漆色乌黑无光泽，漆的材质与木的材质凝结为一体，而伪制古琴，其漆色无法掩蔽，仔细一看即可分辨。
由于古琴自身具有深厚的人文积淀，其精品早就价格不菲。
民国年间赵汝珍在《古玩指南》中提到，唐代的琴，有时还可遇到。
这是因为在中国过去社会心理中都认为，琴是名贵的东西，或视为神圣之器，所以古琴在流传过程中大家都很爱护它，珍惜它，决不会有意地损坏它，这就是今天还能见到千年以上之物的原因。唐代以前的古琴，其断纹之美妙佳丽，好像出自鬼斧神工，见到的人无不喜爱，故唐代一般的古琴非千元不能购得，而同期的有历史背景或巧匠所制精品，其价则在万元以上。赵汝珍还在书中记述了他当时的亲见亲闻。他说，去年天津某名琴收藏家用25万元从山西亢家买到一张汉代琴，大家都认为要价太高了，只有购买者自己很觉满意，所以这个价钱肯定有它的道理。现在北京市面上的古琴价钱，有断纹者，每张都在千元以上，没有断纹的也要四五百元，而且琴弦的价值也在增高，真正的冰弦从前不过卖四五十元一套，今天贵的要二三百元一套。
以上所举均为民国时的价格。若拿今天情况来说，本文开头提及的“泽材”琴和“中和”琴的售价，恐并不算高，且数年后也极有盘升的可能。
六、玩钟藏表
提起钟表，许多人都以为这是外国人的发明。其实不然。历史早已证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创造钟表的国家。今天人们保存和玩赏的钟表，也不全是国外的舶来品。
大约在殷商时代，我国已经有了用以测量日影长度的仪器——圭表。春秋以后，又有了测定真太阳时的日晷。此外，还有一种利用液体的流量计算时间的“刻漏”，其历史可能更早些。我国最早的机械钟出现在汉代，它的发明权应属东汉时的科学家张衡。《晋书》记载：“至顺帝时，张衡又制浑仪，以漏水转之于殿上室内，星中出没与天相应，因其关捩，又转瑞萁荚于阶下，随月虚盈，依历关落。”顺帝时约为2世纪初。张衡发明的这种水运浑仪，当是世界最早的天文仪和计时仪相结合的综合仪器。到了唐代，一行和尚（俗名张遂）、梁令瓒等人发明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台巨型天文钟——水运浑天仪，成为擒纵机构的创始人。宋代科学家苏颂发明的天球仪，有150多个机件，内装有近似现代钟表的锚式擒纵机构，能报时打钟。1278年，元代郭守敬制作专门计时的机械钟。
1360年，詹希元创制的以砂为动力的“五轮砂漏”，不仅能自行鸣钟击鼓，还以指针和字盘指示时间，其传动的轮子也已接近现代的机械钟装置。国外机械钟是14世纪开始发展的，擒纵结构也是14世纪才开始掌握，比我国晚了7个多世纪。可以说，钟表之祖，当属中华。
17世纪以后，国外的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科学技术受到重视。在较短的时间里，钟表制造业也得到了发展，出现了发条、摆、游丝，采用摆轮一游丝作调速器；并且出现了工字轮式擒纵器、自由锚式擒纵器，导致发明了手表。后来又发明了上弦、拨针机构。至18、19世纪，手表制造已普遍运用机械化生产，达到一个新水平。
就在这个期间，即17—19世纪初，我国的钟表制造技术也在日趋完备，并未停滞不前。清朝中叶已有专门从事钟表制造的作坊，当时的钟表手工业者已能造出多种式样的自鸣钟、摆钟、问钟、音乐钟等，表盘也由原来的一针、二针，发展到三针、四针，以计日、时、分、秒。北京故宫交泰殿有一座我国现存最大的座钟，高约6米，钟后有楼梯，供上弦与拨钟时使用。这只大座钟就是我国自己制造的，齿轮零件明显地有中国土法锤、旅痕迹。机件虽然又重又大，但走起来十分准确，逢时逢刻打点，声音宏亮。1910年墨西哥庆祝独立100周年，清政府派特使前往，携带4只铜制钟表作为礼品，也都是中国自己制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