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送走张六,陷入了沉思之中。他当初任用孙春斌为财政部商贸司司长,沈白为外贸司司长,看中的就是二人及其家族在商界中的影响力。刘震曾构想成立一家官办商行,通过贸易积累财富,可苦于没钱做第一笔投资,所以就将方案搁置了。
自己怎么没想到开一家银行,以钱生钱呢?自己是辽东的伯爵,有辽东的征税权,可以拿辽东的征税权和所有土地做信用担保啊!刚刚赵六送来三十万两银子,三万两给了赵六做佣金。剩下的二十七万两,就拿出十万两留作新军和辽东六部的日常开销。剩下的十七万两,就作为自己开的第一家银行的储备金吧!
通过银行,可以吸纳储蓄。有了存银之后,便可以拿这些银子建立官办商行赚钱。还可以贷款给那些小商人,大力发展辽东商业。商业发展了,收的税也变多了。这可是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良性循环。
刘震立即叫来孙春斌和沈白。
孙春斌一进门,便对刘震抱怨道:“伯爵大人,我们商贸司的人都快闲出病来了。商贸司已经成立一个多月,您却还没有给我们派任何差事。”
沈白也说道:“伯爵大人,我们外贸司也是一样。属员们都说,整天不做事白拿着薪俸银子都有些过意不去了。”
刘震笑道:“二位莫急,我现在就有差事派给你二人,具体细节嘛,还要跟你们讨论一下。”
孙春斌说道:“伯爵大人有任何事直管吩咐就是。”
刘震谦虚道:“我是粗人,对经商一道一窍不通。你们二人都是世代经商,我还要多向你们二位请教。”
沈白说道:“伯爵农工商,士为首,商为末,几千年了都是这样。我们身份卑微,能为伯爵效力已然是对您感激涕零了。”
刘震一摆手:“什么商为末?没有商人,经济就运行不下去。经济实力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力,我看今后要慢慢转变几千年的老观念,逐步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
刘震说的话让孙春斌和沈白眼前一亮。要知道,明代重农抑商。商人即便再有钱也是下等人。大明律甚至载有明文,禁止商人穿绫罗绸缎。
刘震说:“我现在想建立一家钱庄。不知道二位觉得可行么?”
孙春斌道:“大人想要建立钱庄?我看可行。一来嘛,钱庄经营,信誉是最重要的保障。信誉好,钱庄可以日进斗金,信誉差,钱庄不会揽到任何生意。大人您是远东伯爵,信誉上自然有保障。”
沈白插话道:“我替孙世伯说这二。二来,钱庄的信誉是建立在实力之上的。大人您是远东的伯爵,整个辽东的赋税和土地都是您一人的,实力上自然是没有问题。”
刘震点点头:“这么说,你们二位觉得可行了?”
二人点头称是。孙春斌又说:“大人,钱庄一旦招来存银,最忌讳的是把银子放在那里发霉。钱不拿去生钱,光是支付给存户的利钱,就能让钱庄倒闭。”
刘震说:“孙先生说的是。对于存银的用途,我有两个大方向,一是投资,二是放贷。投资一项,我准备建立一家官办商行,拿钱庄的存银做本,从辽东、朝鲜采购大量皮货、东珠、人参等特产贩往天津卫和日本等处。放贷一项,我准备将贷款放给那些有着良好信誉,却缺钱周转的商人。这样,可以起到发展辽东商业的作用。”
沈白说道:“大人,您要建立官办商行,这是好事。把辽东的特产运往天津港,的确可以获利良多。不过您说要将货物运往日本,却是大大的不可行!日本对我辽东商人向来盘剥甚重。我家是做远洋贸易起家,现如今的日本港,只要是咱辽东或者大明其他地方的商船进了港口,便要征收近一半的关税!不交关税便以走私论处!”
刘震心中暗想,大明跟日本签过不平等条约,条约中规定,日本货物运送到大明不收取任何关税。而日本那边,大明的货物运过去则要征收一半的关税,大明一年因此不知道有多大的贸易逆差,日本一年又不知道因此赚到多大的贸易顺差。更不知道大明每年要有多少白银外流到日本。
刘震对沈白说道:“这不是问题。别忘了,咱们虽自己心中明白自己是大明的臣子,可暂时还是披着罗刹的皮!我是罗刹的远东伯爵,商行是官办,便是罗刹的商行。如果日本方面胆敢对我们课以重税,那我便让沈阳的谢尔盖去和日本人交涉。”
孙春斌对沈白说:“沈世侄,咱两分分工。我在辽东收购货物,你负责协调船只外运。”
沈白说道:“没有问题。”
刘震又说:“钱庄和商行虽是官办,我却打算使用股份制。另外名字我也起好了,咱们是在辽东办钱庄,银行是西洋人的说法,怕当地百姓不懂,就别叫什么银行了。就叫复兴钱庄吧。商行起名叫复兴商行。复兴二字,取复兴大明之意。复兴钱庄和复兴商行,归于辽东财政部名下,财政部占六成股份,我个人占三成股份,剩下的一成,你们二人平分,如何?”
刘震可是《资本论》的忠实簇拥。深知商人重利的本性,跟对待赵六一样,他也打算给二人一定的利益以调动二人的积极性。
孙、沈二人一阵推脱,最后同意了刘震的意思。
刘震拿出十七万两的远东银行存票交给二人:“这是开办复兴银行和复兴商行的前期投资。你们两个拿着这钱立即办这件事。”
二人接了银票,孙春斌问刘震:“您刚才提到,要发展辽东商业?”
刘震点点头:“重农抑商是几千年留下来的老国策。不管是谁家的天下,朝廷总是鼓励百姓下田种地。说什么土地、粮食是根本。。。。。。这是制约国家强盛的一个毒瘤。在辽东,在本伯爵这里,这项国策应该改变了。从今天起,我们一切的政策都将围绕重商主义这个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