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卫走后，他有些愤愤，“到哪儿鬼混去了，弄成这个样子，闹得我没觉睡。”
他四下翻了翻，什么吃的也没有，烟更不会有。只好插上电脑，玩玩游戏，后半夜三四点，他听着刘星雨的呼吸声沉重起来，是缓过来了。他倒了杯水，不知几天了，一点温乎气都没有。
“喝点儿水。”扶起刘星雨，喂给他。现在他感到刘星雨有点儿可怜，“好好日子不过，胡闹哇！落得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刘星雨的胡闹对于他是有利的，如果刘星雨好好干的话，哪方面都是自己的一个强有力竞争对手，以他的背景，自己并不占什么优势，现在好了，校长位子上那个老头“五一”退下去，自己顶上去的把握可就大多了。
“怎么弄的，这个样？”他问，刘星雨也不回答，喝完水，只是呼呼喘气，“感觉怎么样？好点儿了吗？”刘星雨依然不回答。
“你怎么回来的？”刘星雨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来的，现在他也根本回答不了问题。
能找到学校，完全是凭着动物的本能。
“有个人商量商量就好了。”
他没找白若兰，他知道刘星雨已经起诉离婚了。摸出电话拔了孙维民的号码，半天才有人接。
“维民，我是何新华。”
“你小子这前闹啥妖哇？”
“你赶紧到我们学校来一趟，星雨病得挺重，得赶紧送医院，我值班，走不开呀。”
“好，好，我马上过来。”孙维民登上衣服下楼，叫辆出租车，奔学校来。门卫得到何主任通知，放他们进来，几个人把刘星雨塞进车里，又奔市医院来。
住了十天才渐渐好起来，应病人的要求，孙维民没通知别人。出院后，孙维民要求他到自己家过年，马上就过年了。
正月初一，刘星雨的姑父打来电话，质问他这一个多月干什么去了，怎么连个电话都没有，要求他马上去一趟。
“星雨，该说说你的事了。”这边一关上电话，孙维民就说：“你嫂也听听，说说你的打算吧。”
“大哥，大嫂，有些事得让你们知道，我起诉离婚了，她不离，法庭也一时没法判，现在看来离不离对我来说都一样，就那么放着吧。”
“顾颖呢？”孙维民问。
“她走了。”
“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
“她打算怎么办？”
“她要照顾好她丈夫，教育好她的孩子。”
顾颖的日记上写得是那样清楚：“我不能丢下他，上天也不容我丢下他。抛开这一切，同另外一个人躲到陌生的地方去，或许能避开人们的议论和诅咒，但能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吗？毕竟我们还必须面对自己的良心。
“与其余下的岁月生活在悔恨和内疚里，不如承担起责任来。
“我想他会我的，他也不会希望一个可怜的人再蒙受屈辱，他也不会希望一个孩子从懂事开始就蒙受，甚至一生都会蒙受屈辱吧。”
她在给刘星雨的信中说：“星雨，我走了，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我希望在那里能够开始新的生活。……
“星雨，你能理解我，是吗！看着美好的前程已经展现在你的面前，我会在今后的日子里为你祝福。别让我失望，好吗？……
“星雨，别了，相依我会承担起责任，是你的爱让我有了生活的勇气，我有一个信念，我在为自己所爱的人活着。”
从顾颖的日记中，读到最多的是她那激烈的思想斗争，她的理智和感情互相匹敌，不相上下，二者无时无刻不在战斗，时而东风压倒西风，她强烈需要同他拥抱在一起；时而西风压倒东风，她清楚地到她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句话她是这样说的：“我多希望看到他，又多怕看到他。”
刘星雨在长廊里徘徊，对她无疑是种严峻的考验，为了防止理智大堤被感情冲垮，她悄悄地走了。李长坡的父母也同意，曾有些医生建议病人换个环境，他们认为病人或许是对某些熟悉的环境，对某些熟悉的人产生了恐惧才发病的。新的环境对病人的恢复有益。事实证明这个建议是有道理的。两三个月没出家门半步的李长坡到新家之后，每天都能到户外活动活动，并且活动的时间越来越长，这让家人们又看到了希望。
“你到底有什么打算？”孙维民问。
“去找她。”
“她不是希望你别去打扰她的新生活吗？”
“我不打扰她们。”
“那去干啥？”
“看他们。”
“不去不行？”孙维民的妻子问。
“不行。”
“工作呢？”
“早就辞了。”
“生活怎么解决？”
“总不至于饿死。”
“也不知道你做的是对还是错，话也没法说，听天由命吧。”孙维民说。
“别的我们也帮不了你，不过，还能保证你吃上。”孙维民的妻子说。
“一个月给你存五百够不够？”
“够了。三百就够。”
“有困难就吱一声。”孙维民的妻子说。
“对了，有些杂志社把约稿电话打到我这儿，你能不能……”孙维民说。
“不能。”刘星雨摇摇头。“不过，家里地下室有箱以前写的东西，你们跟若兰商量着处理吧。”
“好，一个人在外边加点儿小心。”
“嗯。”刘星雨站起来，拿过那个皮包，“那我就过去了。”
“我送你。”
“不用。”
“让你哥送送你。”
“不用。”
“走前到我这儿。”
“嗯。”
“不走就过来。别净泡方便面。注意点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