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就为国家组织财政收入这一职能而言，税收并不像唐初诗人陈子昂登高眺望时那样孤独，它其实有许多兄弟，诸如国有企业利润、各种收费以及公债等等都是，其中彩票可能是与税收特点最为相近的一个。国有企业利润须国家预先投资，各类收费须各级行政和事业单位提供相应服务，公债则须还本付息，只有彩票无须前期投资或一对一的服务或还本付息，只需向购买彩票的彩民中极少数的幸运儿支付巨额奖金就可以了，而这奖金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准确说应该是“羊毛”的一半，另一半则归入国家财政预算的囊中），可以说彩票是无本的财政收入。虽然税收在理论上是国民支付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对价，但在实际征收中，它并不像前述的国企收入、公债等，需要讲究对等，因此它在微观上是无偿的。就这一点而言，税收与彩票亦庶几相近。但是从纳税人对待税收的态度与彩民对待彩票的态度而言，两者的差异则难以道里计。对待税收，虽然理性的纳税人承认它是一种无可逃避的合理合法的义务，但要做到自觉自愿的如实缴纳却是不容易的，更何况大多数纳税人囿于自利的本性，如果不是法律的威慑和严格的稽查，要他们如实自觉纳税那真是天方夜谭。然而，对待彩票，则可以说绝大多数的彩民都是自觉自愿购买的，在某些情况下，彩票发行部门为了防止彩民头脑发热，不顾风险，倾家荡产投注，还要提醒甚至警告彩民理性投注。虽然在收入的总额上，税收绝对是大哥，以我国为例，2005年全年税收达3万多亿，但彩票公益金收入（福彩和体彩加总）却只有60多亿（历年平均数），彩票只是税收的0.2%——对一个年收入3万元的人来说，多增加几角钱可能微不足道——但是，若要论各自的成本，则彩票绝对是大哥，虽然彩票发行必然有成本，而且相对成本也比较高，以我国为例，初期成本占彩票发行额的20%，近年已降到15%（国际发达国家为5%左右），但这种成本如前所说无须国家前期投入或另行投入，只是从彩票总发行额中坐支，对国家可以说是无本生意。而税收则不同，国家为收回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对价，须承担相应的许多成本，包括税务部门的征收成本，纳税人的遵从成本以及税收法规对纳税人行为造成的无谓损失等。这其中的后两项无法准确度量，这里只能提供征收成本的大致数字，以5%的平均比例计算，我国的税收征收成本达到年均1500亿元。这个数字是我国自1987年发行福利彩票和1994年发行体育彩票以来总发行额2600亿元的57%。不仅如此，若论彩票的贡献率，更是各种财政收入都无法望其项背的。我国纳税人现在的税收负担率大约在25%左右（中口径税负）；再看彩票的贡献率，按现行规定，我国彩票结构是，50%用于返奖，15%作为成本金，35%作为公益金上缴中央财政（中央财政又按一定比例返还各地）。虽然35%的公益金比例已大大超过税收负担率，可是如果考虑到中奖收入的20%要征收个人所得税，15%的成本费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彩票代销点的手续费收入要征收5%的营业税等以及个人所得税，那么彩票的贡献率要达到45%以上。如此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彩票作为一种财政收入形式，还真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无怪乎，国外人们将彩票称做无痛税收、软税收，把购买彩票称做微笑纳税，把彩票称之为一个产业，或叫做彩票经济，等等。
彩票，你是当之无愧的没有加冕的税收。
对国人来说，知道和开始玩彩票，到本文写作的2006年仅仅只有19年的时间，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彩票却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古罗马时期，就已出现了现代彩票的雏形。那时，皇帝举行的一些宴会向参加者收费，然后发给参加者“收据”，宴会中根据“收据”抽签发奖。到15世纪，彩票在欧洲已大为流行了，近现代以降，西方各国彩票早已普及并十分红火。目前世界上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彩票，彩票已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重要产业，2005年全球销售额达1200多亿美元。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说：“彩票实际是对那些不幸而自我陶醉的呆子们所课的一种捐税。换句话说，它是课加在对自己的运气有充分信心的人或迷信一些算命或卜卦者身上的一种捐税。”美国人说彩票是“一块美金，一个梦想”。法国人则说“政府发彩票向公民推销机会和希望，而公民掏钱玩彩则是一种微笑纳税”。
对于彩票的性质，学界认识不一，有说是商品的，也有说是金融产品的。笔者较为认同后一种性质。彩票应是一种特殊的金融工具，但它不反映债权、股权关系或委托投资关系，只反映购买人和发行人间潜在的可能的奖金分配关系，它的回报是建立在概率关系上，而不是经济效益上的。政府发行彩票没有支付债息、股息的压力，基本是无偿的。
说到彩票，任何人都无法回避它的博彩性质，否则你就无法解释，同是“纳税”，对法定的税收，为什么相当多的人感到的是“税痛”，而对彩票则是“微笑纳税”。而且，你更无法解释，为了让人们自觉自愿纳税，国家不仅持续不断为国民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而且还要因此支付巨大的行政和人力成本；但出售彩票，国家却可以做到无本生利或一本万利。
彩票，实际上迎合了人的潜在的投机心理，通过国家有组织有管理的形式，为社会性的投机心理提供了一个释放宣泄的渠道。
人性是复杂的，古今中外关于人性是善是恶的讨论从未停止。到当代，普遍的共识是人性是自利的，尽管曾有“孔融让梨”的例子，但那只是孤例、个别，人们在生活中更多地看到的则是“争梨”。同时，地球资源稀缺的事实也支持和加深了对于人的自利本性的认识。
自利并不是洪水猛兽，正当的自利在同是自利的人们之间的博弈中会达到妥协、平衡和规范。亚当·斯密对此有着精辟的论述：“人性——表面看起来是自私的，各顾各的，——他们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们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国富论》四编第二章）市场经济的成功就是政府对人性的因势利导，而计划经济的失败，则是因为其对人性的围追堵截。
出于自利的本性，人们较为普遍地存在着侥幸致富也就是投入最小获利最大的心理，这种心理只要不在行动上触犯法律或妨碍他人的自由，就不必在意。相反，政府还应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设置相应的平台，提供一些以小搏大的玩法使这类人群有一个宣泄的渠道。经济学家认为，彩票对于个人的风险非常小，收益却非常大，投入几十元玩玩，不中奖也无多大影响。像这样把风险分散给很多人，个别人又可能获大利的经济活动，其利远远大于弊。这样，政府在疏导的同时，又掌握了主动权，将其控制在社会可以忍受和承受的范围，如不这样，只是一味的限制、严禁，则有可能使这类人群转入地下赌博或境外赌博，不仅使资金流失，而且加大社会管制成本。据北京大学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提供的数据，中国每年由于赌博而流到境外的赌资相当于我国福彩体彩发行总额的15倍，也几乎等于2004年中国旅游业的总收入6000亿元。可见，这个阵地如果国家不占领，私彩和境外赌场就会占领。
可能就是出于这样的考量，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发行彩票。我国自1987年起开始发行福利彩票，1994年起发行体育彩票，由小到大，发展迅速。据统计，福利彩票到2005年累计发行1410多亿元，共筹集公益金543.12亿元；平均每年筹集30.17亿元。而体育彩票到2005年累计发行1217.89亿元，共筹集公益金超过400亿元，其中上缴中央财政123亿元，留各地的为277亿元；这笔资金一半用于发展体育事业，一半用于其他社会事业，平均每年筹集36.36亿元。如将历年发行福彩和体彩产生的税收统计在内，公益金的总额还将增加10%以上。
虽然我国自发行彩票以来，福彩和体彩加总年均筹集公益金66亿元（不含因此产生的税收），但其总的趋势是越往后发展越快，“十五”期间福彩和体彩年均筹集公益金已达到了160亿元，虽然这个数字相较国家税收总额仍只有0.5%（2005年数字），但单独来看已经相当可观，它略大于陕西省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相当于2004年全国纳税排行榜榜首的大庆油田的60%。如果考虑到国家给大庆油田的投资，那么彩票的贡献率要远超大庆油田。此外，发行彩票还可以增加就业。福彩和体彩在全国约有14万个投注站，从业人员约15万。无怪乎，彩票被加以“经济”的后缀，它是当之无愧的。
因为有了彩票公益金和因其产生的税收收入，它大大地减轻了中央和地方财政的负担，缓解了财政压力，也因此减轻了税收的压力。据有关统计，中国福彩遵循“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宗旨，累计在全国兴建各类福利公益项目12万个（2004年统计数）。试想，假如国家和地方没有这笔资金，虽然对弱势人群的扶助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但力度、广度、深度肯定没有这样大。扶贫济困是“广种福田”的功德，从这个意义上，那些购买福彩的人都有一颗慈悲的心。体育彩票方面，据有关统计，各级体育部门利用体彩公益金资助国内大型运动会群体活动，配备体质检测器2820套，建设全民健身工程5627个，配备健身路径23319条，乒乓球台5920个，篮球架13790副；在141个“老少边穷”地区援建了小型、适用的体育场馆，资助建设了1899个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等等。可以说，我国体育事业近年的跨越式发展，与体彩公益金的有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彩票事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彩票种类方面，我国目前只有两种，而国际上发行的种类有：教育、科学、卫生、文化、环保、城建、就业、扶贫、治安等项目。在发行数量方面，按通常的口径测算，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彩票人均购买量，大致相当于这个国家人均收入的1%，按我国现有的买彩票量，不及美国的两千分之一。此外，我国在彩票的立法、管理以及公益金的分配透明度方面也都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两年前发生在西安市的著名“宝马体彩案”，对中国彩票事业的公信力打击就很大。各级彩票管理部门以此为契机，亡羊补牢，是可以把坏事变为好事的。
毫无疑问，彩票是一种利弊兼有的载体。它的博彩性质，很容易使一些缺乏理智的人陷入疯狂而不能自拔，或者倾家荡产孤注一掷，甚至挪用公款投注触犯刑律。此外，购彩票的人以低层收入者为主，彩票也具有累退性；而它每年造就的成千上万个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也会加大社会的分配不公。因此，在发展彩票事业的同时，对这些弊端不可不防，例如提醒彩民应理性投注，再如可以考虑将现行对中奖收入征收20%的比例所得税改为征收累进所得税，以调节社会分配等。还有，应加速彩票立法，逐步降低发行成本，以及进一步增加公益金的分配透明度等等。
税收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国家无可替代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与此同时，政府也应该开源节流，以为国民提供多种服务的方式，合情合理合法地取得收入，以减轻税收的压力。公债、彩票等都是国家迄今为止设计出来的既合理又可谓聪明的收入形式。故而人们将彩票在经济上称之为产业，在税收上称之为准税收，在财政上称之为软财政。有了彩票，政府腾挪的空间更大了，同时税收由于有了兄弟的支撑，也可以心无旁骛地专注于其专属领域，而不用由于压力巨大而惹是生非影响声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