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郭嵩焘的使欧旅程并不愉快，甚至充满了一种阴沉的情绪，最后竟以相互攻击而被召回，更是一种难以抹去的耻辱。从表象来看，这或许仅仅是一个选人不当的结果，正是他自己选择的副手刘锡鸿，成为其近乎不共戴天的仇敌。郭嵩焘先是被调往德国，但最终因为两人之“水火不容”而同时被撤回国内。可究其本质，这样一种内部冲突其实正是老大帝国走向世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冲突、对抗乃至博弈的体现。但毕竟，这对郭嵩焘这样一位年在花甲的老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刺激和打击。幸则，在这样一种相当压抑的气氛中，还有留学生这缕光芒。在郭嵩焘的记述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
对于现代中国之形成来说，留学生的派遣乃是极为关键的一件事情。虽然从表面看，它只不过是学生出洋留学而已，但背后所牵涉的现代国家的立基根本却产生了重大的结构性调整和变化可能。因为，虽然最早的留学生是由传教士带出国门，但其主观用意不过更多的是为了实现其“传教”理想而培养接班人。可容闳这样一种人物的出现，则使得一种“主体的迁变”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作为中国人，他非常明确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国族位置，虽然成为近代以来第一位获得西方学位的留学生（耶鲁大学），但并没有选择传教士的职业，而是毅然将艰难的“西学东渐”作为自己之职志，虽然历经艰难，但至少推动并完成了两件大事：一为江南制造局的创办；二为留美幼童的派遣。所以，他以一介布衣之身，而强力参与甚至主导了现代中国的最早留学生派遣大业。虽然留美幼童事业最终以中途废弃而以悲剧告终，但容闳所开辟的现代留学事业之传统却对于现代中国之形成来说具有极为关键的意义。
作为驻英公使且别具关怀的郭嵩焘，对留英船政生显然十分关心。其于光绪四年正月一日接见了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The Royal Naval College at Greenwich）的六名留学生，详细询问并记录下了他们的读书作息日程：
每日六点钟分赴各馆听讲，礼拜一上午九点钟重学，十一点钟化学，下午三点钟画炮台图。礼拜二上午算学、格致学，下午画海道图。礼拜三上午重学，论德、法两国交战及俄、土交战事宜，下午无事。礼拜四与礼拜一同。礼拜五与礼拜三同。礼拜六上午论铁甲船情形，论炮弹情形，下午无事。在家读书有疑义，听讲毕就问所疑，日尝十余人。各堂教师皆专精一艺，质问指授，受益尤多。或听讲时无余力质问，则录所疑质之，以俟其还答。诸所习者并归宿练习水师兵法。
通过这段记述我们可以看到，年事已高且公务繁忙的郭公使，竟是以怎样一种态度对待新知。记录下留学生口述的功课情况，意味着他自身知识域的不断扩展与更新。而这些概念对于其时的一般知识分子恐怕都要“惊为天书”，更不用说是已在花甲之年的郭嵩焘。所谓重学、化学、算学、格致学，可以说都是科学领域的核心概念和基本概念。而这一天正是中国的传统春节大年初一，郭公使接见来访的留学生，一共有六人，他们都在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学习，即严复、方伯谦、何心川、叶祖珪、林永叔、萨镇冰。当然，在郭公使的心目中，并非没有短长高下之别，严复不仅“谈最畅”，更兼“有见地”，显然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所以他不惜笔墨记录下严的论说：
严又陵言：“中国切要之义有三：一曰除忌讳，二曰便人情，三曰专趋向。”可谓深切著明。鄙人生平所守，亦不去此三义，而以是犯一时之大忌，朝廷亦加之贱简，谁与知之而谁与言之！
同为驻英公使，后继的曾纪泽对严复就不太欣赏。这并非是因为曾纪泽愚笨到看不出严复的才高气华，而是他有一番别样的思考：“宗光才质甚美，颖悟好学，论事有识。然以郭筠丈褒奖太过，颇长其狂傲矜张之气……余故抉其疵弊而戒厉之，爱其禀赋之美，欲玉之于成也。”遗憾的是，严复似乎并未因此就得以收敛。而曾、严亦远未建立起彼此亲厚的关系来。但以这样一种视角去回观之，在郭嵩焘，其实更多是将严复视为自己的“忘年小友”，而少了长官对学生的威严和“爱之以道”。事实上，郭嵩焘对这一点也不能不承认：“……一论褒奖严宗光太过，长其狂傲矜张之气。虽属有意相诋，而犹近事理。”事物总是要分成两个方面来看，过于褒奖固然不好，但过于挑剔则更会伤害青年的积极性与上进心。所以，从这个角度说，郭嵩焘对严复的提携非常重要。因为在那个时候，严复只不过是个弱冠之后的青年，尚在成长期中。如果峻然施之以威，恐怕不会有更好的效果。而实事求是地说，就知识域结构来看，严复确实要胜过其时的驻英外交官颇多。在这个方面，郭嵩焘是心悦诚服，只能学习的；而曾纪泽则不一样，他自负世家之子且通英文，竟批评严复“于中华文字未甚通顺”，所以难怪后人指责他“语似冠冕堂皇，实含妒意、醋意”，可谓“诛心之论”。而我们看日后严复未得官方重用的事实，也可见出曾纪泽的所谓“玉成”思路，是怎样的一种“口是心非”之言。
人生不过浮萍飘叶，能有相聚便是有缘。若能善自珍惜，互相敬重帮衬，便是真有缘。这在常人百姓如此，在达官精英阶层亦如此。郭嵩焘虽然个性有其激烈之处，不是优秀之领袖，但就为人来说，其爱才重才之心大度通达，可堪嘉许。而曾纪泽虽为名门之后，自己也好学上进、热心国事，这些都值得表彰。可在对待后人的态度上，却是缺乏了公平大度，与其父曾国藩之心胸相去甚远，更无法与其前任郭嵩焘相比。后者如此记录下严复对于《瀛海论》的批评：
严又陵指驳张力臣《瀛海论》凡四谬：谓铁路数年为之不足，一夫毁之有余，非中国所宜造；谓机器代人力，日趋淫侈，二谬；谓舟车机器之利，后来必转薄而更废，三谬；谓中国有各国互相牵制之势，海防非所急，四谬。
但作为有通达之识的大臣，郭嵩焘自有其眼光与定见。他首先肯定严复的议论：“此皆《瀛海论》中篇语，谓之谬，良然。”但话锋一转，更显其老成持重：“然力臣三论大旨，先举欧洲各国形势，次论西法之未易举行，终详与西洋之交接之宜。立言之旨，故自有在。西洋制法，亦自有本末。中国大本全失，西法从何举行？勉强行之，亦徒劳耳！力臣于此，本有难言之隐，又方以是邀时誉，而于人言亦多有顾惜；其不能深知机器之用，则亦其所习本不在此也。”这段评论，兼及立说人之修养、语境和动机，乃至问题之背景、源流与瓶颈，可谓能有“理解之同情”，非严复少年意气、挥斥方遒之“徒求痛快”可比。从1878年2月2日初次相见，到1879年1月22日话别，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郭公使共记录下严复的活动与评论33次，不可谓不频繁。总体来说，名曰考察，亦不乏定见，但从严复处学习的新知确实相当之多。这当然也与郭氏自身的胸怀气度有关。他曾在会见英国学者后慨叹：“所愧年老失学，诸事无所通晓，不能于此取益，有负多矣！”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他对严复的看重及对其言论的记录，则借重之意，豁然显矣。
严复与郭嵩焘在相别之后，再无相见之缘。1891年，郭嵩焘在孤寂晚年中淡然而逝，严复（1854—1921）其时未及不惑，感伤不已，曾连作四首五律诗悼念，并有挽联一副：
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氋氃，激赏深惭羊叔子；悼官负独醒之累，在昔峨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
以严复的孤傲和才情，自然是能入眼者甚少。而此处将晋初宰辅羊祜、战国诗人屈原与郭氏相比，评价自然极高，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未必不可理解为是对郭氏知遇之恩没齿难忘。就严复的一生际遇而言，像郭嵩焘这样对其激赏而提携不已的高官极少再遇。在一个人的青年成长时代，这种激励、支持和信心的给予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不能想象，没有郭嵩焘的严复是否还会是那个留英时代养成自家知识基础与性格的一代大家？而李鸿章虽然也以办洋务、访求人才为要务，但当道之际始终未能大用严复，也未尝不是历史的遗憾。1879年因国内需要而被迫中断学业的严复，初时回到福州船政学堂只是担任教习而已，直到1881年（光绪七年），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北洋水师学堂，经陈宝琛、张佩纶等辗转推荐，他才得以出任总教习。可惜的是，严复并未借此大展宏图，而是将自己的闪光时代留在了日后。或许正如他在挽联里所说的那样，世间伯乐既已去，千里马是否激鸣已经并不重要。中国传统的“知遇之恩”其实说的不仅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利益补偿关系，更是一种人之为人的精神层面的互补需求。在严复身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捕捉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