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秋风萧瑟的傍晚，巴黎刚被暮色笼罩，我和朋友C·奥古斯特·迪潘正坐在圣·日耳曼旧郊区登诺街33号四层楼——他的图书室里，一边沉思，一边吸着海泡石烟斗。
将近一个小时，我和他都没有说话，因为我们的思绪还沉浸在黄昏时我们讨论的那个话题中，我指的是陈尸所街的那件事，还有玛丽·罗歇谋杀案难解的谜。因此，当图书室的门被推开，走进来我们的老相识——巴黎警察局局长G先生时，我觉得这是一种巧合。
G先生谈吐比较有趣，这也是我们向他表示热烈欢迎的原因，因为谈吐的本领，差不多可以抵过他为人可鄙的一半，让他不至于那么不讨人喜欢，而且我们已经有几年没见过面了。
G先生进来前，我和迪潘一直坐在黑暗的房间里。这时，迪潘站起来，打算去点灯。这时，G先生说他之所以来拜访是因为他要向迪潘请教一些很麻烦的公事。听到这，迪潘又坐下了，没去点灯。他说，“这种话题我们在黑暗中思考，效果会更好。”
“这又是你的怪主意，”G先生说，他习惯于把超过他理解能力以外的一切事情都叫做“怪”，因此，他几乎每天都在过着很怪哉的日子。
“完全正确。”迪潘说，他递给局长先生一只烟斗，又给他推过去一张舒服的椅子。
“是什么难题呢？”我问道，“不会又是什么谋杀案吧？”
“哦，不是的，完全和谋杀案没关系。事实上，这个案子再简单不过了，我们自己也处理得差不多了。可是，我觉得迪潘也许愿意听一听其中的详情，因为这件事确实怪得出奇。”
“又简单又古怪。”迪潘说。“呃，这件事真是非常简单，可我们又完全没有其他对付的办法。”
“也许正是因为案情简单才弄得你们不知所措。”迪潘说。
“你完全是在说废话！”警察局长尽情地笑道。
“也许谜底有点过分明显吧。”迪潘说。
“哎呀，老天爷！谁听见过这种话呢？”警察局长说。
“有一点过于不言自明吧。”迪潘说。
“哈！哈！哈！……”局长大笑起来，他觉得太有趣了，“哎呀，迪潘，你把我笑死了！”
“这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案子呢？”我问道。
“嘿，我这就要告诉你。”警察局长回答道，他在那张椅子上坐了下来，“我可以用几句话告诉你，不过，在我未讲之前，让我先提醒你们，这个案子要求绝对严守机密，万一让人知道我向谁透露了消息，局长的位置我大概十之八九会丢掉的。”
“说吧。”我说。
“你也可以选择不说。”迪潘说。
“是这样的，这个情报是一位地位很高的人亲自通知我的，有人从皇宫里偷走了一份极重要的文件。也知道偷文件的那个人是谁，因为有人看见他拿走的。而且，也知道这份文件仍然在他手中。”警察局长说。
“这是怎么知道的？”迪潘问道。
“这是明摆着的，”警察局长回答道，“这份文件的性质比较特殊，一旦从抢走的人手里传出去，马上会引起某种不好的后果。也就是说，这个抢走文件的人，要利用这个文件制造一些计划。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太大的动作。”
“请你说得再清楚一点。”我说。
“这个文件会使拿到它的人得到一种在一定场合下极有价值的权柄。”这位警察局长很爱好外交辞令。
“我还是不非常明白。”迪潘说。
“不明白吗？好吧，如果文件被透露出去，那就会使人们对一个地位极高的人的名誉产生怀疑，其生活和前途都会因此产生变化。”
“这个贼，”局长还是忍不住了，“正是D部长，他什么都敢做，偷盗技巧几乎不亚于他的胆大妄为。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文件，正确来说，就是一封信，它是失去信件的人单独待在皇宫内院时收到的。当时她正在仔细地看信，可是突然被人打断了，另外有一位高贵人物进来了，她特别不愿意让他看见这封信。她当时正打算把信塞到抽屉里，可是又怕引起误会，只好把那封信照原样敞开着放在桌子上。尽管这样，最上面的是地址、内容并没有暴露，这封信也没有引起那位高贵人物的注意。”
“正在这时候，D部长进来了，他那锋利的眼睛马上看见了信纸，并认出了地址的笔迹，他揣测到收信人的秘密。他办了几件公事，像他平常那样匆匆处理完毕，然后，他拿出一封信，跟所说的那封信仿佛差不多，拆开来，假装在看信，接着又把这封信放在靠近另外那封信的位置。他又谈起了公事，大约谈了15分钟。最后，他告辞了，可是他掩人耳目地把桌子上的信掉包了，带走了那封他无权占有的信。这封信的合法的主人看见了，可是，当着那第三者的面，她不敢作出其他举动，装作一切正常。”
迪潘说：“这就对了，盗信人和失信人都心知肚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的，”警察局长回答道，“D部长为了政治上的目的，前几个月把占有这封信的优势运用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这位失信人一天比一天认识到有必要把属于她的信收回来。可是，这也不是可以公开地做得到的。最后，她实在被逼得没办法，把这件事委托给我了。”
“因为，”迪潘说，“没有比你更精明更能干的人了。”
“你过奖了，”警察局长回答说。
“很清楚，”我说，“信仍然在这位部长手里，信是他能威胁她的原因，但他也不敢轻易使用这封信，因为一经运用，他就会丧失很多威胁她的机会了。”
“的确，”局长说，“我首先考虑要彻底搜查这位部长的旅馆。在这一点上，使我为难的是，我要做到天衣无缝，不能让他知道我们在搜查他。因为一旦让他知道我们的企图，就会产生危险的后果。”
“可是，”我说，“这一类的调查，你不是十分在行吗？”
“哦，是的。正因为有这个能力，我不至于太失去信心。这位部长的习惯也对我十分有利：他常常整夜不在家，他的仆人也不多。我有钥匙，你也知道，巴黎的任何一间房，任何一个柜子，我都能打开。”
“一连三个月，我没有错过任何搜查这家旅馆的机会。我每一夜都亲自参加一大部分搜查工作，因为我的名誉要紧。再告诉你一件十分机密的事，酬金的数目极大，所以我没有放弃搜查。不过，最后我不得不佩服这个贼，他比我更加精明。在我以为凡是可能隐藏这份文件的角落，我都检查过了，但一无所获。”
“他会不会把信藏在别的地方了呢？”我提了个疑问。
“这个可能性不大，”迪潘说，“他必须让信在他可视范围内，以备随时可以派上用场，这是皇家大事的特殊性决定的。”
“有可能随时需要拿出文件来吗？”我说。
“也就是说，随时把它销毁。”迪潘说。
“确实是这样，”我说，“那么这封信也明明是在他房子里了。至于这位部长随身带着这封信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不必去考虑。”
“完全不必，”警察局长说，“他曾经有两次被洗劫，仿佛遇上了拦路的强盗，他本人是在我亲自监督下经过严格搜查的。”
“你完全可以不亲自动手，”迪潘说道，“这位D部长，我敢说，并不完全是个笨蛋，如果他不笨，那么，他一定会预料到这类拦路洗劫的事为什么会发生在他身上。”
“不完全是个笨蛋，”警察局长说，“可是他是一位诗人，我认为这跟笨蛋没有太大差别了。”
“确实是这样，”迪潘说，然后从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不过我本人也问心有愧，写过几首打油诗。”
“可不可以详细谈谈你搜查的具体细节呢？”我说。
“呃，实际上，我们是慢慢进行的。我对整幢大楼，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搜查。首先，我们检查了每一套房间的家具。我们打开了每一个可能存在的抽屉，当然，如果有这种秘密的抽屉，肯定瞒不过我们。接着，我们检查了椅子。对于软垫，我们用你们见过我使用的细长针来刺探。对于桌子，我们把桌子面拆下来了。”
“为什么？”
“有时候，桌子，或者其他形状相仿的家具，它的面板会被打算藏起东西的人拆下来；把家具的腿挖空，把东西放在空洞里，然后再安装好面板。对于床架的柱子，也可以按同样方式利用柱脚和柱顶。”
“不能利用声音来查出空洞吗？”我问道。
“这个方法不奏效，把东西放进去的时候，可以在它四周垫上一层厚厚的棉花。再则，我们这个案子要求在动手的时候没有声音。”
“可是你不能都拆开——你不能拆散屋里所有的可能存放东西的家具吧。一封信可以缩成一个小纸卷，或者同一根粗的织绒线针的形状大小差不多，这样它就可以被塞到譬如椅子的横档里。你们不会把所有的椅子都拆散来检查吧？”
“当然没有，可是我们干得更出色——我们用高倍显微镜检查了旅馆里每一把椅子的横档，每个地方有什么新近动过的痕迹，我们都能通过显微镜万无一失地立刻检查出来。”
“你检查了房子周围的地面了吗？”
“所有的地面都铺了砖，所以不是很麻烦。我们只检查砖块之间的青苔就行了，发现都没有动过。”
“你们当然查阅了D部长的文件，也查过了他藏书室里的书了吗？”
“当然，我们打开了每一个包裹、每一本书，甚至每页都翻过。我们还测量了每本书封面的厚度，计算得极为准确，对每一本都用显微镜百般挑剔地检查过。”
“你们查过地毯下的地板吗？”
“我们掀开了每一块地毯，用显微镜检查了木板。”
“还有糊墙纸吗？”
“查过了。”
“你检查了地下室吗？”
“我们查过了。”
“那么，”我说，“你始终都估计错了，那封信并没有像你想象的那样放在这幢房子里。”
“我就怕被你说对了，”警察局长说道，“那么，迪潘，照你的意见，我应当怎么办？”
“彻底地搜查那幢房子。”
“那是绝对不需要的，”警察局长回答道，“对那栋旅馆，我比我的呼吸还有把握，信不在旅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