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和家庭，不过是人类文明史上很短暂的一部分。“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的产生，究竟是出于种族繁衍的需要，还是个人对性资源的垄断的需要，这是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一直在争执的问题。一般以为，家庭是爱情和性吸引的自然延伸。但是，爱情和性就一定能够产生家庭吗？从个人角度看，没有谁是因为要建立家庭而去恋爱和性交。从群体角度看，种族繁衍不一定需要家庭。家庭不过是对爱情和性的垄断形式，是对异性关系进行保值的幻觉。
人们在思考家庭问题的时候，往往只是注意它的建设性，而忽略了它的破坏性：婚姻建设了一个新家庭，却破坏了两个旧家庭。妻子和丈夫，就是从两个旧家庭的躯体上割下来的两块肉，他们在一个新家庭中重新生长在一起，并等待着下一次分割（女性对此的敏感程度要远远超过男性）。这就是性爱与婚姻、家庭的初始矛盾。我们云南纳西族的摩梭人就没有这个矛盾，因为他们的家庭、繁衍与性爱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也就是说，性爱不能够分割他们早已存在的“家庭共同体”。
对于这种矛盾，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套特殊的处理方法，就是试图将性爱的私人性与家庭（家族）的公共性合而为一。在一个封闭的家族空间里，将性交变成经济学意义上的农耕生产（像种稻子一样生儿育女），将爱情变成伦理学意义上的报恩（恩爱）。在这种农耕价值支配下的婚姻和性爱，丧失了个人情感的诡秘性、私人性和严格的排他性。所以，传统社会里的“公公扒灰”、“叔嫂通奸”，尽管算不得光明正大，也习以为常，就像到邻居的菜地里偷了一根黄瓜似的。
这种混淆私人情感和公共事务的文化统治，在中国有效地延续了几千年，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进入现代社会，它才开始崩溃。“五四”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自由（包括恋爱和婚姻自由）。20世纪上半叶长篇小说中的“家族颓败”主题，就是在文学想象中将宗法家族推翻，以便个体可以自由随意地结合。它的潜台词是：性交就是性交，跟传宗接代无关；爱情就是爱情，跟报恩无关；家庭就是家庭，跟家族无关。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这种貌似解放的观念，实际上潜藏着诸多的危机。
一种是建立在宗族躯体（家族繁衍）基础上的性爱（比如东方传统社会）。一种建立在个人肉体自由基础上的性爱（比如某些原始部落）。还有一种是建立在现代家庭基础上的性爱（现代都市的家庭就是典型）。现代都市家庭模式，大致起源于十八九世纪之交的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之为“偶合家庭”，意思是说它有很大的偶然性，人们在外力的左右之下不小心结合在一起了，他笔下的许多青年罪犯，都是这种“偶合家庭”的产物。这种家庭和婚姻，既没有家族公共价值作为依托，也没有真正的个人肉体自由作为根据，更没有信仰上的依据。它呈现为一种虚无的无根状态。貌似温和的家庭形式之中，包裹着一颗颗邪恶的心。
我们现代的婚姻和家庭靠什么来维系呢？其实它并没有发明什么新的东西，而是借用了传统宗法社会的价值观：“恩爱”。传统的“恩”的体现形式是“儿孙满堂”、“六畜兴旺”，它为宗族集体的人脉兴旺做出了贡献，它可以在宗教祭祀、节日狂欢等各种仪式上得到体现，因而有恩于人。现代家庭的“恩”靠什么体现呢？激情没有了、身体衰老了，就一个孩子还出国了，两双泪眼对泪眼，对着电视机发呆。这种现代性背景下“恩”的残余，是一种消极无为的、相互抚摸和欺骗的、阳痿的“恩”，经不起任何诱惑和考验，一有机会就分崩离析。这是一种典型的、没有价值皈依的“现代病”。
为了医治这种带有“精神性阳痿”性质的“现代病”，美国人发明了“伟哥”（VIRGRA，又译“万艾可”）这种药物。也就是让我们向外部物质世界求助，通过化学的、生物学的激情，来掩盖真正的生命激情的消亡，并将这种伪激情转嫁给妻子。这其实并不新鲜，西门庆就使用“伟哥”征服了潘金莲、刘金莲、陈金莲，但并没有维系他的爱情和家庭。为了抵御来自“伟哥”的伪激情，女权主义呼唤“自慰器”，她们宁愿独自解决。“自慰器”瓦解了“伟哥”的神话，更瓦解了婚姻和家庭的梦想，这是一种极端畸形的瓦解策略。中国的情况当然更为特殊，“伟哥”的使用主要是在高级度假村和“二奶”身上，而不是家庭内部。家庭的危机由此可见一斑。家庭价值的瓦解，是社会价值瓦解的最根本的表现形式。
这种家庭和婚姻瓦解的现实，毁掉了青年一代对爱情的梦想。现代都市里流行着一种叫“爱情恐惧症”的疾病。年轻人将谈情说爱这种像水和阳光一样必须的东西视为“奢侈”。“丁克族”、“同志族”、“宠物族”的出现，都与此有一定的关系。这是一种典型的逃亡方式。
因此，与其说是家庭和婚姻束缚了性爱，不如说是“性”的观念毁掉了家庭、婚姻和爱情。“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关于“性的观念”。“爱”并不可爱，可爱的是关于“爱的表达”。表达（语言的、躯体的）不是占有，而是交流，它超越了“性”的动物特征和社会意义上的目的论，也超越了狭义的“性”的死亡特征，它属于自由的生命和存在。否则，我们就是自己的囚徒。当我们在社会层面上对“自由”愤愤不平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已经被自己囚禁在牢笼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