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伽利略”首颗“中轨道”实验卫星“GLOVE-A”搭乘俄罗斯“联盟”号运载火箭顺利升空。
虽然这只是一颗实验性卫星，并非是要最终布置的30颗导航卫星之一，但“GLOVE-A”的发射，标志着欧盟“伽利略”计划从设计向运转方向转变。
然而，进入2005年，欧洲政治开始转向，之前“亲华”的德国总理施罗德黯然退隐，由来自右翼政党的亲美政治家默克尔担任德国新总理。
而法国也进入了领导人交替的时代，希拉克的影响力逐渐下降，亲美政治人物尼古拉.萨科齐于2007年开始担任法国总统。
亲美政治人物纷纷上台，给欧盟致力于建立“多极世界”的愿望变得暗淡，欧洲迅速向美国靠拢。
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航天局与美国“修好”，同意修正之前拟定的与美国GPS相近的发射频率，以便投入使用后产生信号冲突的可能性降至最低限度。
但这样的技术重新修正，却花掉了预算之外的一大笔钱。作为回报，美国同意在技术上支持“伽利略”的开发。
恰恰在这个时候开始，欧盟为“伽利略”计划的财政和利益分配吵成一团。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欧盟开始排挤中国。
眼看着投入巨额资金，却得不到与之相称的对待，甚至待遇还低于没有投入一分一厘的其他非欧盟国家，如印度等国，令中国大为不满。
中国不但进不到“伽利略”计划的决策机构，甚至在技术合作开发上也被欧洲航天局故意设置的障碍所阻挡。
中方除了挂得一个参与人的“好名声”之外，其他一无所得，反而要担负巨额资金投入，这样的“结局”令中方十分不满。
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沉寂数年的“北斗”系统上。
2007年发射的第四颗“北斗”一号导航卫星，替换了退役的卫星，“北斗”系统开始激活。
到2007年底，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中轨道”导航系统，标志着“北斗”系统在技术和规划上的重大突破。
此时，欧盟还在内耗中没有脱开身。
直到2008年4月27日，“伽利略”系统的第二颗实验卫星才升空，此时距上次发射已经有差不多四年时间，这样的进度，比最初的计划推迟了整整五年。
“北斗”二号横空出世，不仅使欧洲“伽利略”系统准备与美国GPS一争高下的愿望大打折扣，也冲淡了“伽利略”未来的市场前景。
“北斗”二号在技术上比“伽利略”更先进，定位精度甚至达到0.5米级，令欧洲人深受震撼。
另一方面，之前“伽利略”计划的推出，刺激了美国和俄罗斯加快技术更新，新一代GPS和新一代“格洛纳斯”的定位精度等技术指标均很快反超“伽利略”，“伽利略”逐渐丧失了技术相对领先的优势。
为转变被动局面，欧洲人别无他法，只有增加财政投入，而此时欧洲航天局为了排挤中国，已经以法律形式规定所有开发资金均来源于欧盟公共资金，这就意味着，要想增大投入，还得在内部无休止地“吵”下去。
欧洲人开始酸溜溜地说，中国“北斗”二号的技术“偷窃”自欧盟“伽利略”计划，这样的无聊之辞已经成为欧洲人自大自负又一例证。
出于战略的需要，中国并没有完全放弃与欧盟“伽利略”计划的合作，但这已经不能阻挡中国推出自主全球导航系统的步伐。
按照国际电信联盟通用的程序，中国已经向该组织通报了准备使用的卫星发射频率，这一频率正好是欧洲“伽利略”系统准备用于“公共管理服务”的频率。
频道是稀有资源。占得先机的美国和俄罗斯分别拥有最好的使用频率，中国所看中的频率被认为是美国和俄罗斯之后的“次优”频率。
按照“谁先使用谁先得”的国际法原则，中国和欧盟成了此频率的竞争者。
然而，中国将在2009年发射三颗“北斗”二代卫星，正式启用该频率，而欧盟连预定的三颗实验卫星都没有射齐，注定要在这场“出乎意料”的竞赛中败下阵来，从而失去对频率的所有权。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成功发射了十六颗“北斗”二代卫星，而欧洲的“伽利略”计划依旧步履维艰。
如果这次战忽局协助中国在短时间内完成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全球布网工作，那么也将为此前的频率争议盖棺定论，欧洲人再也没有和中国竞争卫星定位系统频率的资本。
这才是陈新提出加快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组网工作后能引起这么多人重视的原因。
陈新问李元青上将道：“李将军，现在曙光号和巨龙号空天飞机的训练工作进展地怎么样了？”
李元青道：“按照现在的培训进度，大概再过一个月这两架空天飞机的机组成员就可以执行飞行任务了。”
陈新点头道：“这样最好，剩下的19颗卫星由我们战忽局制造，到时候再交付给你们发射，欧佩克国家的战争准备工作最多再持续两个月，现在已经有情报表明，埃及已经加入了欧佩克阵营，到时候这些国家完全有能力通过陆地对索马里形成威胁，所以我们的时间并不多。”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由5颗静止轨道卫星和30颗非静止轨道卫星组成，还有一部分卫星正在研发之中，不可能马上到位，陈新也如李元青所愿，干脆将这些卫星交由钢镚制造，到时候把发射任务交给中方的这两架空天飞机就行。
李元青哈哈笑道：“陈先生，那就这么说定了，我有点迫不及待地想看看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布网完成后，那些欧洲人脸上到底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