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24年11月13日，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
广州军港。
孙中山偕同夫人宋庆龄健步登上永丰舰，向送行的党政军要员挥手致意。随着舰长令发，汽笛长鸣，永丰舰缓缓离岸，向墨蓝色的深海域驶去，任重而道远，目的地——北京。
这次孙氏夫妇的北行，是应北京“基督将军”冯玉祥之邀，共商和平统一大计。冯玉祥是直系将领，虽能征善战，却受到吴佩孚的排挤。20天前，他趁直奉大战正酣之时，倒戈回师，发动了北京政变，赶走了由“猪仔议员”贿选出来的总统曹锟，还捎带着把已经退位的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逐出紫禁城，一举控制了北京。
政变成功后的第二天（10月25日），冯即召集政治军事会议，决定暂由段祺瑞主政，同时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时局。段祺瑞、张作霖也致电表示欢迎。
孙中山一直关注着北方的局势，接电沉思良久，宋庆龄心里也犯犹豫。
孙中山痛恨军阀混战与割据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不愿放弃一线和平统一的希望。为了扩大国民革命的影响，加速和平统一，便毅然决然接受冯玉祥等人的北上之邀。
对于这么大的事情，或吉或凶，宋庆龄吃不准，找来宋子文商议。宋子文亦感到事非一般，他讲：“此人（冯玉祥）靠不住，再说他也不是一个好东西！这次北京政变，是冯捣了他的上司吴佩孚的鬼。邀总统北上，不知又在耍什么鬼把戏？”
孙中山先生力排众议：“不管他们有没有把戏，为求得全国统一，纵是刀山火海，我也得跳！”
孙中山先生已经决定，宋子文还能说什么，只是提醒孙中山说：“长途跋涉，社会动乱，路上要多加注意。”
宋子文说的不无道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一致反对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千方百计欲将其扼杀在摇篮中。因此北上之途困难重重，险象环生，有些问题难以预料。
“这些我已考虑了，是否能活着回来还很难说，不管怎么说，我到那里是进行斗争。一路平坦的话，还要我们革命者干什么！”孙中山的话颇有几分悲壮，说到这里，又话题一转，“不过，我们还要防备万一。路线可以调整，先到香港，再由香港搭日本邮轮绕上海，后到日本神户，再到天津驱车进北京，另外，多带些卫兵，加强防备力量。”
“希望你多想些困难。”宋子文再次叮咛道。
临登舰前，孙中山夫妇又在黄埔军校作了短暂停留，受到了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和欢送。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孙中山和蒋介石都讲了话，那是个何等激动人心的场面啊！
刺刀闪亮，军旗猎猎。
孙中山缓缓走到军校检阅台上。
迎面可见大字标幅：“镇压商团，巩固广东革命发源地！热烈欢送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事！”
学员们排成整齐的队列，精神饱满，手持苏式步枪，朝气蓬勃，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正步通过检阅台，以崇敬的目光注视着孙中山。
汪精卫看着这场面感慨万千地说：“镇压商团，黄埔学生军初试锋芒，冯玉祥在北京政变，又邀请先生主持国事。局面总算日趋好转！”
廖仲恺走到孙中山身旁，恳切地说：“请先生训示。”
孙中山摇一摇头，沉默。
军旗随风飘动。
廖仲恺再一次劝请：“先生还是说几句吧！”
孙中山右手按着肝部，凝望着这支军容整齐、生气勃勃的新型军队，不禁心潮激荡。在他眼前交替地出现了一幅幅图景：火奴鲁鲁的华侨兵队的操练；头包红巾的惠州起义军蜂拥冲来；臂缠白布的黄花岗之役的敢死队拼杀向前；辛亥革命时期的各路军民汇成汹涌的海洋……叠印的记忆又化为阳光下行进的黄埔军。他的声音哽咽，似乎是对自己说：“我可以死而瞑目了。”
廖仲恺等沉默，面容戚严。
码头上站满了欢送的人群。
军人们一齐向孙中山、宋庆龄敬礼告别。
黄埔校歌高唱，响彻珠海：“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
孙中山深沉的目光，凝视在革命军战士身上。
战士们望着缓缓离去的舰只，热泪盈眶。
永丰舰当天抵达香港，再由香港换船，经过四天四夜的航行，抵达上海港。在上海孙中山夫妇一行受到了三万群众的热烈欢迎，盛况空前，令孙中山先生感叹不已。他们在莫里哀路寓所住了下来，看望者、拜访者络绎不绝，再加上开会商讨国事，忙得整天团团转。本来停留主要是为了休息一下，缓解途中之疲劳。宋庆龄面对这种应接不暇的情况对孙中山说：“还不如路上休息好。”因此，他们在上海只停留了四天，就又起程了。
12月4日中午，朔风怒号，船到天津大沽港，二万余名前来迎接的各界群众，已立于码头和主要街巷。孙中山夫妇立在甲板上，同欢迎的群众见面，挥手致意。在这数万群众中，其中也有一名女大学生，后来成为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她在回忆中写道：
我在欢迎行列中，看到为推翻清朝帝制、为中国独立、自由、民主而奋斗不息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坚定沉着，虽显得年迈，面带病容，仍然热情地向欢迎的人群挥帽致意：同时看到亭亭玉立在孙先生右侧的宋庆龄。她那样年轻、美貌、端庄，安详而又有明确的革命信念。她以一位青年革命女战士的形象，从那时就深深印入我的脑际，至今仍然清晰如初。
可就在这天晚上，孙中山突发高烧，肝病暴发。连日的旅途劳累和多年的忧愤积劳，终于使他病倒了。
孙中山一行在北上之前发表的《北上宣言》中即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问题的主张，并明确指出此会必须有工农代表们参加。但段祺瑞却故伎重演，召集了一个只有旧式的将军和政客们参加的“善后会议”，作为抵制。他还擅自照会各外国公使馆，声明“外崇国信”，尊重历年来和帝国主义所签订的一切条约。此时已卧病在床的孙中山怒斥道：“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的条约，你们在北京却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孙中山百思不得其解。
平津线上，载送孙中山入京的专列奔驰着。
专列冲破迷雾，减速驶过一个小车站。小站两侧站立着稀落的欢迎人群。他们在寒风中颤抖着，手摇各色小旗。孩子们瘦骨嶙峋，睁着失神的眼睛，依在大人们身旁，注视着列车。
孙中山从卧榻上撑起身来，向窗外频频招手。
孙中山一行到京后，冯玉祥却一直没有见面。冯玉祥所以如此，有其难言之隐。在北京政变刚开始时，确有一番革命新气象，但是后来局势逆转，政变的革命意义逐渐消失，北京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冯玉祥不得已乃急流勇退。当孙中山到京时，冯玉祥先在天台山，后在张家口，两地均与北京相距不远，不是没有可能与孙中山晤面，而冯玉祥所以没有前去晤面，是因为当时的北京，已经是段祺瑞的天下。段祺瑞对孙中山用尽一切手段进行抵制，使冯玉祥感到如果与孙中山过于接近，必会招致段祺瑞的更加猜疑和不满。特别是冯玉祥很明白孙中山所以北来，是由于他的真诚相邀，等到孙中山抵京的时候，北京局势已与政变初期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使见了面，又将如何谈起呢？后来冯玉祥每与副将鹿钟麟谈及此事，总是耿耿于怀，似有不胜愧对孙中山先生之感。
因为冯玉祥主动邀请孙中山北来，当孙中山到京时，冯玉祥虽不在京，而国民军早即准备好举行盛大的欢迎，但因孙中山累于病，不能出席，乃临时中止。国民军将领为了表示欢迎，特在1月6日于西车站食堂宴请孙中山随行人员，赴宴的有汪精卫等数十人，从下午6时开始，直进行到8时始散。
孙中山移住协和医院的当日下午5点，即施行手术，医生诊定为肝癌，确认是不治之症。当时虽用镭锭疗治，仅可减少痛苦，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宋庆龄真正的痛苦不在孙中山先生得病的时候，而在她亲眼看到大夫在化验单上的癌症签字，那字虽小，却宣判了先生的死刑。痛苦中的宋庆龄含泪对孔祥熙说：“子文还在广州？”
“夫人的意思是让子文也过来？”孔祥熙道。
宋庆龄点点头：“让子文也过来吧，帮你一把。”
宋子文得知这个不祥的消息，心急如焚，饭也没吃，午夜径赴北京。他一面安慰二姐，一面跑里跑外，请大夫，买药品，竭尽全力，关心和照料重病中的孙中山。
1925年2月24日，孙中山病危，宋子文、孔祥熙、汪精卫、孙科心事重重地进入病房。
孙中山从昏迷中醒来道：“汝等前来，将有何言，不妨直陈。”
宋子文犹犹豫豫，不敢言语。过了一会儿，汪精卫说：“1月26日先生入院后，诸同志皆责备我等。想请先生留下些教诲之言，如先生的病痊愈无所说矣，如不痊愈吾等仍可永听教诲也。”
孙中山听后，沉默良久，然后说：“我何言哉！我病若痊愈则所言甚多，吾先至温泉休养，费数日之思索，然后分别言之。假使不幸而死，由汝等任意去做可矣，复何言哉！”
宋子文四人再次请求说：“我们仍愿听先生之吩咐也。”
江精卫说：“我等今已预备一稿，读与先生一一请听，先生如肯赞同，即请签字，当做先生之言。如不赞成，亦请别赐数语，我可代为笔记。”
孙中山闭目片刻，然后道：“可，汝可试读之。”
汪精卫立即取出所拟文稿，即著名的《总理遗嘱》，低声慢读。
孙中山听毕，点头说：“好，我极赞成。”
汪精卫取来笔具，请孙中山签字。
孙中山说：“汝暂时收存可也，今日不需签字，俟数日后再酌。吾总还有数日之生命。”
3月11日，孙先生再次报病危。
这天是星期三，孙先生要求把他从那张舒适的床上移到行军床上。宋子文、孔祥熙、孙科等围绕在病榻旁。汪精卫将预备好的《总理遗嘱》呈上去，孙中山先生因手力甚弱，不停地颤动，无法持笔。晚9时，夫人宋庆龄含泪托起孙中山先生的手腕，执钢笔签上“孙文”二字。
宋子文又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陈友仁起草的《致苏俄同志的一封信》轻声读了一遍，先生听过后，用英文签上自己的大名。
3月12日，这是一个无风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