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要问，诗人为什么愿意做此猜断？接着的诗句给出了答案：“神本是人之尺度。”人之度量的尺度是什么？不是神，也不是天空，亦不是天空的显明。此尺度在于保持不可知的神作为神怎样通过天空而显明的方式。神通过天空的显现乃在于一种揭露，它让我们看到自行遮蔽的东西；但这并非由于它力求将遮蔽者从其遮蔽状态中牵引出来，而只是由于它守护着在其自行遮蔽中的遮蔽者。因此，不可知的神作为不可知的东西通过天空之显明而显现出来。这种显现是人借以度量自身的尺度。
对于人的通常观念来说，这似乎是一个令人不解的尺度；对于无所不晓的陈腐的日常意见来说，它看来也是格格不入的。因为日常观念和意见往往都声称自己就是一切思想和反思的准则。
然而，为什么这种在我们今人看来如此怪异的尺度被允诺给人并且通过做诗的“采取尺度”而向人公布出来了？因为惟有这种尺度测定着人之本质。因为人是通过贯通“在大地上”与“在天空下”而栖居的。这一“在……上”与“在……下”是共属一体的。它们的交合乃是贯通；只要人作为尘世的人而存在，他就时时穿行于这种贯通。
因为人在经受维度之际存在，所以人之本质始终必须得到测度。这样，就需要一个尺度，它同时一体地关涉整个维度。洞察这一尺度，将它当作尺度来加以测定且将它当作尺度来加以采取，这对诗人来说就意味着：做诗。做诗就是这种“采取尺度”，且是为人之栖居而“采取尺度”。因此，紧接着诗人便说：“神本是人的尺度”。
现在，我们知道荷尔德林所说的“诗意”了吗？既知道又不知道。说知道，是因为我们接受了一个指示，知道要在何种角度上去思考做诗。说不知道，是因为作为对那个奇怪的尺度的测定，做诗变得愈加神秘兮兮了。因此，倘若我们准备在诗的本质领域中逗留一番，做诗就势必还是神秘兮兮的。
当荷尔德林将做诗思考为一种度量时，还是令人诧异的。如果说荷尔德林洞察到作为一种度量的做诗，并且首要地将做诗本身当作“采取尺度”来贯彻，那么，为了对做诗进行思考，我们就必须一再来思索在做诗中被采取的尺度；我们就必须关注这种采取的方式，这种采取在于让那种已被分配的东西到来。做诗的尺度是什么呢？是神性；也就是神吗？谁是神呢？也许对人来说，这个问题太难了。因此，让我们先问问什么是神？
荷尔德林在《在可爱的蓝色中闪烁》一诗中有这样几行诗：
“什么是神？不清楚，
但他的丰富特性就是他的天空的面貌。
因为闪电是神的愤怒。
某物愈是不可见，
就愈是归于疏异者……”
对神来说疏异的东西，是指天空的景色，天空的景色是人非常熟悉的东西。这种东西是什么呢？是在天空下、大地上的一切；那不可知者归于这一切为人所熟悉而为神所疏异的东西，才得以在其中作为不可知者而受到保护。诗人召唤着天空景象的所有光辉及其运行轨道和气流的一切声响，将这一切召唤入歌唱词语之中，并使所召唤的东西在其中闪光和鸣响。
不过，诗人之所以为诗人，并非是去描写天空和大地的单纯显现。诗人在天空景象中召唤那种东西，后者在自行揭露中恰恰让自行遮蔽着的东西显现出来。在各种为人所熟悉的现象中，诗人召唤那种疏异的东西——不可见者为了保持其不可知而归于这种疏异的东西。
只有当诗人采取尺度的时候，他才做诗。由于诗人如此这般道说着天空之景象，即，诗人顺应作为疏异者的天空之现象，也即不可知的神“归于”其中的那个疏异者。我们通常所见的表示某物之景象和外观的名称是“形象”。“形象”的本质是：让人看某物。而映象和模像是真正的形象的变种。真正的形象作为景象让人看不可见者，并因而使不可见者进入某个它所疏异的东西之中而构形。因为做诗采取以天空之面貌为尺度，所以它便以“形象”说话。因此，诗意的形象不是单纯的幻想和幻觉，是一种别具一格的想像，是构成形象，即在熟悉者的面貌中的疏异的东西的可见的内涵。形象的诗意道说将天空现象的光辉和声响与疏异者的幽暗和沉默聚集于一体。通过这种景象，神令人惊异。在此惊异中，神昭示其不断的邻近。因此，荷尔德林在“充满荣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这几行诗后接着写道：
“……我要说
星光璀璨的夜之阴影
也难与人的纯洁相比。
人乃神性之形象。”
“……夜之阴影”——夜本身就是阴影，是那种绝不会漆黑一团的幽暗，这种幽暗作为阴影始终与光明相亲切，为光明所投射。做诗所采取的尺度作为疏异者——那不可见者就在其中保护着它的本质——归于天空景象中熟悉的东西。因此，此尺度具有天空的本质特性。但天空并非纯然是光明。高空的光芒本身就是其庇护万物的浩瀚的幽暗。天空的可爱蓝色乃是幽深的色彩。天空的光芒是庇护一切可昭示者的日出日落的朦胧。此天空乃是尺度。所以，诗人一定会问：“大地上可有尺度？”且诗人必定得答曰：“绝无。”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说“在大地上”时，我们所命名的东西只是就人栖居于大地且在栖居中让大地成为大地而言才存在。
但是，只有当做诗实现而成其本质，且其本质是我们所猜度的，就是作为一切度量的“采取尺度”，这时候，栖居才会发生。这种“采取尺度”本身乃是本真的测度，而不是用那种为制作图纸而准备的标尺所做的单纯测量。作为对栖居之维度的本真测定，做诗乃是原初性的筑造。做诗首先让人之栖居进入其本质之中。
做诗乃是原始的让栖居
人栖居，是因为人筑造。并非由于人作为筑造者仅仅通过培育生长物同时建立建筑物而确立了他在大地上天空下的逗留。只有当人已然在做诗的“采取尺度”意义上进行筑造，人才能够从事上面这种筑造。本真的筑造之发生，乃是由于做诗者存在。
做诗筑造着栖居之本质。做诗与栖居并不相互排斥，做诗与栖居相互要求着共属一体。“人诗意地栖居”。这个诗句的真理性以极为不可名状的方式得到了证明。因为，一种栖居之所以能够是非诗意的，只是由于栖居本质上是诗意的。
无论在哪种情形下，只有当我们知道了诗意，我们才能经验到我们的非诗意栖居，以及我们如何非诗意地栖居。只有当我们保持着对诗意的关注，我们才能期待，非诗意栖居的一个转折是否和何时在我们这里出现。只有当我们严肃地对待诗意，我们才向自己证明，我们的所作所为怎样和在哪种程度上能够对这一转折做出贡献。
做诗是人之栖居的基本能力。但是，人之所以能够做诗，始终只是按照这样一个尺度，即，人的本质如何归本于那种本身喜好人、因而需要人之本质的东西。依照这种归本的尺度，做诗或是本真的或是非本真的。
所以，本真的做诗也并不是随时都能发生的。本真的做诗何时存在，能存在多久？荷尔德林对此有所道说。这几行诗是：
“……只要善良，
这种纯真，
尚与人心同在，
人就不无欣喜
以神性度量自身……。”
荷尔德林说：“与人心同在”，也即：达到人之栖居本质那里，作为尺度之要求达到心灵那里，从而使得心灵转向尺度。
只要这种善良之到达持续着，人就不无欣喜，以神性度量自身。这种度量一旦发生，人便根据诗意之本质而做诗。这种诗意一旦发生，人便人性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人的生活”——恰如荷尔德林诗歌中所说的那样——就是一种“栖居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