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宗李昂独坐延英殿，思绪万千：自宝历二年（826）十一月王兄敬宗被弑于内宫，枢密使王守澄等宦官诛灭宦官苏佐明等宫中内乱者，与裴度等朝臣拥立自己即位以来，自己颇有上追太宗贞观之治之志。尊生母萧氏为皇太后，居大内；以王太后为宝历太后，居义安殿；郭太后因是令公郭子仪之孙、驸马郭暧和升平公主之女，仍尊居兴庆宫，这样可使后宫安静。自己身体力行，对三宫一视同仁，谨行孝道，堪为天下表率。每当得到天下珍宝，先荐于祖庙，然后奉敬三宫，再由三宫太后们按制派宫中太监进献给自己，颇得天下称道。
唐敬宗、唐文宗都是唐穆宗的儿子，敬宗为长子，元和四年（809）六月七日生；文宗为次子，元和四年（809）十月十日生，他比敬宗只小四个月，是弟即兄位。虽是如此，他即位后拜谒敬宗灵柩时，仍遵行祭大行皇帝之礼，全身素服，哭泣甚哀，不亚于祭父。同时只将引诱唐敬宗修炼“长生不死”之术（实际上唐敬宗年仅十七岁，在位才两年就死了）的宫中道士赵归真等人，流放到岭南或边地，没有一个被处死，朝内外因称其“仁孝”。
文宗即位后，改其名李涵为李昂，意其志行高超，气度不凡。他自以为在为江王时，就对穆宗、敬宗两朝的弊端看得十分清楚，所以自己即位后，就决计励精图治，去奢求俭，曾下诏凡宫女中非掌职事不可者，一律放出宫，这样诏命三千余名宫女出宫，与家人团聚；又按元和年间宪宗旧制，将五坊小儿执掌鹰犬之事的小太监，除按职事留下校猎者之外，也一律遣回民间。同时，还效仿李泌于德宗朝裁减冗官，对于教坊、翰林、总监等冗多人员，裁减一千二百名，停发了诸司于穆宗、敬宗两朝所增加的衣粮；对于御马坊场及近年来为多贮钱谷所占的陂田，全部退还有司衙门；对先朝所使用的精美刺绣、精雕物品，一律停止进贡和使用。他又将敬宗在位，每月上朝不过一两次的旧制加以废除；恢复宪宗时，皇帝及文武百官每月逢单日，必须上朝，而双日为辍朝、放朝日，臣工们于各衙署办公，皇帝有事可于延英殿召见朝官策对。这一切自去年十一月施行以来，得到朝内外的一致称贺，人们都以为又得贤明天子，从此又可希望重享太平了。于是，文宗也沾沾自喜，以圣明天子自居。到第二年（827）二月，就改元太和，大赦天下。
唐文宗还有“得意之作为”，就是严格了“朝会”“散值”制度，力行节俭。在他为江王时，就注意到《诗经·齐风·鸡鸣》中写道：“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古人鸡鸣即起，准备上值，这种制度至少在春秋之时就已形成，到隋唐已定型为卯时（今早上五时至七时），朝官上朝，各机关官员上值（即上班）。但这种制度在开元天宝时遭到破坏，玄宗自迷恋杨贵妃后，“从此君王不早朝”，致使文事散懒，武备松弛，终导致安史之乱，大唐天下险些丧失。此一惨痛教训，后代君王并未真正吸取，尤至穆宗、敬宗时，君王不坐朝更有甚之，朝纲如何整肃？为纠正这种弊端，文宗以身作则，上朝日寅时末刻即起身，由太监、宫女侍御盥栉，卯时准时上朝。
卯时上朝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夏季犹可，冬季卯时遇没有月亮的晚上，到处是漆黑一团。以往大臣们到达宫门口，宫门未开，皆于凛凛寒风中等待，个个瑟瑟发抖。为此，文宗即位后，命于皇城内的宫门两旁建筑朝房，大臣们可于朝房内等待宫门开启而进入皇宫。可进入宫门，要穿过一个很大的广场（即马球场），才能到达龙尾道。这龙尾道位于含元殿正南，为南北向三条平行的斜坡和台阶相间的砖石道，长为二十多丈（约合今七十米）。登上龙尾道，才能到达含元殿，其时文左武右，皆拾阶而上，按品级高低依次进入含元大殿。这途中，有无路灯，各朝不同。因唐代的含元、麟德两殿及其东面的郁仪楼、西面的结邻楼等都相接、相邻的，全为木质结构，谨慎的皇帝为避免宫中失火，都不设路灯。进入宫门后，大臣们都摸黑前行。上朝的规矩是，除一、二品大员年高者，特赏可以骑马或乘椅轿外（唐初尚无椅轿），其余都步行。臣工们的随从是不能进入皇宫的，所以无人为他们举灯照明，除朝房内有灯外，从宫门至含元殿都得摸黑而行，时称之为“无光族”。但也有“有光族”，即宰相、奏事官、各衙门的递奏官和各地省秦官，因他们提前送交的奏章、文书等，有许多是皇帝要在朝会上提出讨论，或要征询宰相、文武百官意见的，所以皇帝特许给灯，便于宦官持灯迎接他们，他们被称为“有光族”。
每当“有光族”趁亮前行时，“无光族”便亦步亦趋地紧跟其灯的光亮前行，因谓之为“借光”，此即为“借光”一词的来历。这就形成了一种景观，即臣工们出了朝房，到达宫门口，只要看见前面有灯光来时，就一拥而上，“借光”前行。到了穆宗、敬宗时，两位皇帝都奉行奢华，于宫门至含元殿沿路两旁均设路灯，每当上朝日，值日太监早早点明路灯，皇宫内灯火辉煌。纵然如此，因二帝不明事理，不理朝政，臣工们对二帝很不满意。文宗是个节俭的皇帝，他以防皇宫失火为由，尽废前朝所设路灯，改以往“无光”的旧俗。上朝日，他命值日太监打着宫灯，排成两行，到宫门口迎接臣工上朝，然后沿途为他们两旁提灯照明前行。等臣工进入含元殿后，即将所点灯烛全部熄灭。这样就避免了以往在雨、雪天，臣工们摸黑上朝，因路滑而跌倒或跌伤事故的发生。因朝内外称颂他既节俭，又爱护、方便臣下。
文宗既要振兴朝纲，就敕令百官以“清、慎、勤”为本，首先恢复了点名签到制度。每当上朝日，便命监察御史点名，朝内外官员应“上值”（即上班）而无故不到的，缺勤一天处笞二十小板，每缺勤满三天的，罚加一等，满二十五天的处打一百大板，满三十五天的处徒刑一年，满百天的革职为民。天宝元年（742）所列灵武等十大军镇及边境地区的“边要之官”，倘要违背上述“上值”规定，还要罪加一等。无论朝官、外官，所在有司均由主管官员上午、下午点名。点名时不到的官吏，每缺一次，笞打二十小板，倘完全不来“上值”，就计算天数，按无故“不上值”的罪名议处。“散值”（即下班）时间，按制规定是春风后，于申正（约今四时）“散值”，秋分后于申初（约今下午3时）“散值”。京官上朝者，逢双日不上朝，即按此作息时间规定上、下班，处理各自公务，节假除外。因节假日的放假，历朝都有规定。白居易又在《晚归早出》一诗中写道：“退衙归逼夜，拜表出侵晨。”“逼夜”才回到家，“散值”似更晚。其实，在京有司都集中在南衙，其与百姓居住区相隔较远，都集中在宫城（又称子城）南，至皇城之南门（即朱雀门）的朱雀大街两侧，距官员们所住的里坊（长安有里坊一百零八个）远近不等，有些里坊距离很远的，回到家，即已“逼夜”了。
可见古代要做一个勤谨官，也是很不容易的。但自汉武帝以后，儒家入世之理论已根深蒂固，穆宗、敬宗朝京官“上值”很散漫，朝野上下人人怨望；文宗即位，严格朝值，人人“上值”很辛苦，却人人称颂。至于后来文宗失信于官民，那是因为他不能“言必行”所致，是另外一回事，不是因严格朝制所引起的。
唐文宗即位后的勤谨确受到群臣的称颂，他亲自主持的朝会，有朝例、大朝、常朝之称，他在诏书中称：凡是一切国务，必须先在朝会上咨询群臣的意见，所以百官应“旦日上朝，以议时事，前共筹怀，然后奏闻”。文宗是继肃宗之后，一位不近女色的皇帝，他逢双日不坐朝，往往在延英殿或手不释卷，或临时召见宰相等，是一位出名的博览群书的皇帝。闲暇时，他也召宰相讨论诗文。一日他在延英殿召宰相李珏、杨嗣复、陈夷行讨论《诗经》。他问道：“《毛诗》云：‘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苹是何草？”杨嗣复、陈夷行一时面面相觑，回答不出，只有李珏答道：“臣按《尔雅》：‘萍，。其大者苹。’郑玄笺：‘苹，萧。’故臣知苹是萧。”文宗摇摇头说：“陆玑疏：‘蒿（萧），叶青白色，茎似箸而轻，始生香，可生食。’朕看《毛诗疏》，苹叶圆而花白，丛生野中，似非萧。”他又问：“古诗云：‘轻衫衬跳脱。’跳脱是何物？”三人一时谁也回答不出，文宗说：“即今之腕钏也。《真诰》言：‘安姑有斫粟金跳脱’，是臂饰。”三人大惊，忙称颂：“陛下不仅博览群书，且有真知灼见。”此事一传开，群臣都知道文宗广学博闻，既好修辞，必能识臣下奏章之好劣。朝内外因称其为仁孝，文宗也自鸣得意。
可得意归得意，一些积重难返之事，却使唐文宗忧急如焚。远的尚且不说，就说这朝中吧，自宪宗之后，皇帝的废立全由宦官操纵，本朝何不如此？宫中盛传宦官刘克明等人于内室弑敬宗李湛，欲立绛王李悟。枢密使王守澄、中尉梁守谦率禁军杀刘克明、李悟等，迎自己入宫立为皇帝，这样操纵皇帝废立的大权，由一个宦官集团之手，转入另一宦官集团之手。王守澄、梁守谦手握禁军的调动，全不由己。谁知道有一天朕不如他们之意，他们会不会对朕下手而改立他人？唐文宗李昂越想越害怕，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本来他一即位就有诛灭王守澄等人之意，可是自己刚即位，朝内外亟待安定，所以一直隐忍未发。而现在既已改元，新朝必有新气象。再说数月来，自己一直想找一位忠荩之臣，托以大事。想来想去，平蕃宰相裴度乃五朝元老，在朝内外享有盛誉，尽可以担当此任。想到此，他正准备宣召裴度密议此事，却见王守澄笑嘻嘻地走进来，毕恭毕敬地躬身奏道：“启奏陛下，裴度上书在此。”文宗一愣，心想裴度通过王守澄上书，究为了何事？不过他镇定了一下，说道：“呈上来！”王守澄将奏折呈上龙书案，文宗打开来看，见上写道：“臣年老体衰，近足疾益重，不便朝谒，难任机重，愿上政事。”文宗看罢，心中暗惊道，朕正准备委其重任，他却上书辞官，究是为何？他正这般沉吟着，抬头却见王守澄仍躬身于前，偷言观察，于是便又故作镇定说：“卿且退下，容朕思之。”王守澄连声诺诺，躬身退出。
却说裴度辞朝是有复杂原因的。年已六十二岁的裴度，看到朝中政事日坏，皇帝只不过是个傀儡，全由宦官集团操纵，宦官集团内部又钩心斗角，都想为拥立一个亲自己一派的皇帝而你争我夺。这样，皇帝就像走马灯一样变换。穆宗在位仅四年，年龄也只三十岁就死了；敬宗在位时间更短，只两年，年仅十八，就被宦官杀死，拥立了文宗。但近在咫尺的皇宫似五里迷雾，以裴度为首的朝官对宫中所发生的一切，根本无从了解，因而对皇帝庇护下的一个个宦官集团无能为力。老郭太皇太后死后，在宫中的郭太皇太后全不似她姑母，唯恐别人说她与其兄司农卿郭钊宫内外交通，而招来杀身之祸，因此对宫内外之事不闻不问，只想洁身自保。宝历二年（826）十二月二十三日，宦官集团在宫中为乱，杜秋娘并没有死，她和宫中女官宋若兰相扶携着从阴沟中逃出，得宋若兰族弟宋申锡收留，侥幸渡过大难关。后来，裴度由东都洛阳回京，杜秋娘夜访裴度，详说宫中所发生的一切，裴度虽已了解了宫中内幕，但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中尉魏从简、梁守谦以卫队引时为江王的李昂入宫，尽领左、右神策军，飞龙兵，将刘克明、田务澄等宦官及苏佐明、王嘉宪等击球军将二十八人，尽行诛杀，禁军之权全部落入王守澄等四人手中。四人自恃肃禁宫、立文宗有功，任意指斥朝臣、擅行禁令，权力似在文宗之上，人们称“王、杨、魏、梁”为“四贵”。对此朝中大臣颇有议论，裴度虽已吃尽了宦官擅权的苦头，可为稳定朝中大局，多方做工作，安抚百僚臣工。
因杜秋娘和宋若兰是宫中女官，裴度就上奏文宗，要其召劫后余生的二人回宫。唐文宗倒是允准了，但王守澄深知宋若兰素来文弱，对自己尚无大碍；杜秋娘的智谋非常人可比，唯恐于己不利，就借口她原是皇子漳王李凑之师，可由漳王府供养。毫无主见的李昂就又听取了王守澄的建议，将杜秋娘由宜春院移居漳王府。裴度闻知，仰天长叹道：“皇上虚怀若谷而不能坚决，与宰相议事已定，寻复中变。宫中细事尚且如此，朝中大事更可由此而知了！”
裴度的这种看法，并非因一人一事之偏见，还有更主要的方面，这就是关于李德裕的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