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边疆的棉花栽培和棉纺织业
在古代，海南岛和岭南地区，云南和四川部分地区，新疆的吐鲁番和于阗一带，都以生产棉花和棉布着称。
海南岛和岭南地区，气候炎热、潮湿，那里的兄弟民族很早就栽培一种能开花吐絮的木本植物，利用它的花絮纺纱织布，缝制衣服。当地零它称作“吉贝”，织成的布叫“织贝”或“吉贝布”。吉贝就是多年生的木棉，属于棉花的一种。每年可收花两次，早在夏禹时，海南岛居民就用木棉织布缝衣。《尚书·禹贡》中称这种布为“织贝”。缝制的衣服叫“卉服”。它说明当地居民早在距今4000年前就已栽培和利用棉花了。
秦汉时期，海南岛兄弟民族流行一种称为“贯头”衣的服式。这种贯头衣就是在一段棉布中间开一个洞，从头上往下套在身上，再在腰间束一根带子就成了。做工简单，穿着宽松，可以说是现今时兴的套头衫的始祖。为了制作方便，通常把几幅布拼接在一起，做成一种“广幅布”。当时中原地区的麻布幅宽只有2尺2寸(合今1尺5寸)，而这种广幅布宽达5尺(合今3尺5寸)，宽出1倍多。而且“洁白不受垢污”。因此为中原人民所传颂。当时生产的棉布能达到如此洁白无瑕的程度，首先是棉花原料的质量好。三国时有人描述当地的木棉说，棉絮“状如鹅毛”，纤维“细过丝绵”，可以“任意小抽牵引，无有断绝”。可见那是一种色白、纤维长，韧力强的优质棉花。同时，脱籽、弹花、纺织和漂白工艺技术，也都达到了相当水平。
他们不但能生产白布，而且能生产各种染色布。即先将棉纱染成各种不同颜色，然后织成布。这种染色布被称为“斑布”，并有多种花色和规格。黑白条纹相间叫“乌辚”；黑白格子纹叫“文辱”；黑白格子纹中间再添织五彩色线品则称“城域”。城域是斑布中的精品。
三国时，海南岛和岭南地区的棉纺织生产已形成了一套比较规范的程序，即棉花摘下来后，先去籽，然后弹松纺纱，最后织布。如果需要花色棉布，则先将棉纱染色，然后再织。而且纺纱技术姆熟，所以才能做到“任意小抽牵引，无有断绝”。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地区的棉纺织技术不断发展，棉布质量进一步提高。南北朝时，《南史·宋武帝纪》有“广州尝献人筒细布”的记载，一匹布可以装在竹筒内，可见其细薄的程度。除了织造白布外，又将棉纱染成各种颜色，织成“五色斑布”。这种斑布不仅色彩绚丽，而且细款如丝绸，在三国时就很着名。妇女穿起来更是漂亮异常。宋代《岭外代答》一书描述说，海南岛黎族妇女，“衣裙皆吉贝(斑布)，五色烂然”。
棉花的种植也在不断扩大。北宋的《避齐闲览》说，“闽岭以南多木棉，土人竞植之，有至数千株者，采其花为布，号吉贝布”。农户植棉，已有相当规模。并生产出多种规格和等级的棉布，当时有个叫赵汝适的，在福建任司舶官，记述了他在闽中见到的棉布等级及其名称。当地将棉布分为四等：厚的叫“兜罗棉”，次之叫“番布”，再次之叫“木棉”，又次之叫“吉贝”。
在棉花种植推广的同时，棉花加工工具和纺织技术又有了新的改进。南宋的《泊宅编》具体记述了闽广地区的棉花加工和纺织过程，并提到了赶棉和弹棉工具，说当地居民摘棉去壳，用铁杖赶尽棉籽，用小弓将棉花弹松，然后纺绩为布，称为“吉贝”。海南少数民族居民所织的头巾，上面织有花卉纹，并杂有文字，尤为工巧。另据南宋《桂海虞衡志》记载，海南黎人还织造一种青红相间的格子布，被称作“黎单”，很受广西桂林人的喜欢，被他们买来作床单。
在西南地区，云南和四川兄弟民族种植和利用棉花的历史也十分悠久。
世世代代居住在云南哀牢山区和澜沧江流域的古哀牢等兄弟民族，很早就掌握了棉花栽培和棉纺织技术。据《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东汉明帝时，曾在云南设永昌郡，并谈到当地生产棉花的事实。永昌就是今天云南保山市和永平县一带。东晋的《华阳国志》一书，关于永昌的棉花和纺织生产情况，记载更为详细。书中说：“永昌郡古哀牢国，产梧桐木，其花柔如丝，民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污，俗名桐华(花)布”。梧桐木是多年生木本棉，桐华(花)布也叫“幢华(花)布”，就是棉布。三国和两晋时的一些文献中，多有关于当地木棉的描述。魏人张勃所着《吴录》描述说“交州永昌木绵，树高过屋，有十余年不换者。实大如酒杯，中有绵如絮，色正白，破一实得数斤，可为组絮。”一个棉桃可得数斤棉絮，纯属夸张，但其他描述，当是事实。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也有类似记载：“交趾定安县有木绵树，高丈，实如酒杯，口有绵，如蚕之绵也。又可作布，名日白练揲，一名毛布。”永昌的濮族中，有一支特别擅长种植木棉和纺织棉布的，被称为“木棉濮”。
永昌东北的南诏，即现在的大理一带，很早就利用棉花进行纺织。当地把木棉叫做“婆罗木”，把棉称为“婆罗笼段”。成书于南北朝(5世纪)时的《南越志》说，南诏“惟收婆罗木子中自絮，纫为丝，织为幅，名婆罗段”。
这些历史记载证明，云南西南部以傣族、白族为主体的兄弟民族，自古以来就以栽培棉花为重要的纺织原料。
对华南和西南古代种植和多年生棉的种属，学术界有不同观点：有人提出是被称之为“攀枝花”的木棉科木棉，理由之一是这种木棉的历史有1000年以上，而海岛棉的栽培时间距今不到50年；有人则认为是锦葵科木棉，即多年生亚洲棉。因为木棉科木棉是高7-10丈的乔木，而华南和西南的木棉、“梧桐木”是高约1丈的灌木，正合乎锦葵科木棉的高度。虽然也有黎族妇女用木棉科木棉纤维织布，但其纤维的拈曲度和强度低，织成的布很粗糙，又不耐用，无法达到历史文献上所描述的那种细丽和名贵程度。同时，攀枝花的果实成熟后，籽和絮是自然分开的。利用攀枝花的絮无需轧棉去籽的工序。攀枝花的絮还有不吸收水分的特点，因而不宜作农着原料。所有这些，都同历史文献记载不符。而且亚洲棉传入海南已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与当地木棉栽培的起始时间也是吻合的；还有人认为，多年生棉和一年生棉就是一个品种。同一种棉花生长在黄河和长江流域是一年生，但在华南或滇南就可变为多年生，如果再南移到热带地区，一年生棉种也可变成大树。这一结论显示，古代的多年生棉同后来的一年生之间可能有某种渊源关系。
新疆是我国古代另一个植棉业和棉纺织业发达的地区。从今吐鲁番到新疆西南部的民丰、于阒和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广大区域内，早在两汉时期就广种棉花了。
吐鲁番古代称高昌国。是沙漠中的绿洲，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可供灌溉的水源，有利于棉花的生长。当地居民很早就将棉花用作纺织原料。3世纪初，魏文帝曹丕在诏书中就曾提到新疆地区生产“白缫(叠)布”。白揲布就是棉布。当地居民把棉花叫做“白叠子”。这个名称同西南有些兄弟民族是一样的。现在滇南的佤族还把棉花叫做“戴”，白布叫“白戴”。
南北朝时，南朝《梁书·西北诸戎传》也有关于高昌和于阗植棉纺织的记载。说高昌国的“草木”(草棉)很多，果实像蚕茧，棉丝像细麻丝，当地人称为“白叠子”，“多取之以为衣，布甚软白”。又说，于阗西边有一个叫“喝盘陀”的小国，居民穿的是“吉贝布”。喝盘陀国就在今天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一带。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在新疆地区的考古发掘中，有东汉到隋唐时期的大量棉织品实物出土，更有助于我们对古代新疆一带棉纺织业情况的了解。1959年发掘的民丰县东汉墓，有蓝白蜡染印花布和棉白布裤、棉手帕出土；1964年在阿斯塔那的晋代墓葬中发现了布俑穿着的棉布衣裤；1959年在和田南北朝遗址出土了一块商人装物用的蓝白方格褡裢布；1960年在吐鲁番河斯塔那墓葬中，出土有高昌国时期的几何纹锦；1964年在哈刺和卓的初唐墓葬中发现了一条棉布口袋；1959年发掘的巴楚县晚唐遗址中还发现了草棉种子，等等。
新疆出土的棉织品实物，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花色齐全。从纺织材料看，既有纯棉布，也有丝、棉交织品；从棉布组织结构看，既有普通平纹布，也有几何纹提花布；从颜色和印染加工情况看，既有白布，也有双色格子布和蜡染印花布。这些棉布或丝、棉交织布，组织结构都相当细密。一块蜡染平纹布，经密为18根／厘米，纬密为13根／厘米，相当于当时中原地区的8升布。和田出土的褡裢布，经密、纬密分别为25根／厘米和12根／厘米，相当于中原地区的14升布。可见当时新疆地区的棉纺织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边疆地区的棉花是从哪里采的
从上面的叙述我们知道了岭南、西南和西北边疆地区很早就开始了棉花栽培和棉纺织生产。那么这些地区的棉花又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把棉花、棉布叫做“吉贝”、“白叠”、“白叠子”呢？
原来，古代岭南、西南和西北边疆的棉花也不是当地土产，而是分别从国外传进来的。“吉贝”、“白叠”等就是当时外国棉花名称的译音。
岭南和西南云南边疆气候炎热潮湿，古代栽培的是多年生木本亚洲棉。而这种亚洲棉最早是从相邻的印度、越南等地传入的。秦汉时期，中原有一条经四川、滇西前往印度的贸易通道，也是着名的西南“丝绸之路”。这条贸易通道出滇西后，经缅甸北端进入印度的阿萨姆。阿萨姆一带正是多年生木本亚洲棉的发源地。于是这种亚洲棉种就被人沿着这条贸易通道带人中国境内，在云南缅甸边境的“哀牢夷”居住区安家落户。这个地区后归入汉帝国版图，设立永昌郡。于是永昌一带成为古代西南边疆植棉业和棉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
海南和岭南地区栽培的多年生木本亚洲棉的最初来源，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从海路或就近从印度支那半岛传入的；也有人提出是从云南永昌沿南疆边境地区传过去的。究竟属于哪种情况，尚待进一步考证。需要指出的是，从一些历史文献记载看，海南和永昌两地最初的棉花栽培时间，并无明显的先后之分。甚至海南还早于永昌。海南的棉种不大可能是从云南传去的。
印度的亚洲棉，既有野生的，也有栽培的。在梵文中各有不同的名称。野生棉的梵文名称是Salmali，用野生棉纤维织成布的叫tula。这些梵文名词，经过长期、多次辗转音译以及误写，在古代文献中出现了多个不同的汉文译名。Salmali在我国佛经和其他历史文献中分别被译为“设拉”、“娑罗”等。在转引过程中，“娑”被误写为“婆”，“娑罗”又变成了“婆罗”。如唐代樊绰的《蛮书》记载说，云南“蕃蛮种，并不养蚕，唯收婆罗树子，破其壳，中自如柳絮，组织为方幅，裁之笼头，男子妇女通服之”。《太平御览》在引用这些记载时，把“收”误写为“牧”，又变成子“牧婆罗”说“南诏多牧婆罗树子，破其壳，中自如柳絮，纫为丝，织为幅，裁之为笼段，男子妇人连(通)服之”。
tula则被译成“姑罗”、“蠹罗”、“兜罗”、“妒罗绵”、“土芦”、“都落布”、“秃鹿麻”等。有的则截取第一个音tu，简化为“都布”。
《后汉书·马援传》提到，马援晋见在西蜀称帝的同乡公孙述。公孙述为马援制“都布单衣”。这里的“都布”就是上述“都落布”的简化。还有的取第一个音，加上木棉开花的特性，结果演化出“桐华(花)”、“幢华(花)”、“桐华布”等译名。西晋左思的《蜀都赋》中即有“布有幢华(花)”一句。有人加以注释说，“幢，木名。其华(花)可绩为布”。
“娑罗”、“炻罗一两个系列的名称，只流行于古代云南地区。而海南和岭南地区流行的是“吉贝”或其同音、近音名称。这是印度栽培棉名称的音译。
栽培棉的梵文名称是Karpasa或Karpasai、Karpasi。在汉文佛经和其他历史文献中，这些梵文棉名也就有了“吉贝”、“劫贝”、“家贝”、“劫波盲”、“迦波罗”等多个译名。这种栽培棉在广西越南交界地区，翻译过去的越南语名称为Kopaih，再转译成汉文，又变成了“古贝”。在我国的一些史籍中，有时“吉贝”、“古贝”混用，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如《梁书》在海南诸国传中，谈林邑国时用“吉贝”，而谈到丹丹国、干陀利国、狼牙惰国时则用“古贝”。《北史·真腊国传》也有“古贝”。林邑、真腊都在现在的越南、柬埔寨境内，故多用“古贝”。但在广西、广东和福建地区，多采用“吉贝”这个译名，到宋代时已基本统一和固定下来。
西北新疆地区，传入和种植的棉花品种是一年生非洲棉。它是沿着古代“丝绸之路”传进来的。从历史记载和近年来新疆等地的出土文物资料推断，开始传入的时间可能在公元前2世纪前后。
非洲棉与亚洲棉相反，它的生长期短，枝干矮小，但耐干旱。新疆的气候条件正好适合非洲棉的这些特性。所以很顺利地传了进来。传入的顺序，则可能是先传入棉布，以后才传进棉种，开始棉花栽培。
前面说过，古代新疆地区称棉布为“白叠”、“白叠子”。这个名称是从梵文Patta音译过来的。Patta原意为“条”、“幅”，纺织业发生后，它的含义即引申为布幅，单独使用时通常指棉布。在我国的古代文献中，Patta有“白叠”、“白缫”、“钵吒”、“帛宜”“白苔”等多种译名。在使用过程中，有人将这个梵文名称加以简化，加上“布”字，于是又衍生出“宜布、”“毛布”、“苔布”、“榻布”等名词。白叠和宜布两个系列的名词只流行于古代新疆地区。
岭南、西南边疆和西北新疆地区，传入和栽培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棉花品种，前者是木本亚洲棉，后者是草本非洲棉。使用的名称也是两个不同的系列。由于气候和交通条件的原因，两个地区之间的棉花品种没有交叉传播。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毕竟同是棉花。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当然是主要的。关于这一点，早在唐代就有人说得十分清楚。唐代的《一切经音义》一书诠释云南木棉名称说：“劫波育，或言劫贝者，讹也，正言迦波罗。高昌名毛，可以为布。厨宾以南，大者成树；以北形小，状如土葵。有壳，剖以出华如柳絮，可纫以为布也。”这段话把两地棉花的联系和差别说得十分透彻。文中的厨宾即克什米尔。古代非洲草棉和亚洲木棉在印度的种植区，就是以克什米尔为界。这与今天西方学者的考证结论完全一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作出如此正确的判断是十分可贵的。
棉纺织革新家黄道婆
宋末元初，棉花种植开始从华南传入江南时，棉纺织技术尤其是棉花加工技术，十分落后，工具非常简陋。
棉花在纺纱之前，必须首先去籽，弹松，卷筒。而这些加工程序，开初都十分原始。去籽用铁杖，甚至没有任何工具，完全用手剥。效率之低可想而知。到至元十年(1273年)的司农司《农桑辑要》里，仍然在使用铁杖擀籽法。即将籽棉放在一块窄长木板上，再用一条长2尺、粗如手指而两头渐细的铁杖，像擀面条一样擀出籽粒。这种方法虽然比手剥有了进步，效率仍然极低。弹花则是用竹子做的一个长一尺四五寸的小弓，以手牵线弦将棉花弹松。由于弓的长度，线弦强度、拉力、振幅和振动频率都有限，弹花的效率和质量均受到极大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