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赖火毕其功。远古之时，灶极为简单，故灶神常和火神混同于一：黎、吴回以火神而为灶神。前者为祝融，后者为火正，皆掌火之官，死而被奉为灶神（见《淮南子·时则训》和《风俗通义·祀典》）。炎帝也以火神而为灶神。《淮南子·泛论篇》：“炎帝作火，死而为灶。”
除火之外，灶必须有人参与，才能毕其功。故人们又以“先炊”为灶神，见《仪礼》。先炊为一老妇人，乃主持炊事者，她是直接支配灶以发挥其功用的人，而不是祝融、火正那样间接支配灶的人。先炊又与灶的属性紧密结合在一起，因而人们便以“司灶之神”混同于灶神。先炊为老妇人，此很容易理解。炊事与渔猎农耕相比，较为轻松。当时的主要消费品为食品，此老妇人还掌握食品分配大权。她生前受人尊敬，死后为人怀念，乃至祭祀，固不待言。
此外，又有许多奇怪的说法。《庄子·达生》：“灶有髻”，司马彪注云：“髻，灶神，着赤衣，状如美女。”袁珂认为“髻”即“蛣”，蟑螂也。《后汉书·阴识传》注引《杂五行书》云灶神名禅，字子郭。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四云，灶神有一家庭，其属神大多是天帝的亲属。《灶王经》中的灶神极多，有种火老母、东方青帝灶君等五位“帝”级灶君，以及他们的夫人和灶子灶孙、姊妹、媳妇、女儿、仆人等等，简直就是个衙门，有众多的家属，还有众多的随员和部下等。
将某种自然物(如日月星辰和山水等)或人工制造物(如门、灶、城等)的属性人化，就创造出了自然物之神或人工物之神。这种人化，本身就预示了神的社会职能，因为人本身就只能是社会的人。相应地，神本来应该体现的自然属性、功能，就逐渐减弱、淡化，乃至消失。灶神的情形也是如此。民间信仰中的灶神，有着与灶的自然属性根本无关的职能。《礼记·祭法》规定，王立七祀，其中有灶。一直到庶士、庶人，立一祀，或户或灶。每个有祭祀神灵资格的社会阶层，都应该或可以祭祀灶神，灶神成了每个社会阶层共同祭祀的神灵。
大而言之，灶神有两大职能：保护神和监察神。郑玄云，小神居人之间，司察小过，作谴乃尔。又葛洪《抱朴子·微旨》云：“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大者夺纪，纪者，三百日也。小者夺算，算者，三日也。”《灶王经》亦云灶神主人寿命长短，富贵贫贱，掌人职务和禄位，记人之功德，奏明上帝，以定赏罚。事关人的生死和命运，故灶神称为“东厨司命”。《敬灶全书》云，“(灶神)受一家香火，保一家康泰。”宋人刘斧《青琐高议》、洪迈《夷坚志》等小说中，灶神作为家庭保护神的功能屡见之。有些民俗也是建立在灶神是家庭保护神这一观念之上的，例如叫魂、小孩出远门额涂灶灰、未过门媳妇的八字放在灶上等。清朝姚燮《西沪棹歌》有“灶煤一点涂儿额，抱坐娘兜往外家”之句，自注云：“小儿随母归宁，以灶煤染指点额，谓之灶记。”这一风俗，很多地方仍有之。
奉灶神为家庭保护神之俗，乃是起于对灶的崇拜和感谢。靠灶吃饭，全家才能活命，从此进一步推衍，灶神就成了家庭的保护神。奉灶神为监察神之俗，乃起源于劝人为善的传统观念，体现出道德导向。世人不察其理，只知道灶神有此二大职能，非同小可，便企图用取媚于灶神的手段，来达到现实的功利目的。于是，祭祀灶神之俗生焉。祀灶本是申敬，但渐发展为“媚灶”(语出《论语》)。
古代本来只于夏天祭祀灶神，具体在六月初四、十四和廿四。今仅用廿四。清代吴地有“三番祀灶，胜做一番清醮”之谚语。醮是一种道教仪式，道士设坛祭祷，把人间的意愿送达上天，请求天帝的允诺。“清醮”即是太平醮。“胜做”云云，也是将灶神作为天帝派驻人家的监察神对待的，其目的，无非是想请灶神在天帝面前为此家隐恶扬善，并转达此家美好的意愿，代表此家利益说话，为此家消灾求福。于夏六月二十四祭祀灶神之俗，今仍有之。祭祀时，先将灶神像放在灶上。灶神像，大致都是“方面长须”的古代官员状。再将祭品列于灶神前。夏日祭祀灶神，祭品用素，如豆腐干、百叶、酥糖、糕点、瓜果之类。焚香点烛，念诵《心经》或《灶王经》等。祭祀完毕，焚纸锭、荷花锭完毕，将灶神像放入灶陉(灶龛)。灶神是民间俗神，后被道教拉入其神系，而《心经》则是佛经。此亦佛道融合、互用之一例。
腊月祭祀灶神，起于西汉阴子方。《后汉书·阴识传》：“宣帝时阴子方者，至孝有仁思。腊月晨炊，而灶神现形”，阴家有黄羊，因以祀之。后世腊月二十三、二十四祀灶之俗，即来源于此。灶神向上天汇报前夕，人们借饯行之机会取媚之。范成大《腊月村田乐府》中《祭灶词》写此俗，描绘此俗之民俗心理，甚为详细：“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小流连，家有杯盘丰典祀。猪头肉烂双鱼鲜，豆沙甘松粉饵团。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婢子斗争君莫闻，猫犬触秽君莫嗔，送君醉饱登天门。勺长勺短勿复云，乞取利市归来分！”
古腊月祭祀灶神，有荤素并用者。如《后汉书》云用黄羊，《白虎通》言用鸡，苏轼《纵笔》云：“明日东家应祭灶，只鸡斗酒应燔吾。”范成大《祭灶词》：“猪头肉烂双鱼鲜。”明人诗中亦有类似描写。然《梦粱录》、《武林旧事》等所记载祭祀灶神之俗，祭祀时全用素品。后世祭祀灶神，以全用素品者为多，大概受佛教的影响。
腊月二十四日之祭祀，也是送灶。到除夕或春节期间，再行接灶之俗。顾禄《清嘉录》卷十二写送灶的风俗甚详细：“俗呼腊月二十四夜为念四夜。是夜送灶，谓之送灶界。比户以胶牙饧祀之，俗称元宝糖。又以米粉裹豆沙馅为饵，名曰谢灶团。祭时，妇女不得预。先期，僧尼分贻檀越(按：施主)《灶经》，至是填写姓氏，焚化禳灾。篝灯灶马，穿竹箸为杠，为灶神之轿，舁神上天，焚送门外，火光如昼。拨灰中篝盘未尽者，还纳灶中，谓之接元宝。稻草寸断，和青豆，为神秣马，且撒之顶，俗呼马料豆。以其馀食之，眼亮。”
接灶俗：放鞭炮、爆竹，接灶神从天而下，设新灶神像于灶祭祀之，然后将新灶神像放入灶龛里。这样，这灶神就开始履行他一年的职责了。有迟至正月十五才接者。
各地祭祀灶神的风俗，旧时当地地方志中，一般都有记载。此外，北京等地祭祀灶神之俗，又见冯应京《月令广义·腊月令》，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七，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等，这些书中，记载得比较详细。
世俗之敬灶祭灶，并不是因有灶神监察而警戒，改过从善，积德修身，而只是用贿赂的手段，让灶神为他们隐恶扬善，以邀无妄之福。这就远离了感谢灶神熟食之功这一灶神信仰的本旨，也远离了灶神信仰劝人为善的神道设教。《灶王经》越念越歪了。
四、财神
财神赵公明，也称赵公元帅，头戴黑冠，黑面浓须，微带笑容，一手执铁鞭，另一手拿元宝，身骑黑虎。这样的塑像，普通人家和商家，往往有之，有的还在这塑像前面点香烛，供祭品。至于挂这财神画像的人家，就更加多了。这说明，有意无意地信仰赵公明的人，仍然不少。赵公明是怎样成为财神的？作为财神，他这种形象，又是从何而来？
晋朝时，赵公明为死亡之神。《搜神记》卷五云，上帝派三将军赵公明等，各督数鬼，下界取人。如此则赵公明就是“无常”之类者。梁朝陶弘景《真诰》云，赵公明能放害气侵人。这与他是死亡之神的说法相通。隋代，赵公明是五大瘟神之一，主秋瘟事宜，仍是放害气的死亡之神。
明初，赵公明成道教中的大神。作于明永乐以后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云，赵公明乃终南山人氏，秦时避世山中，精修至道成，玉帝召为神霄殿副帅。头戴铁冠，手执铁鞭，面孔漆黑，胡须一把，骑一猛虎，威武异常。后来，他守护天师张道陵炼仙丹，授“正一玄坛元帅”之职。功成，赵公明又司赏罚之事，部下有“八王猛将”、“六毒大神”(即天、地、年、月、日、时六大煞神)、“五方雷神”、“五方猖兵”等。他能“驱雷役电，唤雨呼风。除瘟剪疟，保病禳灾”。“至如讼冤伸抑，公能使之解释公平；买卖求财，公能使之宜利和合。但有不平之事，可以对神祷无不如意。”他位高权重，威风赫赫，但死亡之神的痕迹，宛然可见。“除瘟剪疟，保病禳灾”说明瘟疫仍然归他所司。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民间普遍祭祀或信仰赵公明，大约是在明代中叶或稍微前一点。明代嘉靖年间的几个有关赵公明的故事，其灵异并不限于财富方面，也有为人报仇的（见明朝陆灿《庚巳编》卷四，清朝褚人获《坚瓠广集》卷五引《耳谈》等）。那么。赵公明是在什么时候、又如何成为专职财神的呢？
在赵公明的诸多职责中，惟独“买卖求财”一事，虽不能说是独家经营，但也是他的鲜明特色，为许多神灵所无。有的神灵虽有涉足，但怎么及赵公明来头大？人们祭祀赵公明，越来越看重他“买卖求财”这一职能，到后来，赵公明就专管“买卖求财”一事，成了财神，俗称“财神爷”、“财神菩萨”。
赵公明是什么时候成为专职财神的呢？是在明代中叶稍后。作于隆庆、万历间的《封神演义》，编了赵公明成为专职财神的故事。此书尾声姜子牙祭坛封神，封阵亡之人。赵公明被封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统率招宝天尊萧升、纳珍天尊曹宝、招财使者乔有明、利市仙官姚迩益这四大尊神，阵营强大严整。由此可见，神灵世界对司钱财一职，是何等的重视了。这正是人们强烈的求财心理的反映。《封神演义》中有关赵公明的描写，正迎合了这种民俗心理。《封神演义》之前，人们信奉赵公明，也许已主要重其司财职能，故《封神演义》编这样的情节，让他成为专职财神。而《封神演义》的传播，又使对财神赵公明的信仰传得更加广，更加普遍。
不过，赵公明的形象、服饰和称号没有变，这些，可以使我们看到作为财神的赵公明与综理数职的赵公明之间的联系，也足以证明，民间信仰赵公明，最早是把他作为综理数职的神灵祭祀的，后来，才把他作为专职财神来信仰。
许多地方以三月十五为赵公明的生日。旧时一些地方，每到此日，人们就要以烧酒、牛肉祭祀他，如吴地就是如此（见顾禄《清嘉录》卷三）。此书又云，财神赵公明，民间或立庙祭祀，或买其像供奉在家中。商人祭祀财神，最为普遍，这或许是他们终年与钱财打交道的缘故。河北《阳原县志》云：“财神，各商家各供于号中。每岁正月，为财神特别祀期，如民家之祀天地然。每岁二月十八日，又献戏以酬之。”如此则财神几乎成了商家专门祭祀的神灵，也就是他们的行业神了。
财神也被立庙祭祀。云南鹤庆县财神殿有赵竹筠所撰对联云：“乾始美利，不言所利，乃大厥利；人知其神，弗见其神，故谓之神。”杭州玄坛殿对联云：“吉士叩坛场，彼自有感，非为享多仪而福也；凶人犯法律，吾岂无闻，正欲盈其恶以诛之。”
第三节神仙：以八仙为例
唐代就有“八仙”之说，五代时，西蜀道士张素卿画有八仙像。在宋代以及宋代之前，尽管有这样那样“八仙”的名目，但是都与锺离权、吕洞宾这一八仙仙班无涉。不过，在宋代，锺离权、吕洞宾等已经开始被陆续联系在一起了。到了元代，锺离权、吕洞宾这一套八仙仙班就形成了。特别是杂剧作者，常以他们这个仙班中的神仙，来编剧本。不过，自元至明，甚至迄清，这套八仙仙班中的成员，也时有出入。
元人马致远杂剧《吕洞宾三醉岳阳楼》中，八仙一起出现：锺离权，一位“做官的胡子”，“现掌着群仙录”，算是这八位中地位最高的；铁拐李，拿着拐儿，头发乱梳；蓝采和，身着绿袍，“板撒云阳木”；张果老，是位老者，“赵州桥骑倒驴”；徐神翁，身背药葫芦；韩湘子，携一花篮，他是“韩愈的亲侄儿”；曹国舅，身穿红袍，是“宋朝的眷属”。元明杂剧中的八仙，大都是《吕洞宾三醉岳阳楼》中的那几位。《争玉板八仙过海》流传最广。成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即出于此。剧演八仙应白云大仙之邀，去阆苑赴牡丹会，回来时，过东海，他们乘着酒兴，不愿腾云飞过，而是各显神通，脚踏各自的随身宝贝，浮海而过。曹国舅踏笊篱，韩湘子踏花篮，铁拐李踏铁拐，锺离权踏芭蕉扇，徐神翁踏铁笛，张果老踏药葫芦，吕洞宾踏宝剑，蓝采和踏玉板。这个故事，后来被明人吴元泰改编写入《八仙出处东游记》，作为此书的高潮并结局。
吴元泰《八仙出处东游记》中的八仙是：锺离权、吕洞宾、张果老、铁拐李、韩湘子、蓝采和、何仙姑、曹国舅。此书糅合了以前有关八仙的许多传说，特别是对各仙的成仙经过和八仙的聚合，交代得尤为清楚，能自成系统。这很符合人们喜欢有头有尾、有根有据故事的欣赏心理，容易在人们心里生根。此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书中八仙的组成，便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几乎成了八仙组成的定说。清人汪汲《事物原会》中的八仙，也是这么几位。明清许多八仙画，画的都是这八位神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