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刘震云的人都知道，刘震云是河南省新乡延津县人。正如莫言总喜欢将自己小说的人物、故事放在高密东北乡一样，刘震云的大量小说也是以河南、新乡、延津为背景的。如标志着刘震云正式“登上”文坛并引起关注的《塔铺》，就是延津下的一个乡，刘震云本人就曾在塔铺中学任过教。《新兵连》中的那一连的新兵也都是从河南延津拉来的，取材于刘震云自己当兵的经历。从《单位》开始，刘震云曾一度将“官人系列”和“单位系列”的故事搬到了北京。但是从《手机》开始，刘震云开始自觉地强化人物的河南属性，如《温故一九四二》中的河南人群像、《手机》中的严守一、《我叫刘跃进》中的刘跃进等，“故乡系列”也是一样，《故乡面和花朵》第四卷就是讲的河南延津县王楼乡老庄村在1969年的人和事，《故乡相处流传》虽然写的是对三国故事的戏仿，但小说一开头也是“一到延津，曹丞相右脚第三到第四脚趾之间的脚气便发作了”。《故乡天花黄花》写的也是抗日战争、土改直到文革历史中河南的人和事。近年来，刘震云的“一字系列”，《一腔废话》、《一句顶一万句》也都离不开河南、延津。用刘震云自己的话说：“我除了在北京写作，还是回河南延津比较多。来往比较多的，还是俺村那些人。剃头的、杀猪的、卖豆腐的，当厨子的、在戏班子里敲梆子的、出门打工在建筑工地爬架子的、在洗澡堂子当服务生的……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有时我听舅舅表哥一席话，胜在北京读十年书。”此语略有夸张，但用来强调“河南性”（其实更具体的是新乡延津）之于刘震云写作的重要性，还是可以的。
读过刘震云的小说的人也都有一种共同的感受，无论是日常生活的琐屑、无奈，还是大灾大难的悲苦、凄惨，抑或重大历史的壮观、激荡，但一旦诉诸刘震云的笔端，又都无时不透露出一种幽默、诙谐，让人时不时产生忍俊不禁的喜感。最初评论界将之命名为“刘氏幽默”，但从《我叫刘跃进》开始，这种“刘氏幽默”便有一种更新的名称：“河南式幽默”。刘震云也开始自觉地以“河南人的形象大使”自居，用“幽默”来重写河南人的文化性格，并认为“河南人骨子里有一种幽默”。那么，刘震云小说中的“河南式幽默”有哪些特点呢？我们从刘震云自己津津乐道的“拧巴”开始谈起。
一、 拧巴： 河南式幽默的自觉
从“刘氏幽默”到“河南式幽默”，刘震云的写作期间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换，或者说“自觉”。第一次是发生在《温故一九四二》，在这本小说的写作中，刘震云第一次实现了“河南式幽默”的自觉，认为“这本书是喜剧，不是悲剧。它最大的震撼不是三百万人死了，而是三百万人死后我们对事件的态度。我们河南人在临死时总会为世界留下最后的幽默”。在这本书中，刘震云开始自觉将此前具有个性色彩的幽默、反讽叙事方式赋予群体性的河南式幽默特点，并且将这种幽默感定性为面对悲剧时的人生态度。第二次是发生在《我叫刘跃进》的写作中，刘震云明确将这种河南式幽默概括为“拧巴”，并在后来的《一句顶一万句》中将这种“拧巴”的河南式幽默发挥到了极致。
不过，要想真正理清“拧巴”的语义及其与河南方言的关系，还不是特别容易的事情。在中国许多方言中都有“拧”这个词。在中原方言中，其主要的意思有如下几种： （1） 形容词：“不服劝导；倔强”； （2） 动词：“转动”，如“把身子拧过去”； （3） 动词： 扭伤，如“脖子睡拧了”； （4） 动词： 用脚跟走路，如“走到路上一拧拧，一拧拧”； （5） 动词： 缠，如“这小孩儿真拧人”。在《关东方言词汇》中有“拧巴”这个词，包含两个意思： （1） 用手拧东西，如“张嫂的纺织技术很熟练，说话工夫就拧巴出一个筐来”； （2） 不舒展，不舒服，如“这件衣裳做的有毛病，穿到身上拧拧巴巴的”。但在《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却没有“拧巴”一词，可见“拧巴”这个词要么是晚近的产物，要么还只是个别方言中使用率并不太高的词汇。
但是21世纪以来，“拧巴”却日趋流行，甚至达到了妇孺皆知的地步。何以如此？有篇网文认为，“‘拧巴’一词因两位作家发扬光大，一个是王朔，名言是‘见过拧巴的，没见过这么拧巴的’；另一个是刘震云，名言是‘生活拧巴了我’”。
在《汉语新词新语年编2003—2005》一书中，“拧巴”正式位列其中，被解释成“爱钻牛角尖、不通畅的意思”。在对其的解释中，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它和作家王朔一篇回忆梁左的文章有关。碰到脑子一根筋、爱钻牛角尖的人你可以大声地说： 你可真是拧巴呀！拧是一种情绪，也是一种姿态，它甚至可以成为一种理想——如果你愿意让自己活得不轻松而又有点小深度的话。”不过，这里的解释并不太准确。其一，王朔的《回忆梁左》一文发表于2001年11月2日的《北京青年报》，要早于本书所收录的2003—2005年。其二，王朔在这篇文章中用“拧巴”对梁左的描述其意思并非“一根筋、爱钻牛角尖”。王朔在写梁左的睡眠规律时，写道： 梁左十分羡慕我的睡眠，他的睡眠是运动的，每天往后推两个小时，从黑夜推到白天，再一步步推回来。最拧巴的时间是晚饭当口，挣扎着吃几口就要回家眯一觉，醒来总是深夜，群众反映他经常一个人后半夜去各种酒吧独逛。为了拧巴回来，他一直吃安眠药，时而奏效时而起反作用。这里“拧巴”的意思与“拧”字差不多，都是“别扭”、“扭转”之类的意思。在《我把青春献给你》中，冯小刚也对“拧巴”作了解释：“拧巴： 别扭、偏执，并且一根筋，劝不回来，贬义的与众不同。”那么，王朔的“拧巴”是否与刘震云的“拧巴”是一回事呢？在就《我叫刘跃进》一书出版接受记者采访时，刘震云阐述了他的“拧巴”观： “拧巴”这个词不是从我这里来的，我也是在生活中学的。它的近义词是“别扭”。所有的人和事都别扭着。更大的别扭是，所有人对这个“别扭”无能为力，大家还得按照这种“别扭”走。这样的结果是，走起路来不可能不走形，所有的细节和骨节点会出许多笑话，一个严肃和庄严的事情，结果变成了一出喜剧。一天十件事，有八件事拧巴着。它对我的伟大影响是，不单要写这样一篇作品，还改变了我的整体写作观，即为什么要写作。许多作者都说，他们写作，是因为生活感动了他，或愤怒了他，他有话要说。这是人和生活的直接关系。过去我也这么做过，但我现在与他们不同，我要写作，是因为生活的理儿拧巴了我，我试图通过写作，把骨头缝里散发出的拧巴给拧巴回来。是人和理之间的关系。这样做不单是为了写作，也是为了我自己。整天被世界拧巴着，不找个途径校正一下，恐怕离忧郁症就不远了。或者叫一种心理治疗。当然，我拧巴回来的道理，是不是另一种拧巴，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我想说的第二层意思是，这种拧巴不但存在于今天，也存在于过去；不但存在于中华民族，也通行于全人类。在人类的历史上，悲剧频仍；但所有的悲剧都经不起推敲，悲剧之中，一地喜剧。原来我们一直生活在喜剧时代。但我说的喜剧，不是事件的可笑，而是一件庄严的家具，内部楔和榫的不对接，家具的表面，又油光水滑。从这段陈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刘震云理解的“拧巴”从语义来说基本与王朔所说的“拧巴”一致，所不同的是，刘震云进一步将这种意义放大了： 不仅仅指人和事的“拧巴”，更重要的是“生活”和“世界”与个人的关系；不仅指一时一地的“拧巴”，更重要的是古今中外、整个中国、整个世界都普遍存在着“拧巴”；这种“拧巴”在作品中也不仅仅表现在人物、故事、情节之中，更重要的成为一种写作方式，成为一种小说的叙述方式、结构方式，乃至一种文学观。由此看来，刘震云才真正将“拧巴”上升到了普遍规律、普遍意义和价值的高度进行了表现，也由此，“拧巴”成为刘震云对民间诙谐文化的一大贡献。
二、 刘震云小说写作的“拧巴”史
《我叫刘跃进》之所以被刘震云称为“拧巴的小说”，就在于刘震云用“拧巴”的叙述方式讲述了一个“整个世界都拧巴”了的故事。
小说讲述了一个工地厨子刘跃进丢包、找包，捡包，被人找（追讨），进而与一桩正在侦破的腐败大案相联系的故事。但是，这丢包、找包的背后却隐藏着众多不可告人的秘密，正是这秘密的掩与揭，成为让整个世界都“拧巴”的根源所在。（情节不赘述，详见下表）事情（本事）秘密（事之拧巴）人物关系（人之拧巴）插曲（人与事的复杂化，情节之“拧巴”）刘跃进丢包、找包六万元欠条刘跃进与妻子、李更生、刘鹏举的关系儿子刘鹏举偷走了刘跃进捡的包；又去绑架勒索李更生。刘跃进捡包、被人找U盘严格、老邢、老蔺、贾主任等的关系老邢侦破贾主任要案刘跃进在没发生丢包事件之前就是一个（让人觉得）“拧巴”的人： 作为一名农民工，在工地也只是个厨子。但正是这么一个小人物却并不值得读者和他人为其底层身份而同情，因为他总是充分利用“职务之便”，占单位的小便宜；更让人恼火的是，刘跃进对这些额外财富的占有并不是通过明偷获得，而是通过买菜拿回扣的方式进行，正因为如此，众人皆知刘跃进贪了大伙的小便宜，却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这种众人明知其是贼却无法捉的困境正显示出了凝结在刘跃进身上的“拧巴”特性，而在这种“拧巴”的背后，显示的却是刘跃进与他人之间充满不信任的别扭的人际关系。这种别扭的人际关系不只是在刘跃进身上有所体现，在其他人身上也是如此。小说写到“大东亚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总经理严格时，也有专门的一段描述：“严格富了之后，也有许多烦恼。这烦恼跟穷富没关系，跟身边的人有关系。四十岁之后，严格发现中国有两大变化，一， 人越吃越胖； 二， 心眼越来越小。按说体胖应该心宽，不，胖了之后，心眼倒更小了。心眼小没啥，还认死理，人越来越轴了。他伺候的是一帮轴人。别人轴没啥，身边的朋友轴没啥，老婆也越吃越胖，心眼越来越小，人越来越轴，就让严格头疼。”与刘跃进相比，严格最大的区别不在于一是总经理，一是工地小厨子；也不在于一个是百万富翁，一个是一贫如洗。最大的区别在于严格有知识、有文化，对自己的境遇有自我反思的能力。与刘跃进一样，严格的人际关系也处于彼此信任、不满意、感觉不舒服的状态之中，严格的概括是“越吃越胖，心眼越来越小，人越来越轴”，身体之胖与心眼之小所形成的对比正是身心二分与对立的问题： 身体之胖是物质丰裕的表现，而心眼之小则是精神贫困的表征。
以《我叫刘跃进》为标志，刘震云的这种以“拧巴”为特点的所谓“刘氏幽默”、“河南式幽默”基本上定型的。不过，这种“拧巴式幽默”并非始自《我叫刘跃进》，从刘震云的《塔铺》开始，其实已在不少作品中暗含了“拧巴”的因子，只不过当时的刘震云对之并不自觉，读者也并没有因此有强烈的感受。
《塔铺》中有不少“拧巴”的事情，如小说一开头，即是写我从部队复员回家，但“拧巴”的是，我在部队四年，即没入党，也没提干，算是白混了；而家里呢？也没啥变化。小说写我参加高考复读的故事，虽然历尽辛苦，考上了，但自己心爱的女朋友却嫁作他人妇，也是让人“拧巴”的事情。但是，《塔铺》之“拧巴”并没有带来幽默感，而是一种涩涩的酸楚，其原因正在于，刘震云并没有将“拧巴”里所包含的各种悖反、错位因素予以放大。到了《新兵连》，小说中的人物开始变得好笑了： 无论是“元首”还是“老肥”，从人物的外形到行动，从性格到语言，均具有喜感。小说的情节也开始变得滑稽： 小说一开头即是写新兵连的第一顿饭——吃羊排骨。特别写到大家一方面觉得这肉炖得有味儿，一方面却舍不得吃完，人人盘底还留着两块骨头，因为大家觉得现在身份不同了，不能显得太下作。这个细节所引起的幽默被当时的评论家认为是“死要面子”，是对农民传统文化心理之狭隘、自私、愚昧的批判与同情，因而是“含泪的嘲笑”。而构成小说情节核心的，则是这批新兵在部队中“争骨干”过程中的钩心斗角，如打小报告、拍领导马屁、搞小阴谋等，以及在此过程中演出的一场滑稽戏。不过，小说之幽默可笑并不是始终如一的，到了最后，李上进不仅被批倒批臭，而且还被判刑；王滴进了军部，任务却是照顾瘫痪在床的军长他爹；“老肥”则自杀而死。面对着新兵连的弟兄一个个不幸的命运，小说结尾的基调也变得不再幽默。
到了“单位系列”，刘震云的小说开始从“含泪的嘲笑”变成“讽刺地嘲笑”了。小说中所描写的无论是各种部长、局长、处长这些“官人”，还是类似小林这些的“小公务员”，身处权力运作机制之下的各种心灵的扭曲成为刘震云嘲讽的对象。而其表现，就是身处“单位”环境中人与人关系的“拧巴”： 任何人都处于一种小心翼翼地设防自保、千方百计地钩心斗角的状态。经过《手机》再到《我叫刘跃进》，再到“一字系列”的《一腔废话》和《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的“拧巴式叙述”运用得越来越自觉，也越来越成熟。
那么，紧接着的一个问题就出现了，既然在刘震云的小说中从一开始就具有“拧巴”的特点，那么，为什么有的“拧巴式叙述”能够让人发笑，而另一些则让人难受呢？这还得回到《我叫刘跃进》中来，在描写严格的那段话中，还有后半段至关重要的叙述： ……由老婆说开去，严格感叹： 中国人，怎么那么不懂幽默呢？过去认为幽默是说话的事，后来才知道是人种的事。幽默和不幽默的人，是两种动物。拧巴还在于，人不幽默，做出的事幽默。刘震云的幽默观通过严格的体悟显现出来——这种思考完全可以说就是刘震云借人物之口对幽默的形成机制的探讨，并有助于我们展开对“刘氏幽默”、“河南式幽默”的理性思考。首先，小说中人物严格认为，中国人不懂幽默。所谓“不懂幽默”并非中国人不知幽默为何物，也不是指中国人不会开玩笑、说笑话，而是指中国人做事顶针，斤斤计较，因而所谓不懂幽默指的便是中国人的一种现实而功利的人生态度。不过，这里的“中国人”其实只是泛指、虚指，“中国人不懂幽默”也并非一种理性判断，在此更多的还只是一种情感态度——小说中的描写是“由老婆说开去，严格感叹： 中国人，怎么那么不懂幽默呢？”这里包含的内涵很丰富： 其一，这是严格从对老婆的感叹而推演至中国人，因此这一判断并不严谨；其二，在“中国人……不懂幽默”之间，还有非常重要的“怎么那么”的修饰语，显示这一语句所具有的情绪性，并非一种理性分析；其三，事事计较是导致不懂幽默的重要原因。其次，尽管中国人现实而功利，但也不乏幽默的表现，用严格的话说，“拧巴还在于，人不幽默，做出的事幽默”。所谓“人不幽默”有两个意思： 一是产生幽默性的主体不懂幽默——即“不会说话”；二是产生幽默性的主体主观上并不追求幽默——即“事事计较”（没有幽默所必备的智力上的自我欣赏、能力上的超强自信、机智聪慧的语言能力等）。但是，“做出的事幽默”，这同样包含两层意思： 一是“无心插柳”的幽默；二是接受者认为其幽默可乐。这种幽默机制，被形容为“拧巴”。由此不难看出，刘震云的“刘氏幽默”、“河南式幽默”的形成机制便是这种“拧巴”——不在于小说中所写人物本人是否具有幽默的气质，而在于这种“拧巴”，让读者产生幽默可乐的感觉。第三，这种幽默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除了此前的所谓“不懂幽默”，太过现实功利外，更重要的是，刘震云发现，中国人“不敢幽默”了。小说描写严格的困境：“人说他幽默。他渐渐也不幽默了。不幽默并不是幽默不好，而是因为幽默，严格吃过不少亏。”正是这种对吃亏上当的警惕构成对“拧巴式幽默”的消解机制。小说写道：“四十岁之后，严格发现自己最大的变化是，四十岁之前，自己爱说笑话；过了四十岁，开始不苟言笑。久而久之，对玩笑有一种后天的反感”，这不能不说是生活对个人的压抑（拧巴）所致。
因此，刘震云在《我叫刘跃进》中所表现的“拧巴式幽默”的特点在于： （1） 拧巴本身是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负面状态，因此，拧巴式幽默绝非天然的、纯粹的智力上的优越和情绪上的放松，拧巴式幽默的基础是生活的压抑和别扭； （2） 拧巴之所以具备了幽默的特点，还在于拧巴所包含的悖反、错位以及所形成的可笑因素； （3） 拧巴毕竟是一种不正常、让人不舒服的状态，因此，任何处于拧巴状态中的个人都有着强烈地克服拧巴的愿望，因此，拧巴式幽默并不是一种积极的、可不断放大的状态，而是一种消极的、不断被消解的因素。
三、 “拧巴式幽默”的叙事特征
如前所述，刘震云小说中的“拧巴”首先是小说中人与事的拧巴，这些都属于小说“所叙之事”的部分，那么，在“事之所叙”的层面上，是否也具有“拧巴式幽默”的特点呢？从事的拧巴到叙的拧巴到话的拧巴，刘震云为我们建构了一整套“拧巴式幽默”的叙述方式。
叙的拧巴： 绕——转折
从“单位系列”开始，刘震云的小说中出现了在《我叫刘跃进》之后被广泛使用的“拧巴式叙述”。在《官人》的开头： 二楼的厕所坏了。有人不自觉，坏了还继续用，弄得下水道反涌，屎尿涌了一地。天气太热，一天之后，屎尿就变成了一群蠕动的蛆虫。有人亲眼看见了一个大尾巴蛆，正在往厕所对面的会议室爬。本来二楼的厕所是不会坏的。一楼可以坏，三楼可以坏，四楼五楼、六楼七楼八楼都可以坏，但二楼不能坏。因为在二楼办公的都是领导。负责打扫楼道和环境卫生的，是单位从外边雇的几个临时工。为首的是一个说话大舌头、脸上有条刀疤的老头。“二楼的厕所坏了。”这种中性的陈述短句成为标准的刘氏小说开头句式，并在此后的小说中反复出现。这类陈述句又可细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日常生活的情境再现，如《一地鸡毛》中“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官场》的开头：“县委书记到省城开会，就像生产小队长进了县城，没人管没人问。”这种情境看似日常，却并不普通。如《官人》中的厕所问题： （1） 厕所坏了，却没人修，大家还继续用，这就极不正常。弄得下水道反涌，蛆虫乱爬。 （2） 厕所坏了，坏的却是二楼的，这也很不正常。其他楼层的厕所都可以坏，唯独二楼的，不应该坏，为什么？因为二楼办公的都是领导。而现在领导楼层的厕所坏了，而且没人修，这个性质可就严重的。 （3） 厕所的干净与否与清洗厕所的清洁工的尽责与否关系密切，于是引出说话大舌头的刀疤脸老头的一整套“厕所政治学”：“他打扫卫生有个分别： 楼层不一样，卫生搞得也不一样，于是弄得上下都满意。” （4） 但是，在如此精通“厕所政治”的老头的服务下，二楼的厕所居然坏了，问题不出在这扫厕所的老头身上，而是单位自身出了毛病。于是，刘震云便从这二楼厕所坏了开始，引发出整个单位因可能的人事变动而引发的单位人际关系的微妙而重要的变化。
另一种是对主人公身份的陈述。如《手机》的开头：“镇上看电话的老牛，1968年和严守一他爹一块卖过葱。”《我叫刘跃进》的开头：“在工地，大家都知道，刘跃进是个贼。”和《一句顶一万句》的开头：“杨百顺他爹是个卖豆腐的。”这种描述比第一种的情境更客观、更中性、更日常，但同样也并不普通。如此前所分析的《我叫刘跃进》对“这贼无法捉”的“拧巴”描写即此。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也是如此： 杨百顺他爹是个卖豆腐的。别人叫他卖豆腐的老杨。老杨除了卖豆腐，入夏还卖凉粉。卖豆腐的老杨，和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是好朋友。两人本不该成为朋友，因老马常常欺负老杨。欺负老杨并不是打过老杨或骂过老杨，或在钱财上占过老杨的便宜，而是从心底里看不起老杨。看不起一个人可以不与他来往，但老马说起笑话，又离不开老杨。老杨对人说起朋友，第一个说起的是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老马背后说起朋友，一次也没提到过杨家庄卖豆腐也卖凉粉的老杨。但外人并不知其中的底细，大家都以为他俩是好朋友。由卖豆腐的老杨，引出他与赶大车的老马的关系： 他俩是好朋友；却本不该成为朋友，因为老马常欺负老杨；欺负老杨的本质其实是心底里看不起老杨；老马看不起老杨，却又离不开老杨；但两人对彼此的态度也不一样，老杨实诚，视老马为朋友；老马却狡猾，从不提老杨是朋友；但外人都以为他俩是朋友。这种曲里拐弯的关系，也由此成为刘震云别扭绕弯式的“拧巴式叙述”的典型代表。
无论是哪种叙述方式，其他特点都是一样的： 在貌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陈述背后，包含着复杂得不能再复杂的内在矛盾。在正常的状态中有悖反的一面；在理所当然的表象下，有不足为外人道的隐情；更重要的，这种悖反不仅仅是内外两个层面的，而是三个、四个甚至更多的层面，各个层面之间互为悖反，相互拆解，从而绕得人晕头转向。下面以图表形式将这种悖反关系明晰化： 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第五层第六层《官人》二楼的厕所坏了坏了还继续用，下水道反涌，蛆虫满地。本来二楼的厕所是不会坏，也不该坏的。因为在二楼办公的都是领导。老头很实干，心眼也不傻，他打扫卫生有个分别。这反涌并不是打扫厕所的老头不尽心，而是单位自身出了毛病。《一句顶一万句》杨百顺他爹是个卖豆腐的。他和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是好朋友。不该成为朋友，因老马常常欺负老杨。老马从心底里看不起老杨。老马说起笑话，又离不开老杨。老杨认老马是朋友；老马却不认老杨是朋友。外人不知底细，以为俩人是朋友。它们中的每一个层面均构成了对前一个层面的悖反，以至于刘震云的叙述话语处于使劲的“缠绕”之中——不仅仅是话绕，而且还有理绕，表面在文本之中的，则是一串串纠缠不清的车轱辘话。这种充满悖反关系的叙述，在语法上有一个典型的标志，即是以“但是”、“然后”、“却”等为代表的转折性词语在刘震云小说中频繁出现，每一次转折，都意味着一次悖反，都意味着一次“拧巴”。
话的拧巴： 从“废话”到“一句顶一万句”
到了《一腔废话》，刘震云开始抛开对“拧巴之事”和“拧巴之人”的关注，而将重心集中到了“拧巴之话”上，目前已推出的“一字系列”（《一腔废话》和《一句顶一万句》）已开始初步展现刘震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刘震云认为，“《一腔废话》对这种语言有很多模仿。它写的是舌头的故事，是废话的资源再生和垃圾处理。在我们的生活里有95%说的是废话，车轱辘话，人们每天浸泡在废话里。但从另一方面讲废话是支撑我们生活特别重要的力量”。《一腔废话》就是对“废话”的重新思考。“腔”在汉语中有两个意思： 一是指人、动物、器皿的中空部分，如“满腔热血”；二是指说话的声音、语调，如“装腔作势”。“一腔废话”中的“腔”，大体包含了这两层含义： 既指小说中人物进了水晶宫之后，废话满腔，也指小说中的人物因为水晶宫的出现而变了“腔调”。废话，顾名思义就是多余的、无意义的话。本来是贬义词，但是在刘震云这里，开始被赋予新的意义。废话在日常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按刘震云的说法，生活中95%以上的都是废话。废话的基本语言特征就是无意义的重复和缠绕，即“车轱辘话”。如前所述，刘震云在小说叙述语言之“绕”是力图充分揭示“拧巴之事”和“拧巴之人”背后的这个“理”，《一腔废话》中的“拧巴之人”的废话（车轱辘话）也同样具有这个特点： 即希望通过绵绵不绝的废话来理清各自所处在环境、遭际及关系，换句话说，是希望用废话（车轱辘话）来认识自身、认识世界并且赋予自己和这个世界以意义和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腔废话》中的废话便具有刘震云所说的“支撑我们生活特别重要的力量”的意义了。
以《一腔废话》的第一章为例，第一章写老马进到水晶宫之后所发生的变化。老马本来是一个过分认真和多愁善感的鞋匠，但被屠户老杜叫到水晶宫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年轻了十岁，尚未娶亲，成了一个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他所住的五十街西里也整个发生了变化： 知识、素养和地位增长了十倍；所有人的职业也都进行了调换；所有的人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大幅增长。但是，这些看上去“好的”变化却让老马心神不宁，因为尽管老马仍叫老马、老杜仍是老杜，但在水晶宫里，“所有人都说起了别人的话”。在老杜的指引下，老马开始思考“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的问题，或者更具体一点说，在水晶宫里，把自己变成一个好于目前的自己的他人，这件事情究竟好不好？在老杜手持的遥控器的控制下，老马开始重新返回历史，回忆人生，终于领悟到过去被压抑和隐藏的心理痼疾： 众人的遭遇他没有想起，倒唤起他个人的些许辛酸。不管是调换还是没调换，不管日子有多长或是多短，它都像千年的历史一样多有遗憾。不改变还好一些，一改变心中倒增添许多烦恼。不改变我的心还在沉默，一改变心里竟开发得滔滔不绝——但高山流水，知音难觅，心里滔滔不绝，但就是找不到说话的人、场合、气氛，提起这些话头的契机、缝隙和渠道。过去是一个沉默和忠厚的鞋匠，可以把心里的话留到心里；现在滔滔不绝又找不到倾诉的机会，我只好不分场合地顺嘴胡说。但越是这样心底越在发霉——与其让心的底部这么长期地烂下去，还不如傻了和疯了呢。过去的沉默，并非无话可说，而是知音难觅；现在的废话，也并非真心倾诉，而是顺嘴胡说。无论是沉默还是废话，均非出自于心口合一和心心相通。“（废）话之拧巴”也由此可见一斑。
在《一腔废话》中，“（废）话之拧巴”还只是人物进了水晶宫之后所发生变化的表象，从更深的层面上说，刘震云是想通过这“拧巴的（废）话”来探讨当今世界的变化（疯和傻）。在第一章老马的故事中，老马最初还对老杜保持着警惕（怕中了他的圈套），因此，面对老杜提出的“这世界发生了什么”的问题茫然无知，回答老杜提出的“我是问他们傻还是他们疯呢？”的问题时被老杜逼到死角： 时刻警惕着不中老杜的圈套，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掉进陷阱；本以为“众人皆疯傻，唯独我清醒”，却最终发现自己确实有些疯有些傻，更重要的是，“与其一人清醒，还不如变傻和变疯呢”。而一旦认识到自己的疯傻之后，便不再有包袱，相反变得更加清醒了，相反让老杜刮目相看：“想不到你小子疯傻之后，果然不是过去的老马——过去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沉默不语和多愁善感的鞋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伶牙俐口和铁嘴钢牙了？——看来你真是傻得和饿得不轻。”到了老蒋时代，老马被老蒋“忽悠着”去和孟姜女一起去找众人疯傻的原因，但老马却留了个心眼，与孟姜女设法摆脱老蒋的控制。老马还对水晶宫所发生的一切开始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他不仅意识到了口与心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认识到了心与魂的关系： 既然不是因为心，那就一定是因为魂。心是客观——心是肉长的，魂才是主观呀，五十街西里运转的速度加快了，一个世纪越转越快，人更渴望由自己变成别人——也就是弃我，就好像刚才我渴望变化一样；可在自己变成别人的过程中，大家我没弃好，魂却顺着自己和别人的缝隙飞走了，溜走了，像一股烟一样飘散了。剩下的是什么呢？自己不是自己别人不是别人，你不是你我不是我，非驴非马和不上不下——魂都没有了，魂在梦中飞走了，人还怎么活呢？除了疯傻，就是疯傻？此后的老冯、女主持人、老太太、白骨精、木头等的故事则进一步围绕疯与傻的主题展开，而在这个对疯傻主题的探讨中，充斥其间的，则是更多的废话（车轱辘话）。
到了《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则把对“话之拧巴”推向了更高的层面，探讨了更多的拧巴之话的形态与可能性： 小韩的“演讲”、杨百利的“喷空”、罗长礼的“喊丧”、县官老史和苏小宝的“手谈”以及吴摩西、章楚红、牛爱国、曹青娥等人对“最后一句话”的寻找，都显示出刘震云对“话”的痴迷。
新上任的县长小韩是个“话唠”，生来爱说话，小嘴不停，来到延津之后，却对当地的民众颇为失望，因为延津的民众听得懂话，却听不懂他说的意思。为此，他下决心办新学，不仅改学制，而且还想改官制。没想到，他辛辛苦苦办的“延津新学”却败在了他的这张嘴上。正好这年秋天，河南的省长老费来延津巡视，老费是福建人，由于他爹打小是个哑巴，老费也养成了说话少的习惯。于是，省长老费与县长小韩之间在说话的问题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立： 老费认为世上有用的话，一天不超过十句；而小韩则是“一腔废话”，绵绵不绝。
小韩因嘴惹祸，杨百利却因上了半年的“延津新学”，结识了一位玩伴牛国兴，并引发出两个对“喷空”的深厚兴致。按刘震云在小说中的描写，“所谓‘喷空’，是一句延津话，就是有影的事，没影的事，一个人无意中提起一个话头，另一个人接上去，你一言我一语，把整个事情搭起来。有时‘喷’得好，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哪里去。这个‘喷空’和小韩的演讲不同，小韩的演讲都是些大而无当的空话和废话，而‘喷空’有具体的人和事，连在一起是一个生动的故事。”不过，两人好“喷”，却因“喷”而误事，两个在铁匠铺里干活，结果铁不好好打，炉也不好好烧；后来，因替牛国兴传递情书，杨百利办砸了，从此彼此心里有了隔阂，彻底不在一起“喷空”了。失去了牛国兴，杨百利没了“喷空”的对象，只好“脑子里整天乌云翻滚，嘴上却没个卸处，干打雷不下雨”，后来又碰上个老万，又有了新的对象。不过，也并非“喷空”也并非能很容易地找到对手的，受不了的人认为杨百利“喷”得“张致”（按刘震云的说法，“所谓‘张致’，是句延津话，就是张过了极致，有些大发。”）
罗长礼的“喊丧”也被刘震云描写得神气活现：“罗长礼喊丧如虎啸山林，有威严，有气派，有章法”，会喊丧的罗长礼在杨摩西眼里就是一个能支撑大场面的人，有呼风唤雨的能力。更绝的是，小说的主人公杨百顺一路改名（从“杨百顺”改成“杨摩西”，又改为“吴摩西”），改到后来，在火车上回答一人的提问时，杨百顺长叹一声，“你就叫我罗长礼吧！”
话到极处便是“无言”，“无言”并非“无话可讲”，而是不用话来讲。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手谈”形式（类似于聋哑人的“手语”），却是县长老史与男旦苏小宝之间的交流方式，谈到深处，甚至两人大放悲声。但是，当老史卸下县长的职位，也便失去了“手谈”的兴致。
由此不难看出，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充分发挥了“话”的想象力，创造了多种闻所未闻的话语方式。而这些全新的话语方式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拧巴”： 小韩因话多而被贬；杨百利好“喷空”却找不到对手（被不识货的人认为“张致”）；罗长礼的“喊丧”虽名声远扬，却不能成为谋身之道；老史的“手谈”居然与权力（县长）有着密切关联。刘震云的“拧巴式幽默”通过文学想象和艺术创造的方式为中国的民间诙谐文化增添了新的光彩——在刘震云这里，幽默与讽刺、幽默与心酸、幽默与痛苦、幽默与悲剧都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拧巴”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