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作才能发展
【曾国藩语录】
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智慧而完成。
在曾国藩看来，如果名位相当的人涉及利害关系，总不免暗使诡计，心生异心。这也是同僚最难相处的地方。本来，宋代以前的官僚体系权责明确，上下统属关系明晰，不会出现“谁也管不了谁”的弊端。自宋代以后，为使官员之间互相牵制，在体制上有意权责不清，统属不明。到了清代，这种弊端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同是一个省，在名义上，布政使、按察使是最高的行政、监察司法长官，巡抚是以中央监察官的身份负责协调。在二个省又设置总督，尤其是重要的大都会，总督、巡抚同驻一城，极易产生矛盾和摩擦。加之武官系统又有驻防将军等，往往一个省内驻有三四位权位相当又不相统属的官员。这种体制一遇战事便会产生各级官员或互相推卸责任，或暗使诡计，陷对方于死地。曾国藩指出的绿营兵的种种恶习，在官场上也同样如此。
曾国藩在临终前一年，曾和心腹幕僚赵烈文讨论成功之道，两人共同的认识是湘军将帅的团结，并推胡林翼为第一人。胡林翼最初官位比曾国藩要低得多，但他是湘系将帅中第一个掌握实权的人，曾国藩费尽心机甚至不惜向朝廷摊牌也得不到的巡抚之位，胡林翼却很快就得到了。而且，凭他和官文的关系，凭他手下掌握的将帅、财饷等资源，如果不支持曾国藩，曾国藩决不会有后来的成功。所以曾国藩推胡林翼为第一是发自内心的。
尤为可贵的是，胡林翼早取得巡抚之权，但却甘居曾国藩之后，事事推曾国藩为第一，不但多次上奏为曾国藩请命，而且还一再对曾国藩的谨慎风格提出忠告和批评，让他不任封疆不出山。胡林翼还直接通过官文为曾国藩谋四川总督一职。这些都使曾国藩铭刻在心。
最可贵的是胡林翼的大局意识和战略眼光。曾国藩在和胡林翼探讨东征大计的时候曾经说：我湘人起兵前后已经四五年了，保湘取鄂，征赣战皖，所到之处皆有战功，但队伍也越来越散，东一支，西一群，不能成大势，且顾此失彼，其薄弱处往往为贼所乘。此后如果能合我湘人之力，并谋皖北、皖南，或许能开创一个新局面。古人说得好，兵聚而气易固，将聚而兴稍浓。这才是东征大局的一大关键。胡林翼对这深表赞同。
胡林翼还有一个重要的作战原则，对曾国藩有很大影响：用兵之道，全军为上，得地次之。今日战功，破敌为大，复城镇为下。古人围城必四面无敌，又兵法谓“十则围之”。如果我军困于一隅，贼必以弱者居守，而旁轶横扰，乘我于不及之地，此危道也。
曾国藩对于胡林翼的意见，感到很有见地，非常高明。
于是二人对安庆会战的兵力又进行了多次的调整，终于使湘军所编制的一张巨网，投向了安庆这个重要的中心之点。尽管还将有许多波折，但大事趋成。
当湘军攻占安庆后，为曾国藩报答胡林翼提供了一个好的机会。曾国藩在他的奏折中，特意将湘军取得此次会战胜利的功劳，加到了胡林翼的身上。他在奏折中说：“湘军围攻安庆，已逾两年，其谋始于胡林翼一人赞画决策，商议于臣及官文，并遍告各统领。前后布置规模，谋剿援贼，皆胡林翼所定。”
9月29日，肃顺发下上谕，以湘军攻占安庆之功赏加胡林翼太子太保衔，并给骑都尉世职。这个赏赐比曾国藩所得的太子少保衔还要高一等。可就在第二天，胡林翼在武昌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当朝廷的封赏上谕传到武昌时，胡林翼的死讯又正好从武昌递到了北京，朝廷再次大加褒奖。
在得知胡林翼的死讯后，曾国藩几乎不能自持，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几句心中积之已久的话，对胡林翼的基本特点进行了概括：
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友朋，苦心以护诸将，天下宁复有似斯人者哉！
过了半个月，他又在上给朝廷的奏折中对胡林翼的性格特征及其对湘军的重大影响，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大凡良将相聚则意见分歧，或道义自高而不免气矜之过，或本领自负而不免嚣识之偏，一言不合，动咸水火。近世将材，推湖北巡抚麾下为最多。如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都兴阿、多隆阿、李续宜、杨载福、彭玉麟、鲍超等，胡林翼均以国士相待，倾身结纳，从皆有布衣昆弟之欢。或分私财以惠其家室，寄珍药以慰其父母。前敌诸军，求饷救援，竭力经营，夜以缠日……此臣所以自愧昔时之不如，而又忧此后之难继者也。”
此外，令曾国藩特别感激的，还有胡林翼在供给湘军粮饷方面所做出的巨大努力。湖北曾三次被太平军占领，当1855年、1856年之时，其财政极为困难。胡林翼通过整顿吏治、减漕裁费等办法，大力增加湖北的财政收入。结果能以瘠贫之区，养湘军六万人，每月耗费达四十万两白银。因而，曾国藩极赞胡林翼有经济之才，并担心他的死会给湘军日后的粮饷供应带来不利的影响。
曾国藩与胡林翼的相互帮助，不但成就了胡林翼的从政成功之路，也成就了曾国藩的宏图大业。
一个人谋事，单靠自己，太单薄；光靠别人太无能。聪明人是在最恰当的时候抓住机遇，与别人互助合作，既帮助了别人，也成就了自己。合作才能双赢，这条道理不但在商界适用，在政界也是如此。因此，凡事讲究合作互助，这是任何一个成大事的人必须懂得的道理和做事的原则！
朋友多了路好走
【曾国藩语录】
择友乃人生最一要义。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贤否，不可不慎也。
曾国藩的处世经可以说是他的交友经。他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的建树，都是在朋友的砥砺和影响下取得的。他深知选择朋友的重要性，无论什么时候，都十分注意交朋友，特别是那些德才兼备之友。他所结交的益友，其中有给他出谋划策者，有赏识提拔者，有危难之时两肋插刀者……他们从各个角度烘托着他的事业，对他的人生及事业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曾国藩比别人更深刻地体会到选择朋友是人生最关键的一件事情人生这一要诀。
曾国藩为母亲奔丧回籍的那段时间，是否出山办团练，与他一生功业关系极大，在进退为难之际全靠众多好友的竭力相推和晓喻决断，他才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把握住了进退隐显、出处决断的好时机，从而使自己的事业获得了成功！
1852年6月，曾国藩授为江西省乡试正考官，当他走到安徽太湖县的小池驿时，忽接母亲江氏去世的讯闻，遂调转方向，由九江登船，急急回原籍奔丧。曾国藩一到湖南，满耳听到的是太平军节节北上，清军抵挡不住，形势如何紧迫的消息。实际上在曾国藩逆长江行至汉阳时，湖北巡抚常大淳便告诉他：长沙已被粤匪围困。他只得由水路改走旱路，经湘阴、宁乡而达湘乡。就在这时，曾国藩接到了朝廷命他留籍襄办团练事务的谕令。
由于太平军势力浩大，清军无力对抗，清政府于是下令地方官举办团练，尤其任命回籍的官员为团练大臣，希图利用人地两熟，在地方又有号召力的官员组织地方武装来对抗太平军。仅在1853年3月到4月，就先后任命45人为团练大臣，仅山东一省就有13人，曾国藩也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被任命为湖南团练大臣的。但是，曾国藩的被任命，有他不同一般的个人背景：在他回籍奔丧的路途中，他早年的老师唐鉴向咸丰皇帝荐举了他。
唐鉴于1845年，告老还乡，到江宁主讲金陵书院，名震江南。1852月7月，咸丰帝召他入京，连连召见，垂问军国大计。唐鉴向咸丰帝举荐曾国藩，请皇上任命他为湖南团练大臣，授给他便宜行事之权；并且详细地向皇上讲述了曾国藩的出身、学问、为人、才干，说“曾涤生才堪大用，为忠诚谋国之臣”。他还以自己的一生名望作担保，请咸丰帝坚信曾国藩将来必成大事。
曾国藩于1853年1月8日接到帮办湖南团练的命令，当时热孝在身，虽接命令，并无立即出山之意。但是形势的发展却越来越令曾国藩感到决断去从之难，大有骑虎难下之势。
此时，太平军在湖南的节节胜利，激起了湖南地方官吏和地主、士人保护乡邦的激情。曾国藩相交多年的湖南籍朋友都主张让他出山创办武装力量，镇压太平军。如曾国藩向皇帝推荐的人才江忠源，早在道光末年湖南农民反抗运动兴起时，他就主动举办团练与起义力量相对抗。听说曾国藩回籍办团练，江忠源多次来信，表求坚决支持。罗泽南也是曾国藩向皇帝推荐的人才，但直至曾国藩这次回家奔丧，二人才得见面。此时罗借着举人身份和乡村教师的地位，培植忠于清政府的力量，其弟子中如王矗、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沣、刘膝鸿、杨昌浚等，后来都成了湘军的勇将。曾国藩回籍后，罗泽南感念曾对他的知遇之恩，也极力怂恿曾国藩出山领导地方团练。同时，湖南地方官也力请曾国藩出山。太平军围攻长沙之前，云南巡抚张亮基授调湖南巡抚，赶赴长沙抗拒太平军。当时身为举人、作乡村教师的左宗棠投军任张亮基的幕僚，向张推荐曾国藩协助镇压太平军。张亮基一边上奏要求皇帝下旨令曾出山，一边给曾写信，请求他出来相助。
但是曾国藩仍然有所顾虑。他母亲的灵柩尚未安葬，如此时出山，有违离职守制大礼。他自己满口满纸讲孝道，如若违反，别人定会耻笑。再则曾为一文员，不懂兵法，如今投身战场，就须有打仗的真本事。在打仗时肯定会碰到巨大困难，如果办理不善，只怕连官职性命都保不住。还有，曾深虑官场腐败，要办一事，处处荆棘，率兵打仗，要人、要枪、要饷，必然要同上下各级官员发生纠葛，办起来一定很难。想到这里，他一边写信拒绝张亮基的邀请；一边写折辞谢皇帝的命令，请求在籍守制三年。
恰在此时，传来太平军攻克武汉及反攻湖南的消息。张亮基又命郭嵩焘连夜赶至曾家，劝说曾国藩出山。郭嵩焘与曾国藩是至交，虽然几年不见了，书信从来不断。他与曾国藩一样是翰林出身，也因为母亲去世回籍守制，太平军攻湖南，他主动至张亮基处出谋划策。
郭嵩焘来到曾家，在曾国藩兄弟的陪同下祭奠了曾母，之后当着曾氏兄弟的面剖陈了利害，敦请曾氏出山。郭嵩焘告诉曾氏兄弟，自唐鉴推举曾国藩之后，皇帝又征询了内阁学士肃顺及老恭亲王的意见。人都竭力保举，说曾是林则徐、陶澍之类的报国忠臣，如今洪、杨造反，非得这样的人物出山不可。曾国藩在朝中与恭亲王、肃顺都有接触，认为二人各有优长，都是皇族中的拔尖人物。现在，有恭亲王、肃顺在朝中支持，不怕地方的事办不好。
曾国藩怕消息不准，郭嵩焘遂取出好友周寿昌的亲笔信。周是长沙人，翰林出身，当时为侍讲学士，是京官中闻名的百事通、“包打听”，他的消息既快又准，绝对无误。
郭嵩焘为曾国藩分析了局势：太平军决不能成功，其致命之处是崇拜天帝，迷信《新约》，而以中国数千年的儒教为敌，所到之处毁学堂、砸孔庙、杀儒士，文人学士无一不切齿恨之；连乡村愚民、走卒贩夫也不容其毁关庙、焚庙宇；我辈出以卫道争民心，正可以应天命、顺人心、灭洪杨而振国威，正可一展鸿图，此乃天赐大好时机，不可错过。
郭嵩焘又向曾国藩介绍湖南巡抚张亮基的殷切相盼及张的爱惜贤才、与人为善及左宗棠的大才可用等情况。郭嵩焘的一席话打消了曾国藩的重重疑虑，曾决定应命出山，但又怕在守制时出山，被人讥笑。郭嵩焘说，现在国家正在用人之计，皇帝下令让回籍的官员就地举办团练，已有多人在居丧时期出山办团练，如若认为尚有不便，可由郭嵩焘出面请曾父出来催促，可上应皇命，下应父命，名正言顺。曾的父亲曾麟书此时正是湘乡县的挂名团总，当郭嵩焘陈说让曾国藩应命出山之后，曾麟书立即表示赞同，面谕儿子移孝作忠，为朝廷效力。
第二天，太平军攻陷湖北省城。咸丰又急旨催促曾等人组织团练，奔往前线，抵抗太平军。曾国藩安排了家中之事，再祭母灵，求母亲谅他难尽孝道，“墨短出山”，尽忠国家，从此走上了成为“中兴第一名臣”的道路。
由曾国藩的经历可以得知，人的一生如果交上好的朋友，不仅可以得到情感的慰藉，而且朋友之间可以互相砥砺，共赴患难，成为事业成功的基石。
朋友之间，无论志趣上，还是品德上、事业上，总是互相影响的。一个人一生的道德与事业，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身边人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选择朋友就是选择命运。
博大的胸怀
【曾国藩语录】
概天下无无瑕之才，无隙之交。大过改之，微瑕涵之，则可。
每个人都有其可取的一面，尽管他可能不是个尽善尽美之人。做人和交友如果能够胸襟坦荡，虚怀若谷，以诚相待，互相信赖，就可以博取人们对你的支持和真诚相助，给事业带来成功的希望。曾国藩长于一般人的地方，就在于他善于因势利导，引其长而弃其短，主张以“度”容“士”，宽和得众，诚待天下，从而换得人才济济于一堂的大局面。
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有一位同学性情暴躁，因曾国藩的书桌放在窗前，那人就说：“我读书的光线都是从窗中射来的，这不是让你遮着了吗？赶快挪开！”曾国藩果然照他的话移开了。曾国藩晚上掌灯用功读书，那人又说：“平常不念书，夜深还要聒噪人吗？”曾国藩便低声默诵。不久曾国藩中了举人，传报到时，那人大怒：“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你夺去了！”在旁的同学听着不服气，就问他：“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吗？怎么能怪曾某呢？”那人说：“正因如此，才夺了我的风水。”同学们都觉得他是无理取闹，替曾国藩抱不平，但曾国藩却和颜悦色，毫不在意，劝息同学，安慰同室，由此可见青年时代曾国藩的涵养和气度非比一般。
曾国藩礼贤下士，对投幕的各种人都倾心相接，但因求才心切，也有被骗的时候。有一个冒充校官的人拜访曾国藩，高谈阔论，议论风生，有不可一世之概。这个人论及用人须杜绝欺骗事，正色大言说：“受欺不受欺，全在于自己是何种人。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别人不忍欺骗；像左公（宗棠）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骗。而别人不欺而尚怀疑别人欺骗他，或已经被欺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国藩察人一向重条理，见此人讲了四种“欺法”，颇有道理，不禁大喜，对他说：“你可到军营中，观我所用之人。”此人应诺而出。第二天，此人拜见营中文武各官后，煞有介事地对曾国藩说：“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国藩急忙问是何人？此人举涂宗瀛及郭远堂以对。曾国藩又大喜称善，待为上宾。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暂时让他督造船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