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落的人很难理解启示和知识真理之间的永恒对立，更难接受有关强迫真理的思想。但人在心底深处毕竟仇视强迫真理，仿佛它隐藏着欺骗和魔力，仿佛它来自空洞而无能的虚无，而恐惧虚无会使我们丧失意志。陀思妥耶夫斯基，路德，帕斯卡尔和克尔凯郭尔等人提醒人们注意：当始祖陷入罪孽的声音传来时，甚至最无忧无虑的人也谨小慎微起来，强迫统治下无真理。强迫的、对一切漠不关心的真理不可能决定宇宙的命运。我们无力驱散虚无的魔力，我们不能摆脱控制我们的超自然的诱惑和麻痹。只有用超自然才能征服超自然。人们对上帝允许“蛇”引诱始祖、采用各种强盗行径把原罪从上帝身上转嫁到“人”身上感到极度愤慨！是啊，谁敢把恐惧及联袂而来的罪归咎于上帝？这不是审判上帝吗？我们的悟性对此不能有两种回答。人犯罪了，如果罪毁了他，这是应该的。但路德和所有读《圣经》的人发现了另外一种东西；上帝无所不能——“est enim Deus omnipoens ex nihilo creans omnia”（因为他是万能的、凭空制造万物的上帝）。对上帝来说，没有矛盾律、充足理由律和永恒的、非受造真理。人偷吃了禁果并因而害了自己及后代：生命之树的果实他摘不到了，他的存在变成了幻影，就像克尔凯郭尔对丽琪娜的爱情一样。《圣经》证实说，过去确是这样。《圣经》、我们的日常经验和思辨哲学还证实说，现在亦如此。但不管怎么说，不是人，而是上帝摘吃了禁果。万能的上帝使往事成为乌有，使乌有又变成往事，尽管我们理性和道德的一切法则极力反对。上帝为了不背叛“至死不渝”，对自己儿子乃至平民百姓的呼救都置之不理。上帝对有限的、虽由他制造的人的呼救比对残忍的、虽非受造的永恒真理的要求听得更清楚。他为人创造了星期六，不允许为星期六牺牲人。上帝无所不能。他承担了全人类的罪，他是最大、最可怕的罪人：不是彼得，而是他叛教；不是大卫，而是他通奸；不是保罗，而是他迫害了耶稣；不是亚当，而是他自己偷吃了禁果。但上帝没有办不到的事。罪不能毁灭他，他却毁灭了罪。上帝是一切的唯一源泉：一切永恒真理和道德法则对他的意志都顶礼膜拜。因为上帝想让善仍是善．，因为他想让真理仍是真理。按照上帝的意志人被引诱并失去了自由。也是按照他的意志，像所有法则一样残忍的至死不渝毁灭了，而自由又回来了，回到人的身边：这就是《圣经》启示的内容。但通往启示的道路被我们理性漠不关心的真理和我们道德的法则切断了。我们对残酷无情或漠不关心的虚无的权力感到恐惧。但我们无力享受《圣经》颂扬的自由。我们比对虚无更害怕它。上帝不受任何东西，甚至善和真理的制约，而上帝却按照自己的意志制造了真理和善！我们随心所欲地感到，虚无有限制的一定性毕竟比上帝可能的无限性要好。克尔凯郭尔凭自己的经验相当清楚地了解非受造真理的毁灭性行动，修改了《圣经》，当至死不渝阻隔在上帝及其正被钉死的儿子之间，当自爱的“纯粹”慈善意识到自己无能时，他胜利了。
确实，我们知道，克尔凯郭尔的话都是拷问时招认出来的。但是，虚无的权力注定克尔凯郭尔和我们只能在人间生活，并以某种方式使恐惧成为我们思维须臾不可或离的伴侣。我们害怕一切，害怕上帝，在未确信他不会危害我们前不敢相信他。任何“理性”证据都不能驱散这个恐惧，相反，却助长了它。
荒谬正发源于此。存在的恐惧培育了荒谬，通过它克尔凯郭尔了解了罪并学会了遵循《圣经》指引去寻找它。罪的对立概念不是美德，而是自由。自由来自一切恐惧，来自强迫。同罪对立的概念是信仰，这是荒谬向他揭示的。这些是克尔凯郭尔存在哲学中我们最难接受的，也是他自己最难接受的。因此他说：信仰是人为争取可能而进行的疯狂斗争。存在哲学是信仰同理性为可能，确切地说，是为不可能进行的斗争。克尔凯郭尔没有追随思辨哲学的说法：“credo，ut inteI ligam“（照理智那样去信仰）。他像扔破烂似地把我们理解的东西抛弃了。他提到过先知的话：“justus ex fide vivit”（遵守教规者以信仰为生）。他也提到过使徒的话：一切非信仰的东西皆为罪。只有信仰独来独往。一无所“知”也不愿知的信仰才能成为上帝制造的真理的源泉。信仰无所顾忌，目空一切。信仰呼吁意志决定一切存在。如果思辨哲学以此，以自明性为出发点并作为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东西接受的话，那么存在哲学通过信仰就能战胜一切必然。“亚伯拉罕服从召唤到那个将得到遗产的国家去，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去向哪里”。天堂是信教者所到的地方，它之所以是天堂，因为信仰者到这里来了：“certurn quia impossiblile”（正因为不可能，所以才确信）。
信仰不是对理性揭示的看不见的真理的“信仰”，也不是对导师和圣书宣扬的生活规则的信任。这种信仰只是更不完善的认知，只能像斯宾诺莎的“tertium genus cognitionis”（第三种认知）或莱布尼茨的非受造真理证明人的堕落。如果上帝无所不能，那么信仰意味着必然及一切由它产生的残酷的“你应该”的末日来临。没有真理，自由的曙光撒满大地，听吧，以色列！我们的上帝是唯一的上帝！也没有罪：上帝把它看作自己的并驱逐了罪和随之降世的一切恶。思辨哲学能解释“恶”，但解释之后恶依然存在，这不仅仍是恶，且证明自己是必然的、可以接受的并变成永恒的基础。存在哲学则超越了“解释”，把“解释”看成最凶恶的敌人。不能解释恶，不能“接受”恶，也不能同它谈判，就像不能接受罪，也不能同罪谈判一样。恶可以而且应当被驱逐。
克尔凯郭尔的著作、《日记》以及间接表述不断叙述了人同原罪、同起源于罪的生活的恐惧所进行的绝望、疯狂、但又战战兢兢的斗争。
理性思维及其支持者道德是人们赖以生存并遵循的，它们把克尔凯郭尔带向最可怕的东西，可能带向了无能。他被恩准经历世上以最可恶、最耻辱形式出现的无能：当他一碰心爱的女人时，她就变成了幻影。更不幸的是，他所接触的一切都变成了幻影，生命之树的果实他再也摘不到了，所有的人都会死，早在年轻时代就笼罩他心灵的绝望对所有人虎视眈眈。但也是这个绝望使他超越平凡思维之上。于是他发现，就连他的无能也是幻影。他有时甚至比看到存在的虚幻更直接、更清楚地看到人类无能的幻影。无能似有又似无，无能像对乌有、非受造和虚无的恐惧一样。乌有的虚无随罪来到人生，征服了人。思辨哲学产生于罪并受之控制，不能从我们身上赶走虚无。相反，它却承认罪，把罪同一切存在紧紧地捆在一起。只要认知和智慧是我们真理的源泉，虚无仍是生活的敌人。
克尔凯郭尔比世人更直接、更痛苦地经历了所有这一切。因此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真实地叙述罪和意志的无能。因此也很少有人能够而且想这样迫切、狂怒而又平静地赞美开辟信仰之路的荒谬。他不能使“信仰移动”，他的意志瘫痪了，处于“昏厥”状态之中。但他极尽人之激情和仇恨诅咒自己的无能。这莫非不是信仰的第一次“转移”？
这不是信仰吗？正宗的、真理的信仰？他否定了理性真理，动摇了道德不可动摇了的基础，如果理性是最高的，如果道德是最高的，亚伯拉罕就完了，约伯就完了，所有的人都完了：渗透一切非受造真理的“至死不渝”像巨蟒一样可怕地绞死了一切生命甚至上帝。
依据所闻，克尔凯郭尔继承了《圣经》中关于上帝万能、无所不能的福音。于是，当一切可能对他都结束时，或确切地说，因为一切可能都结束了，他挺身而出，响应号召。他认为，同我们理性和道德和睦相处的历史基督教是“qua occisa homo non potest vivere”（它不死，人就不能生活）的怪物。适应于人类中等生活水平的历史基督教忘记了上帝，抛弃了上帝。它遵循“可能”，确信上帝也应遵循可能。这样，克尔凯郭尔说，是基督教教徒取缔了基督。
克尔凯郭尔生前一直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他死后，越来越多的人捧起了他的著作，他已举世闻名。但存在哲学能战胜思辨哲学吗？克尔凯郭尔能作为“人类导师”吗？反正都一样，或许，他也无需成为“导师”，毫无疑义，无需。应该认为，克尔凯郭尔的声音将永远是旷野呼声。追求万能的上帝的存在哲学发现，上帝不强迫人做什么，其真理既不攻击任何人，本身也无任何防护；上帝是自由的，他创造的人同他一样，也是自由的。但堕落的、偷吃禁果的人的“无法实现的贪欲”最害怕神的自由，渴求普遍和必然的真理。“理性”的人能假设上帝听到的不是爱子甚或亚伯拉罕、约伯的呐喊，而是神学硕士索伦·克尔凯郭尔的呐喊，这样上帝就打碎了我们的思维强加于他的残酷的至死不渝，把克尔凯郭尔生活中这可笑而可怜的事情吹捧成世界历史事件了吗？上帝为什么使他摆脱知识之树的诱惑并还给在母腹中已衰老的他开辟生命之路的心灵青春和天真？为什么克尔凯郭尔对有限的狂热追求是无限的，尽管内部有矛盾，但因此从人的评价来看这虽不可能和毫无意义，而从神的评价来看，可归结于那个能战胜一切“不可能”和“你应该”的“唯一需要”？对这个问题不能有两种回答。因此，克尔凯郭尔没有求助要求服从的理性和道德，而是转向赞扬果敢行为的荒谬和信仰。对此他疯狂的、冷酷的、急切的、紧张的著作和演说只说明旷野呼声是对奴役堕落之人的虚无的恐惧！争取可能的疯狂斗争就是疯狂地摆脱哲学家的上帝，追求亚伯拉罕的上帝，约伯的上帝，雅各的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