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至唐代初期，国家的统一促进了南北方道教的合流。合流促进了道教各宗派的融会贯通，各个宗派在术的方面互相学习，取长补短，重新梳理、构造自己的道术组合系统。道术系统的变化进一步推动了理论上的探讨，加强了南北朝时代援道人术的初步成果，加固了道与术的联结，并迈向二者的结合。总体来看，隋至唐代中期是道、术结合的阶段。这一时期，道教继承前一时期，在道与术两个方面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南北朝以后，在佛教得到了中国人的初步接纳，佛教经典翻译比较多之后，佛教开始摆脱了用老庄道家思想进行格义的阶段，其本来的面目凸显出来，其精深高远的思辩水平也得到了人们的承认。这对以术为主而又不得不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与佛教争决高下的道教是一个很严重的挑战。这虽然在唐代才显得尤其凸兀，但这个过程自隋代就开始了。隋代道教讲经“以《老子》为本，次讲《庄子》及《灵宝》、《升玄》之属。其余众经，或言传之神人，篇卷非一”（《隋书》第4册，第1094页）。以《老子》为本，把《庄子》明确地推崇为《老子》之次的道教经典的做法，是首先在隋代开端的。唐代褒尊老庄，不过是顺此潮流罢了。可见，在佛教的压力下，道教不得不以《老子》思想为基点，借助《庄子》，以玄学为中介，吸纳佛教的概念、范畴和思辩方法，加以改造后用以充实和丰富自己。这其中，魏晋玄学起了重要的作用。茅山宗道士，司马承祯的弟子李含光著有《老子庄子周易学记》三卷作为一个典型例子说明，道士们不仅注重老庄，而且，吸收《周易》思想的重点也由阴阳五行八卦等象数理论转变成理、气方面，并注重它与老庄道家思想的融通。这一时期对道的阐释，重玄学派可谓成绩斐然。重玄学以玄为起点倡导重玄是继承了魏晋玄学的思想，以《老子》的“玄之又玄”的重玄宗旨为中心的。重玄学派在初唐的盛行也说明，道教学者们进行道教理论建设的直接思想资源，魏晋玄学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重玄学派的工作促使道教深化了道的理论。
这一时期，道教在术的方面取得的进展也是非常巨大的。这主要表现在王道之术、外丹术、内丹术、神道设教之术等方面。
隋代末年和初唐，道教在帮助李渊反隋夺取政权和李世民玄武门政变争权两件大事上立下了功劳，加之老子本姓李而与李唐家族同姓，道教遂被作为国教而获得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道教的王道之术因而大为兴盛。王道之术在唐代的成功，与黄老道家在西汉文景之治中的成功可与媲美。但就事功方面来说，其成就则是文景之治不可匹敌的。就王道之术的理论建设的广度和深度来说，也远远超出了黄老道家。
这一时期的道教沉浸在盛唐社会高远超迈、萧洒昂扬的文化氛围中，比较注重向外在世界的拓张。一些道士具有丰富的天文历法知识。隋代张宾曾制作开皇历。马赜、薛颐也懂得天文历法。唐代初期，傅仁曾经作戊寅历，开始采用定朔法，李淳风继续作麟德历而完善了定朔法。李淳风是一个博学多能，著述等身，出身于道士世家的人。他奉命注释了《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等十部算经，促使这十部算经流传下来。
李淳风还是一个技术专家，他分析总结了前代浑仪的得失偏差，著《法象志》十卷，于贞观七年（633年）制造成功新型的铜制浑天仪。这一时期在天文历法等技术方面有成就的道士还有尚献甫、卢太翼、史崇玄、孙思邈等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孙思邈。
与外在世界的扩张相联系，外丹烧炼也很兴盛。唐高宗时，仅仅宫中炼丹的道士就有百余人（《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三十九）。唐玄宗时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外丹烧炼的技术在唐代也有长足的进步。如《龙虎还丹诀》，“既介绍药物的产地与性状，又给出所需的剂量，既详述仪器的尺寸式样，又给出操作的细节和注意事项，……这说明唐代的炼丹实践已初步具有科学试验的性质。”（郭正谊，《从龙虎还丹诀看我国炼丹家对化学的贡献》，《自然科学史研究》1983年第2期）炼丹的理论这时也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可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例如，《阴真君金石五相类》推展了《周易参同契》的理论。
外丹烧炼承接魏晋以来的服食之风继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因为服食金丹而导致中毒、死亡的事例不断增多，也潜伏下了外丹术由盛人衰的种子。
在外丹术由盛入衰的同时，内丹术也渐次趋于兴盛。到了中唐，道教的主流呈现出外丹向内丹转折的过渡时期的特点。
初盛唐时，道教神道设教之术非常兴盛。首先是斋醮，即捉鬼、祈雨、消灾、解厄、超度亡灵的仪式。道教信徒们的修炼活动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如念诵道教经文，信奉、受持道教经典，刊刻流通、散发传播道教经籍，持戒、佩符、投龙简、点照仙灯、发善愿等等。其次是幻术。
南北朝时，刀枪不入、使水倒流、使钉自出、隐身、入水不沉、踩刀不伤、呼唤禽兽、变易形貌使人不识等方术已经出现。唐代道士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涌现了陶鸿景的弟子王远知、世传为张果老的张果等等一大批高手。再次，隋至中唐时期，谶纬、骨相、占卜、占星等民间方术正式被道教网罗进来，成为道术的一部分。
在道的理论得到发展，道术的种类增多、操作变得更精密而富有成效的情况下，道与术分为两块皮的局面结束了，二者被结合起来了。这是隋至中唐道教的总体特点。
不可否认，这一时期的一些道术因实际效果被证伪而被认为是骗人的。几个皇帝的中毒而死，众多服食者的中毒，不少道士打肿脸充胖子的所谓尸解，充分证明了炼服外丹以求长生不死是不可能的。大部分有可验证的内容的神道设教之术同样也是骗人的。这些自欺欺人的把戏能欺骗一部分人，但不能欺骗所有的人，尤其是不能欺骗理性主义鲜明、知识渊博的士大夫阶层。只有把道教由这种粗鄙的形式转变为高雅的形式，把向外的追求转变为向内的体验，把迷信转变为哲理，使得道教高雅脱俗，它才能占领士大夫阶层这一至关重要的市场。否则，道教如果仅仅靠吹喇叭抬轿子，或者靠投某一个皇帝所好来维持生存，那注定是不能长久的。这是内丹学即将勃兴的信号。这是狂热粗俗鄙陋的斋醮等神道设教之术已开始为大多数人所厌倦，不合士大夫阶层的畏口，道教发生转型，开始调整自己的道与术的信号。司马承祯和吴筠的见解，当时虽然有一部分士大夫赞同，但总体来说，影响不大。不过，历史的发展证明了他们的见解是对的。
隋唐哲学主要是佛道二教哲学，他们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心性论的哲学研究推进到了可能的最大高度。道教的心性哲学以庄子思想为根，汲取魏晋玄学的精粹，结合道教修仙的实际，在道体重玄论、道性自然论、修心复性论、重玄境界论、重玄思辩方法论等方面都达到了精深的地步。此前道教哲学只有单角度的“无中生有”和最后的结论“有无相生”，道体重玄论用“谴有归无”增加了自有入无的另一个角度，弥补了这种缺憾。道性自然论发展了道家的自然观和中国古代对世界本体、本源的认识的理论。修心复性论是唐代中期以后内丹学理论极其重要的思想源泉。重玄境界论超是非、超善恶，追求完全的自由，是一种生理与心理相结合的为追求人的生命本真的坦露和潜能的发掘的完美方案。这一时期的道教学者们，自觉而富有创造性地适应了当时作为时代思潮的心性哲学的论争，并为此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为日后宋代理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