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绪论(2)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的扶贫战略开始由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转变，由单纯的直接救济向地区经济综合开发的方向转变，由单纯地向贫困地区“输血”向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转变，然而自然资源非常贫乏的深山僻坳，“血”却很难造出来，反而在“造血”过程中把昔日长满树林的山坡开发成荒山秃岭，对自然环境造成更加严重的破坏。因此只有通过“换血”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山区农民的贫困问题。在2006年12月出版的《新乡土中国——新农村建设武义模式研究》一书中就这样写到：不管是“输血”还是“造血”，都无法让身居贫瘠高山的农民摆脱贫困。政府部门在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后，认为要从根源上改变贫困村民的生产、生活环境，应该引导和鼓励他们搬迁下山，异地脱贫。这就是“下山脱贫”这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反贫困战略。在此可以把它称为“换血”战略。也就是通过迁移下山，到平原安家定居，永远告别不适合人类生存的贫穷的高山，把过去的“血”通通换成今天的新鲜血液，改变了农民最基础的生存环境，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贫”。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指出：“对目前极少数居住在生存条件恶劣、自然资源缺乏地区的特困人口，要结合退耕还林还草实行搬迁扶贫”。对于居住在深山区、库区、地质灾害频发区，生存条件恶劣，自然资源枯竭，基础设施薄弱，面临“一方水土无法养育一方人”的困境的居民，单靠就地常规扶贫不仅成本高，难度大，而且很难取得实效，只有采取异地移民搬迁，才能彻底解决问题。移民扶贫搬迁是从根本上改善贫困群众生存条件的有效途径，是党和政府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实现小康水平的重要举措。

最初的移民扶贫是从1983年在甘肃定西、河西地区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陆续开始的。现在，移民已经成为中国扶贫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之一。移民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贫困人口的生存状态和生产生活状况，但投入大。另外移民还涉及一些政策问题，如土地政策、社区政策都需要配套。而且，如何使移民能够融入迁入地，与迁入地的人生活在一起，也需要协调，要做很细的规划和工作。所以，移民过程不仅是一个经济行为，还是怎样以人为本的政治行为和社会行为。

因此，移民是一种好的扶贫举措，但不是主要手段，只是作为解决生活在最贫困地区、条件极端恶劣的这部分人脱贫的一种手段。不过，随着中国贫困人口的逐步减少，最后一部分居住在生存条件恶劣的人还是要通过移民安置来解决。与移民扶贫相关的主要着作有：2004年黄承伟着的《中国农村扶贫自愿移民搬迁的理论与实践》，该书总结了多年扶贫移民搬迁的实战，并以此为基础，应用实证与规范、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研究了扶贫移民搬迁的经验与做法、影响与效果、过程与机制以及新阶段扶贫自愿移民搬迁的基本条件等；世界银行编着《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　贫困问题·社会发展指标》（1990）（Worlddevelopmentreport1990／WorldBank，1990），本报告是一年一度评述重大发展问题的系列报告第13期，提供120多个国家选用的社会经济方面的数据，探讨发展中国家当前最紧迫的贫困问题，如何减轻贫困的主题；还有李宁主编的《宁夏吊庄移民》（2003），康晓光着《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1995）；程瑜着的《白村生活——广东三峡移民适应性的人类学研究》（2006）等。

国内有关移民扶贫的论文很多，如：赵劲、李敏等写的《对我国深山区移民扶贫成本的社会学分析——以江西省遂川县为例》（《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通过对江西省遂川县深山区移民扶贫的成本问题分析，认为扶贫移民不仅要考虑经济成本，还要考虑环境成本，要把心理成本、文化成本降到最低，在移民扶贫过程中忽视传统文化，对人的心理造成伤害的移民决策是不慎重的；忠民、全洲发表的《百万人口脱贫工程与中国政府的反贫困制度安排》（《宁夏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一文中写到“反贫困吊庄移民是中国政府具有世界意义的制度创新”；张雅丽、林龙的《对浙江省“下山脱贫”工程的省思》（《中国人口科学》2006年第6期）一文以浙江省下山移民脱贫为案例，分析移民行动发生过程中政府的动机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探讨“自下而上”的贫困群体自主脱贫和“自上而下”的政府扶持服务相的扶贫模式，以期实现对贫困问题的良性治理；韦惠兰、白建明发表在《中国人口科学》1996年第5期的论文《扶贫开发移民：妇女参与发展的新契机》认为对迁出区与迁入区妇女现状的分析，对移民过程中妇女参与作用的研究，对存在问题的探寻，以及提出妇女参与发展的相应对策是十分必要的；覃明兴2004年9月发表于《求索》中的论文《扶贫自愿性移民研究》写到：20年来，学术界在扶贫自愿性移民研究的一些主要领域中取得了极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并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但在经验研究的理论梳理、移民原住地的关注和研究主题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温民能、熊群在《扶贫移民工程的模式探索》论文中写到扶贫移民工程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后的必然选择，没有后路，势在必行；杨军昌的论文《贵州农村特困人口移民搬迁及扶贫开发》（《人口与经济》2003年第4期）认为移民搬迁扶贫开发是解决贵州农村特困人口温饱、走向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陈忠祥在《干旱区地理》1998年第4期的论文《宁夏吊庄移民的理论分析》中主要从吊庄移民的基本指导思想、人口迁移机制、扶贫和区域开发机制入手，对其理论基础即人口迁移理论、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理论及区域科学理论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论述；张志良、张涛等人的《开发性扶贫移民安置模式》（《中国人口科学》1997年第3期）一文对扶贫性移民的安置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构建了移民社区布局及其建设规模、乡村聚落的空间形式、移民的时序和实施步骤等移民安置模式；王忠贤的《迁移扶贫之我见》提到了迁移扶贫的对象、方式、方法、原则、资金来源、社会协调等方面的问题。此外，相关论文还有《吊庄移民：开发式易地移民的主要形式》、《对云南异地开发扶贫政策的思考》、《扶贫搬迁要搬掉贫穷》、《扶贫自愿性移民搬迁模式效果评价》、《甘肃移民过程中的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广西异地扶贫开发主要形式及特点》、《解决移民生活出路才是根本所在》、《科学实施移民扶贫》、《贫困地区的环境移民与经济发展》等论文。

三、理论关照

1人口迁移理论

1885年，英国统计学家拉温斯坦（E.G.Ravenstein）在论文《人口迁移规律》中提出人口迁移的六条规律，其中有两条是这样的：一是多数人口迁移都是短距离的迁移，二是每个主要的迁移流都会产生一个补偿性的反迁移流。1966年，英国人口学家李（Everetts·Lee）在英国《人口学》杂志上发表的《人口迁移理论》中提到，人口迁移量的大小，随经济的增长或衰退而发生变化。经济增长时期人口迁移量较多，而经济衰退时期人口迁移量较少。对于迁入地的各种正因素，迁移者作出的主要是积极的选择；对于迁出地的各种负因素，迁移者作出的主要是消极的选择。赫伯尔提出的人口迁移的“推力－拉力”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末由唐纳德·博格等人对其进一步研究，认为迁出地必有种种消极因素所形成的“推力”把当地居民推出原居住地，而迁入地必有种种积极因素所形成的“拉力”把外地居民吸引进来。形成“推力”的因素，诸如当地的自然资源枯竭、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村劳动力过剩导致失业和半失业状况、较低的经济收入水平等。形成“拉力”的积极因素，诸如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工资收入、较好的生活水平、较好的受教育机会、文化设施和交通条件等。当然，迁出地对于迁出者也并非完全充满排斥力的消极因素，其中也有一些吸引人的积极因素，诸如家人团聚的欢乐、熟悉的社区环境、在出生和成长地长期形成的社交网络等。同样，迁入地也并非完全充满吸引力的积极因素，其中也有一些排斥人的消极因素，诸如单身生活的烦恼、竞争激烈、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等。迁移者总是在迁出和迁入两地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多寡大小的比较中，以及在迁移后的正负效益的利弊得失的权衡之中，做出是否迁移的决择。②

2．贫困与反贫困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