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约翰先生走后，就开始下起了暴风雪。第二天又下了一天，到了黄昏，道路几乎不通了。我关了窗，整了整火，点了根蜡烛，取来《玛米昂》，在炉边开始读起来。
突然，我听见一声响动，我拉开门闩，圣·约翰先生站在我面前。他身上的斗篷，像冰川一样雪白。我有些惊慌，“有什么坏消息吗？”我问，“出了什么事吗？”“没有，瞧把你吓的！”他一边回答，一边脱下斗篷挂在门上。随后他走近火炉，他一面在火焰上烘着手，一面说：“说真的，我好不容易到了这儿，有一堆积雪都到了我腰部。”“可是你干嘛要来呢？”我忍不住说。“这么问客人是不大礼貌的。不过既然你问了，我还是回答你吧，我只是想同你聊一会儿，从昨天起我便有些激动不安，像是一个听了半截故事的人，急不可耐地想要接着听下去。”他坐了下来。我回想起他昨天奇怪的举动，担心他的理智受到了影响。
然而他还算比较冷静和镇定。我等着他会说一些至少我能够理解的话，但他用手托着下巴，手指放在嘴唇上，他在沉思。他的手跟他的脸一样消瘦，顿时，我心里涌起了一阵怜悯之情：“但愿黛安娜或玛丽回来跟你一起住，你那么孤零零一个人，实在太糟糕了，你又不会照顾自己。”
“一点也没有，”他说，“我会照顾自己的，我很好，你看见我什么地方不好啦？”他说这话的时候心不在焉，表明我的关切，在他看来是多余的，我闭上了嘴。他睡眼朦胧地看着闪烁的炉火，像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说。我立刻问他是不是感到有一阵冷风从他背后的门吹来，他有些恼火地说没有。我想他不愿谈，我还是不打扰他吧。
于是，我继续读起《玛米昂》来。不久，他开始动弹了，他拿出一个皮夹子，从里面取出一封信来，默默地看着，又把它折起来，放回原处，再次陷入沉思。在这种情景下，我想要看书也看不进去，我想要同他谈谈。
“最近接到过黛安娜和玛丽的信吗？”“自从一周前我给你看的那封信后，再没有收到过。”“你的安排没有什么变动吧？该不会让你提前离开英国吧？”“恐怕不会。如果这样的话就太好了，但是不会落到我头上的。”谈话毫无进展，于是我把话题转到学校和学生上了。
在谈话停顿的空隙，时钟敲了8下。钟声把他惊醒了，他站直身子转向我，让我到火炉那边去。我有些纳闷，但还是过去了。“半小时之前，”他接着说，“我说急于想听一个故事的另一半。后来想了一下，还是让我来叙述好一点。这个故事在你看来，恐怕有点陈腐，但从另一张嘴里吐出来，常常又会获得某种新鲜感。不管陈腐也好，新鲜也好，反正很短。”
“20年前，一个穷苦的牧师与一个有钱人的女儿相爱了。她不听她所有朋友的劝告，嫁给了他，结果婚礼一结束他们就同她断绝了关系。两年未到，这一对夫妇便双双去世，他们留下一个女儿，她一生下来就被送到母亲的一位有钱亲戚家，被孩子的舅妈，一位盖茨黑德的里德太太收养着。”
“你吓了一跳，是听见什么响动了吗？我还是说下去吧，里德太太把这个孤儿养了10年，她跟这孩子相处得并不愉快。因为10年后，她把孩子转送到了一个你知道的地方，恰恰是罗沃德学校，那儿你也住了很久。她在那儿的经历似乎很光荣，像你一样，从学生变成了教师，我总觉得你的身世和她的很相似。后来她离开那里去当了家庭教师，担当起教育某个罗切斯特先生的被监护人的职责。”
“里弗斯先生！”“我能猜得出你的情感，”他说，“但是我差不多要讲完了。关于罗切斯特先生的为人，除了一件事情，我一无所知。那就是他宣布要同这位年轻姑娘体面地结成夫妇，而就在婚礼上，她发现他有一个妻子，虽然疯了，但还活着。然后这位家庭女教师走了，谁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走的，去了什么地方，怎么去的。她是夜间从桑菲尔德出走的，她可能会走的每一条路他都去查看过了，但一无所获。各报都登了广告，连我自己也从一个名叫布里格斯先生的律师那儿收到了一封信，告诉我刚才说的那些细节，这难道不是一个奇怪的故事吗？”
“你就是要告诉我这些吗，”我说，“既然你知道得那么多，你当然能够告诉我罗切斯特先生的情况怎么样？他在哪儿？在干什么？他好吗？”“我对罗切斯特先生一无所知，这封信一点也没有提到他。你还是该问一问那个家庭女教师的名字。问问非她不可的那件事本身属于什么性质。”
“那么没有人去过桑菲尔德吗？没有人见过罗切斯特先生？”“我想没有。”“可是他们给他写过信吗？”“那当然。”“他说什么啦？谁有他的信？”“布里格斯先生说，信不是罗切斯特先生回复的，而是由一位叫‘艾丽斯·费尔法克斯’的女士回复的。”
我一时觉得心灰意冷，他可能已经离开英国到欧洲大陆去了，去那些他以前常去的地方。他能在那些地方为他巨大的痛苦找到什么麻醉剂呢？能为他如火的热情找到发泄对象吗？我不敢想象。我可怜的主人，曾经差一点成为我的丈夫，我经常称他“我亲爱的爱德华！”
“他准是个坏人。”里弗斯先生说。“你不了解，别对他说三道四。”我激动地说。“行啊，”他平心静气地答道，“其实我心里想的倒不是他。既然你没有问起家庭女教师的名字，那我得自己说了。”
他再次不慌不忙地拿出那个皮夹子，从一个夹层抽出一张原先匆忙撕下的破破烂烂的纸条。我认出，这是被他抢去、原先盖在画上那张纸的边沿。他把纸头凑到我面前，我看到了用黑墨水笔写下的“简·爱”两字，那是我不经意间留下的笔迹。
“布里格斯写信给我，问起了一个叫简·爱的人，”他说，“而我只认得一个叫简·爱略特的人。我承认我怀疑过，直到昨天下午疑团解开，我才有了把握。你承认真名，放弃别名吗？”
“是的，不过布里格斯先生在哪儿？他也许更了解罗切斯特先生的情况。”“布里格斯在伦敦。我怀疑他是否知道罗切斯特先生，他感兴趣的不是罗切斯特先生。难道你不问问布里格斯为什么要找你，他找你干什么？”
“嗯，他需要什么？”“不过是要告诉你，你的叔父，住在马德拉群岛的爱先生去世了。他已把全部财产留给你，现在你富有了，仅此而已。”“我？富有了吗？”“不错，你富了，一个十足的女继承人。”随之是一阵静默。
“当然你得证实你的身份，”圣·约翰接着说，“这一步不会有什么困难。随后你可以立即获得所有权，布里格斯掌管着遗嘱和必要的文件。”刹那间从贫困变得富有，总归是件好事。此外，生活中还有比这更惊心动魄，更让人销魂的东西。你一听到自己得到一笔财产，不会一跃而起，高呼万岁！而是开始考虑自己的责任，谋划正事儿。
此外，遗产、遗赠往往伴随着死亡、葬礼。我听到我的叔父，我唯一的亲人去世了。打从知道他存在的那一天起，我就想着有朝一日能见见他，而现在，是永远不可能了。而且这笔钱只留给我，不是给我和一个高高兴兴的家庭。当然这笔钱很有用，而且独立自主是件大好事。是的，我已经感觉到了那种想法涌上了我的心头。
